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尹磊

采访丨尹磊 杨亚茹

「造访大本营」

沿着定位，在上海康平路的一个弄堂深处，我们辗转数回，鲍宇克医生发来消息，“那个黑色的铁门就是”。

门栓灵活的像刚刚打了蜡，推开铁门，一座庭院豁然开朗，与门外小巷对比鲜明。隔着几米能听见里屋窗内传来的对话——“来的是？”“《四百味》”。鲍医生领我们进入办公室的时候，途经一场会议，里面三言两语，仔细一看，中间坐的是张强医生——中国医生集团的奠基者。

入座，两杯茶。“这里是整个张强医疗的行政部”，鲍医生向我们介绍，康平路弄堂内的这座庭院，其实是张强医生集团的“指挥中心”。2014年，团队租了两辆推土机，一人一把铲子，把这个600平米的院子彻底大翻修。三年来，核心团队在这里生根发芽，院内的蔷薇、林木也一路疯长。树荫下，无数个体制内外的医生曾和院主推杯换盏，信誓旦旦，点燃了医生集团在中国的第一枚火种。

▲2014年，张强医生集团的行政总部在上海康平路一处弄堂内破土动工，鲍宇克医生亲自提铲上阵，“施工队没估计到是这么大的园子，翻整出来的垃圾也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两辆大卡车，一辆重型铲车，整整一下午……”

2014年的7月1号，张强正式成立张强医生集团，同年8月1日，鲍宇克从公立三甲医院辞职，加入张强医生集团。当日，也是浙江人鲍宇克到上海的整整第12个年头。那天他的朋友圈是一张手术室的空镜头，像是隐喻一场别离。

翻阅张强医生集团的自媒体，检索到几年前一个细微的片段：张强在2012年的自立门户，对鲍宇克当时触动极大，夜里他辗转反侧，终于在凌晨给张强留言：“您先行，我随后！”

▲张强（左）与鲍宇克（右）

「离开舒适区」

目前，鲍宇克作为张强医生集团的创始团队成员之一，已经开始独立领衔疝外科医生集团，在品牌上从属于张强医疗品牌。

对于鲍宇克来说，离开体制，意味着从一个舒适区迁徙到另一个舒适区。前者隐含着体制内一种力不从心的惰性；而后者，代表着身处自由的陶醉。

此番场景和几个照面，让眼前这支团队，散发出一种雅痞人文的精神内核，在上海这个地方，也好像理所应当。鲍宇克用“小资”来形容大本营的氛围，他希望给“上岸”的医生们能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与“上岸”前的紧绷、消极划清界限。

▲庭院里有一尊石雕的猪，在张强医生集团的一部纪录片里，字幕打上了“风口的猪”

在公立医院待了十几年，听惯了埋怨和牢骚，鲍宇克想要与过去的状态彻底剥离。“我觉得医生出来，一定要把他们服务好，让他们体现价值。”但一切舒适、小资、乐观都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熬过苦。

“我们这里面来过很多应聘者，如果他诉说体制内太苦了，我们基本上就不要了。如果一个人连体制内这么稳定的环境都混不好，那到体制外怎么生存？”

反过来看，对于很多医生来说，体制内的稳定，正是他们与外界思潮保持距离的理由。

公立医院的体制维护了一个稳定的业态，鲍宇克相信这样的局面正被逐步打破。这个过程中，谁会走出舒适区？谁愿意出来？

鲍宇克坦言，最早出来的医生多数是有技术，有能力，有情怀。脱离体制的限制想要更好的舞台，更多是想得到人生价值的体现；他们对国内医疗的现状担忧，希望重塑和谐的医疗环境。

“我在三甲医院十几年，临床和管理都在做。那时候我在想等到我五年、十年以后，甚至做到了主任，那时候的状态是不是我想要的？我觉得做到越高，你越要去配合这个体系。”鲍宇克直言快语，他深有体会，体制内只有适应整个机器的运转，才能融入进去，但这却与他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对于走出体制的医生来说，他们想要更好的舞台，对国内未来的医疗感到担忧

现阶段，体制内外看似对立，但它是不停在发展变化的。鲍宇克的判断中，医生不属于体制内，也不属于体制外，而属于社会，是社会资源。

“现在体制外医生集团的市场越来越成熟，一些混不下去的人也出来了，包括闯祸的、闹纠纷的，这意味着未来市场必将经历一轮洗牌。并不是说市场上的医生都很好。”

对于鲍宇克来说，小资的标签如果放到医疗上，等同于优质。这不是口号上的“高端医疗”，也不在于豪华的装修。优质意味着直达核心，用我们熟悉的一个词，就是用户体验。

“我们看过一些医院，它的水龙头是镀金的、墙是大理石雕花的、门把手是水晶的，这样算优质吗？ 从专业的角度判断，我们更关注这个雕花大理石容不容易清扫灰尘和环境消毒，手术室的无菌流程和消毒供应是否规范，手术室到留观病房需要转几个弯，患者是否舒适和方便。“

“优质首先是患者利益最大化。” 鲍宇克对医疗服务的态度，更像是一个科技公司产品经理，一口气能说出一连串的患者需求和痛点——从找到这家医院，你的医疗服务就开始了，还没进医院，车位就开始让人头疼；到了门诊大楼，不知道去哪儿看，不知道该找谁；直到挂号，排队，一直到就诊，目前的体验好吗？医生看诊是最核心的环节，有没有充分的时间沟通，站在患者角度提供好的服务？全部的就诊结束了，后面开始治疗、拿药，药房的人是不是冷冰冰的？最后结账、出院了，到家里发现一个小问题忘了问，这个药好像没有跟我说怎么吃。

有些基本服务的缺失已经到了滑稽的程度。鲍宇克感叹，优质就是让患者从萌生来就诊的想法开始，就能消除焦虑，全程感到放心和安心。

「铁三角：医生，机构，支付」

医疗的本质是医生给患者看病。从医疗体系里头看，医生、医疗机构和支付是最核心的三个单位，这在全世界通用。

而且，三者的关系是一个均衡且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才能让患者的利益体现出来。中国在医疗上有自己的特殊性，现阶段医院一家独大，手握医生，这意味着它在市场上占有绝对主动权，而医保还是商保，它的控费能力很弱，缺乏议价权。

但在国外，像凯撒这样的医疗集团，其保险、机构、医生是三个独立的部门。鲍宇克对《四百味》解释说，“它的利润产生不是患者多看病，而是患者少看病，为什么？因为保险有收入，这就要求它管理医生，不能过度医疗。医生和医院之间又是一个相互制约的关系，因为医生一旦可以在市场上流动，就会形成一个均衡的机制，如果一个医院的服务不够好，医生和患者都会相应下降。”

▲2015年8月11日，张强医生集团与和睦家医疗集团正式签订合作协议。这个合作在张强和鲍宇克的创业路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医疗机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从软硬各方面提高服务能力，吸引更多的医生，而患者、保险支付也会随之而来。保险的目的是管理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度医疗，作为第三方，省下来的钱都是保险公司的。此外，保险公司还要管理医生是否合法就医，医疗事故的频次有多高，这些都影响到保费的数额。它还要主动管理患者的健康，让患者少生病，从而提高保费的结余。所以，国外的保险、机构、医生三者存在着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相互制约，最终良性发展。

纵观国内和国外的模式，国外这种三足鼎立的模式比比皆是，这跟国内最大的差别是——医生是自由人，是医疗机构之外的独立一股力量。“所以我们要做医生集团的目的，也是看到了国内医疗的这种生产关系。”鲍宇克解释说。

▲2015年11月，医生集团（北京）疝临床基地落户北京善方医院，疝外科医生集团正式开展北方临床业务

「管控下的失控」

国内医疗的这种生产关系，有历史原因，也有历史遗留的羁绊。鲍宇克对医疗从集约化向市场化的过度有自己的逻辑梳理：建国以后几十年，用这么少的医疗投入和医护比例，完成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基本医疗健康问题，其实很好的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其中付出的是大量医护人员的高强度的辛苦劳动。

集约化意味整体的高效，但物质和经济的上升，已经让国内整个社会矛盾发生了改变。人们在基本医疗之外，还有额外的医疗需求，这促使原本的集约化模式受到挑战。体验不好、焦虑、排队、过度医疗等等问题纷纷凸显。因此，在集约化的管控下，目前的医生正面临着自主能力的失控，以及保险公司议价权的失控。

“所有的医疗相关方都是不满意的。你问患者满意吗？患者说不满意；你问医生满意吗？医生肯定说不满意；政府满意吗？政府也不满意；医保方更不满意；做商保的都有点像活雷锋了。为什么？中国的商保其实非常艰难，因为它没有控费能力，大量的商保经费都缺少很好的利润。我们看到好几家大的商保公司，它们说这是在为未来布局。”

鲍宇克坦言，在公立医疗体系内，现在的中国医院院长，其实都是很有能力的一批人。在国家管理政策这么严格的环境下，在这样一个医保限额的大背景下，能够把医院经营的这么好，都需要很强的能力。

经营好一家医院，是院长首要的工作，如果他都是按照理想中的，或是老百姓想像的去做，那这家公立医院可能没什么活路，因为市场和体制的限制就摆在那里。“这事我们也不能去怪院长，他只是很好的履行了他的职责而已。”

当然也有些开明的医院，像浦南医院及其他一些混合体制的机构，更新成了一个良好的执业平台，允许医生出去，也允许其他医生进来。这样的机构接受了很多医生集团的合作，需要院长有很大的魄力。

吃螃蟹的人总是要面对不可预期的风险。所以，现阶段在公立医院谁都不想去打破这种平衡，只有尽力的去维持这种平衡。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体制内现有的部分医生开始积极参与到医改，但是多数医生其实是不愿意改革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舍不得公立体制的温床。

「如履薄冰的幸福」

▲2015年，杭州之江路上发生一起车祸，有人报了警。等到交警赶到时，患者头部已经被一位开车路过的医生处理包扎好，这位医生就是鲍宇克。

“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能够对整个体制有一些改变，有一种新的医疗模式——让老百姓得到最有价值的医疗，不过度医疗；让医生体现价值的医疗，有更好的收入。同时政府要满意，资方要满意，这些所有的前提是什么？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价体系。”

鲍宇克认为，一般来说，医生劳动价值的收费，在一次治疗当中应该要达到30~50%以上。不需要以药养医，也不需要以器械养医。实际上，对患者来说很多这些费用是可以抹掉的。

比如某些疝气手术，其实并不需要用抗生素，也不一定都用到补片。一张补片是什么概念？它在国内的价格大概是3000~50000元之间。据鲍宇克医生透露，按平均3000元来算，中国去年腹股沟的修补量是100万例（从补片公司的销量核算），3000元乘以100万，达到了数十亿元人民币，而这还仅仅是疝气的腹股沟一个单病种的花费。

这里头的药品、耗材使用，也关系到社会资源的重新再调配。从补片销售的下降，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医疗的流通乃至金融体系。但这个例子要解释的，是医疗费用实际存在很大的压缩空间。

如果有一个医生有很好的技术和治疗手段，他完全可以省掉一部分耗材的费用。“体制外的医生最大的成本是什么？是品牌和口碑。所以对我们这些医生来说，始终处在一种如履薄冰的状态，每个患者都要服务好。”

患者哪里来，患者就是靠口碑来。

个体经济也好，后来的民营经济也好，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活力，与国企存在天壤之别，为什么？“体制外是不能混的，市场很残酷，从来没有哪个企业可以在市场中混出好结果。市场是九死一生的，创业更是这样。”

「强者更强」

医生集团在中国，虽然已走过三年多的历程，但它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医生集团无论在定义、发展模式、管理机制、国家政策等等，仍没有一个最终确定的规范。医生集团还是一个婴儿，它会长成什么模样？还难定论。

▲镜头前的鲍宇克。2015年，北京电视台跟拍张强医生集团一天的工作，镜头记录了鲍宇克从手术到术后病人采访；从和睦家医院到医生集团北京总部

鲍宇克对《四百味》说，“我觉得未来的医生集团，可能90%的是一些小组织，是三五个医生共同行医的组织。10%会是一个全国性，甚至全球连锁的大规模医生集团。因为时代赋予了中国这样一个机会，中国的医疗改革和医生的解放是在同时进步的，所以有机会在短时间内集合大量的医生和知名专家，共同来做这件事。”

“大家都愿意跟强者在一起，所以，这个领域应该会是强者更强吧。”

因为在创业初期，突出个人品牌才能容易做下去，但随着企业化的管理，靠的更多还是团队的力量，但归根到底，团队依然需要一个领袖级的人物。

采访的最后，鲍宇克用苹果公司打了一个比方。他说，苹果的成长到目前为止，不是乔布斯一个人的，但却离不开乔布斯这个人。苹果的成功是千千万万的科学家一代一代人的结果，是不是乔布斯走了，苹果就没了？我相信在乔布斯后时代，一定会有一个类似于乔布斯的人，会挑起这样的大梁，会继续把苹果往前走，但是这里头不变的是什么？

鲍宇克语重心长地说，“是灵魂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