2017年9月21日下午，复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FT中文网创刊总编辑张力奋在界面主办的2017中国优传播大奖颁奖典礼上发表主题演讲《优传播的全球困境》，以下为完整内容：

文|张力奋

我这次接受界面的邀请，一方面界面是我过去多年一直非常关注的一个媒体，另一方面我非常喜欢界面今年提出的三个字，就是“优传播”。我们中国人新造概念的时候是缺什么造什么，一方面传播正在进入非常令人激动的新的技术时期，但是同时如果传播不小心的话，可能就会陷入一个“劣传播”的时代。

互联网正改变人类“行为”

不管是做媒体还是研究媒体，其实在人类传播史的每个重要的接口，我们关注的就是两点，一个是看新的传播技术、新的媒体能不能赋予我们新的能力，原先做不了的事情现在能够做；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些新的技术、新的媒体能不能改变我们的行为习惯。

我自己看媒体，非常关注技术是不是真的能对我们人的行为造成影响。最好的例子就是现在的社交媒体。我有一个小外甥，在他8、9岁的时候，有一天发现家里的手纸没有了，他明明知道外公在2、3米之外的房间里，但是最后还是选择给他外公发微信。为什么人类对技术有这样的使用方式？我相信他没有做非常理性的选择，他完全可以叫喊外公，但出于人对技术的追求，如果通过技术达到一种功能是更酷的事情，是不是这样？

其实人类传播史上，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基本上一直属于追随者，我们很少能够创造一些原创的技术、功能、使用，但是过去的5-10年，我们改变了这个状况。如果现在要研究社交媒体的话，我认为现在中国社交媒体技术的精加工和使用真的是传播业界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要改变行为不一样，其实很多的产业之所以最后成功能够取得生存的合法性，就是借助人类行为的改变。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还觉得我们应该自己手洗衣服，那洗衣界永远无法进步；中国人不想多吃糖，全球的糖价会出现非常大的波动；当中国人喜欢吃面包，就会创造一个全新的产业。所以习惯和行为的变化在我看来非常重要，是观察媒体，特别是观察媒体技术革新的一个点。

我相信一个新技术能让人的行为发生变化，不管他以前的传统、文化如何。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因为某一种东西的介入，我们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从社交媒体的变化说起。我相信有很多人因为有了微信，调整了自己的睡眠习惯，调整了人和人之间的方式，我们的社交圈子因此而扩大，并且我们对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关系产生了新的联想，我们可能可以共同在某一个群当中生存，而十年里从不见面。这样虚拟的人和物、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我觉得在人类的传播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如果真正考虑到一项技术对一个产业的定位，我们也可能因此失去一个产业。所以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是全球的优传播面临困境，我主要讲以下几点：

社交媒体令我们狭隘、焦虑？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社交媒体是非常吊诡的现象，赋予我们无数的可能性。不论是中国还是欧美的研究，都表明社交媒体会令我们越来越狭隘，或者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焦虑，我自己手上可以看到，过去的两三年中在美国、英国、欧洲至少有4、5个研究大概说明了这一点。因为现在有过多的信息，我们看起来有非常多的渠道，但是我们对媒体的享用和接受是实际处在越来越小、越来越狭隘的层面。这个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作为人类，我们对信息和内容的真正需求到底有多少？是无限量的，还是说生理上或心理上每天会有一个瓶颈？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我们考虑的。

美国匹斯堡大学有一项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介入之后，以年轻人尤甚，人们的生活产生的反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向，他们认为社交媒体加剧了他们的孤独感，加剧了他们和真实世界的割裂感，加剧了生活中某种消极情况，包括嫉妒，包括希望别人相信他们呈现出的理想生活。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年时间，全世界接近1300万人离开了脸书（Facebook），当然离开的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最终会选择暂时离开这样的平台，因为他觉得这些技术所创造的情景可能在真实世界的关系间造成了某种障碍。

“内容黑洞”

第二个问题有关“内容黑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大众传播的世界，一个重要的限制就是大众传媒对于资本以及资本背后机构的支持力度非常大。看数据的话，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从没有过的情况：每天全世界能够创造的数据和内容大概有2.5CB，CB就是在B前面加17个0，如果我们有一些芯片，把每天全世界创造的数据和内容全部储存在这些芯片上，大概能有4个埃菲尔铁塔的高度。我们现在传输数据的成本越来越低，这样的内容的“黑洞”——这个词是我现在暂时在用——到底要产生多少？无论是资本、技术、时间、关注力，人类对内容的需求到底能不能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仅仅把字节看成内容的话，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现在制造垃圾（内容）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人类的任何其他时代，这不应该有所思考吗？所以当头条不再是头条，或者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头条，我们如何和一个真实的世界构筑一种关系？而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关系对每个人、社群、社会、国家的生存都有直接的影响。内容的黑洞，以及技术的成本的降低赋予我们制造垃圾的能力，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吗？

谁承担新闻公共品生产的成本？

这是第三个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几乎每天在社交空间里面和真实世界之间仅仅可能就隔着一个微信或者一个脸书，但是甄别信息的成本越来越高。我曾经举了一个例子，每天要喝牛奶的时候，要知道这头奶牛到底是吃了哪一家供应的草，是在哪一个牧场放的，我相信这样会破产，因为生产没有了最基本的契约，因为技术开始断裂。所以，谁来承担公共品？谁告诉我这个事情是不是发生了，如何发生了？

现在全球有三个做法，以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杂志，和美国的纽约时报的做法为首，随着广告的递减，2014年全球的报纸广告收入是差不多660亿美金，到2015年跌到600亿，去年560亿，每年以差不多10%的速度递减。当广告无力支撑我们公共品的时候，谁来支持，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付费墙”。付费墙的做法就是让用户和消费者直接负担一部分的内容生产的成本，这是目前比较通行的，也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在这样做。

FT在2016年第4季度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来自数码内容的收入第一次超过了广告收入。从这个意义上，FT已经完全成为了数码的报纸，因为它的成本、收益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纽约时报去年第一季度广告跌了10%，但是通过付费内容所增加的收入份额增速非常快，去年网络版的读者第一季度就增加了30万阅读量。大家知道以前的付费墙，建筑得非常牢固，几乎没有可以漏水的地方，我规定每个月可以享受多少的免费阅读量，然后就要付费了。但是现在这堵墙稍微可以漏一点东西出来，为什么呢？用漏的东西来吸引更多付费的读者，换取品牌的内容和关注。

第二种做法用得比较多的，以英国的卫报为例。他们明确说因为我要提供的是公共品，所以绝对不收费，现在还是坚持免费。但是免费的页面底下，我希望你能够支持我的公共品，不管是捐20美金还是20英镑，还是100美金、100英镑，希望以此维持整个社会的公共品的提供，这是另外一种做法。中国的情况完全是另外一个情况，今天不细说了。

记者会被迫离场吗？

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离场，这个情况在中国非常多。有一些大型的媒体机构，在过去2-3年里面，他们中间离开的记者已经到了4位数——每个机构。
记者的离场对整个社会的内容生产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去年，纽约人杂志事实核实部的人从原来的7人增加到14人，因为他们知道在这样技术颠覆的时代，人对事实的甄别成本大大提高了。我上次去牛津大学访问的时候，提到中国一流的媒体招到一流的记者已经非常困难，卫报的记者、总编辑说他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仍然能够以20年、50年、100年之前的高标准，在受到最好的教育的人当中找到他们的记者、编辑、撰稿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如果记者离场，如果编辑离场，同时因为我们技术的颠覆，使我们的专业主义人员和专业主义的基本标准在这个过程当中消失的话，这将是公共品的灾难。

数字时代，我们是否拥有“被遗忘权”？

最后我想说一个小问题，特别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数字时代下我们是不是还拥有被遗忘权（The Rights to be Forgotten）。可能有人会注意到，2014年的时候，欧洲最高法庭做出裁决，如果在欧盟境内有人因为一些原因要求谷歌删除部分和他们个人相关的连接和索引的话，谷歌负有法律上的义务。2年的时间里谷歌总共收到了将近54万份的申请，比如说何力（界面新闻总编辑）可以提出来，谷歌上面有三条关于我的资讯，我认为我应该享受我的被遗忘权，我不希望身后留下很多的信息。谷歌2年时间里面总共移除了165万条的链接，其中43%在索引当中永远消失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多媒体技术、互联网技术上，我们对技术的挖掘一方面解放了我们，一方面产生了亟待解决的很多伦理问题。我相信，尤其当中国的互联网现在已经是成为全世界目前最可关注、最可期待的领域时，在座的传播同仁会一起关注这样的一些问题，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对现代新的传播秩序，在人和人之间、人和机构之间，建立一些新的游戏规则。我想当技术以及技术的功能和我们人类的一些大的观念开始能找到统合结构的时候，才能使这个社会继续往前走，避免这个社会的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