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孙政才成为十九大后首位被立案侦查的原副国级官员，消息一出立即挤占各大媒体头条。

2017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司法机关重拳惩腐的第5个年头。近一年来，不管职务多高、权力多大，只要涉嫌犯罪，决不姑息，一系列司法惩腐成果可圈可点，令人目不暇接。

《法制日报》记者今天梳理发现，截至12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公布的职务犯罪信息多达313条，其中新增立案侦查原省部级以上官员25人，提起公诉18人。在检察机关已起诉的原省部级以上官员案件中，已有39人获刑（含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赵黎平二审案件）。

立侦落马高官25人

除孙政才外，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原市长黄兴国，河南省委原常委、原政法委书记吴天君，国家安全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马建，湖南省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张文雄，广东省委原常委、珠海市委原书记李嘉……

查办原省部级“大老虎”一直是检察机关反腐的重头戏。今年可谓“好戏不断”，最高检共依法对25名原省部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立案侦查，比2016年多了4名。

十九大召开前，司法反腐加速，迅速查办了一批落马官员。如7月18日一天，最高人民检察院便连续发布对福建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等5名原省部级高官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的审查决定。9月，又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等5名原省部级官员进入司法程序。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落马高官密集进入司法程序，不但彰显了我国始终保持反腐高压不放松的态势以及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决心，更是表明了我国反腐运行机制的有效运行，以法治的思维惩治腐败，决心将惩治腐败最终落实到不断强化法律和制度的建设上来。

记者注意到，一批早已被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查处的“大老虎”，今年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2月6日，被称为国安系统“首虎”的马建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而早在2015年1月16日，官方便发布了马建落马的消息，至被立案侦查已逾两年之久。

共同参与了2015年“股灾”“救市”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与主席助理张育军，两人分别于8月31日、9月16日被检察机关宣布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而这已距201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二人接受组织调查也已过去近两年时间。

记者梳理发现，2017年有18名原副部级以上官员被提起公诉，除了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广东省委原常委、珠海市委原书记李嘉案开庭尚未宣判外，16人均已获刑。

“老虎”月月有过堂

9月2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黄兴国受贿案，对被告人黄兴国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当时，黄兴国已是今年第39位获刑的原省部级以上落马高官，刷新了“大老虎”获刑的记录。据了解，2016年共有34名“大老虎”领刑，2015年领刑的“大老虎”数量为16人，2014年为4人。2017年获刑“大老虎”数量创十八大以来之最。

从原省部级高官开庭审理的密集度上看，每月都有“大老虎”被公开审理或宣判。5月31日，人民法院对包括中国电信原董事长常小兵、浙江省宁波市原市长卢子跃、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等在内的8名原省部级官员宣判，一日审下8虎，这在“审虎”史上尚属首次。

8月4日，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珉受贿、贪污、玩忽职守案，对被告人王珉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了解，辽宁贿选案中牵涉的“大老虎”，今年已有4人获刑。其他3人，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郑玉焯，辽宁省委政法委原书记苏宏章分别于5月获刑。此外，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文科也于今年5月被最高检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7月25日，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扬州市人民检察院没收山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任润厚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违法所得申请一案公开宣判，裁定没收犯罪嫌疑人任润厚违法所得并上缴国库。

据悉，任润厚是反腐重灾区山西落马的“八虎”之一。其余“七虎”均于去年年底前获刑。因任润厚病亡，其所涉案件并未实质进入司法程序，此次检察机关提起没收违法所得程序，标志着对山西“八虎”贪腐行为的最终清算。

庄德水说，对任润厚提起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潜在的腐败分子具有强烈警示意义，过去有些贪官在贪腐行为即将暴露前，往往会抱着“牺牲一人，幸福全家”的念头选择自杀。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改变了人死就无法追究的局面，给潜在腐败分子及其家属造成心理压力，无形中提高了反腐的威慑力，是法治反腐的一大进步。

惩贪官不吝用重刑

5月26日上午，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对赵黎平执行了死刑。赵黎平成为十八大以来首个被执行死刑的“大老虎”。

5月27日，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因犯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单位行贿、滥用职权、徇私枉法6宗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武长顺成为继白恩培、朱明国之后第三位被判死刑缓期执行的“大老虎”。

对落马高官不吝重刑，是十八大以来我国重拳反腐的重要特点。记者梳理发现，除死刑外，今年以来，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广东省原副省长刘志庚、安徽省原副省长杨振超等9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使十八大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数增至19人。

此外，今年获15年以上有期徒刑落马高官达到12人，其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原副局长孙鸿志获刑18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潘逸阳获刑20年。

今年10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百名红通”1号人员杨秀珠贪污、受贿案，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80万元，追缴其贪污、受贿所得2639万余元。

对杨秀珠的宣判，是我国海外追逃追赃重大胜利。我国在重拳打击腐败的同时，加大追逃追赃工作力度，将外逃腐败分子最终绳之以法的工作一刻也没有松懈。

据了解，截至2017年10月，我国已从90多个国家与地区追回外逃人员3587人，追回赃款95.41亿元人民币。从2014年9月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到今年9月，检察机关已从40个国家和地区遣返、劝返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216人。而随着12月6日“百名红通人员”第28号李文革回国投案，全国“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51人。

□办案故事

将计就计挖出嫌犯受贿百万巨款事实

自贡“女亮平”的24小时

“我交代，有个承包工程的老板雷某送过我20万元。”今年5月，一个平常日子的星期二晚上9点，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检察院的办案工作区内，该市某局副局长张某面对一大堆工程资料，在侦查人员的连续讯问下，终于开口了。

在办案工作区侦查指挥中心视频监控前，看到两名年轻侦查员眼角肌肉细微的跳跃，自贡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杨熙琳也长舒了一口气——张某在同一系统内担任多年的领导职务，是一位有在检察机关两次“全身而退”经历的“老运动员”，一块典型的“硬骨头”。这次，张某从早上9点到案，到现在不过12个小时，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就交代问题，看来真是事不过三？！

杨熙琳把监控镜头切换到张某的正面，观察对象在交代问题后的神态变化是她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几秒钟后，杨熙琳心中一紧，她完全感觉不到张某在交代问题后的放松。旋即，她一面指挥侦查人员不露声色，继续深挖细节，一面安排另一组人迅速锁定行贿人雷某。

随后不久，张某又交代了案发前，自己听到风声，害怕事情败露，亲自到银行取了20万元现金，把雷某约到自家楼下，在雷某车上退赃并串供的情况。整个过程清楚、自然。

凌晨1点，工程老板雷某到案，交代的情况与张某基本吻合。

凌晨3点，行受贿双方的笔录和自书材料均已搞定，杨熙琳在值班室和衣而卧。

次日上午9点，杨熙琳在办公室翻看案件材料，及时消除证据间的矛盾也是她多年来的办案习惯。忽然，她发现，这笔行受贿双方均已交代的20万元贿赂款涉及的工程总价才20多万元。

一定有问题！事不宜迟，杨熙琳亲自审讯行贿人雷某，将雷某在张某职权范围内所做的10余个工程一一比对。强攻之下，雷某终于承认，送钱不是因为这个工程，而是其他工程，之所以这样交代，是事前二人串供的结果，目的是为了当庭翻供，从而金蝉脱壳。同时，雷某也交代了串供当日，张某退赃细节，并说“由于时间很短，自己还来不及存银行，这20万元还原封不动在家中的衣柜中”。

杨熙琳立即安排一组侦查员带雷某到其家中提取物证。看着两名年轻侦查员抱歉的眼神，杨熙琳一边安慰，一边说：“识别对象是否给我们‘挖坑’，关键是看其交代的问题是否符合生活逻辑。”

下午2点半，侦查员带着雷某和一个装着钱的“五粮液”酒袋子回到办案工作区。看着这个“再生证据”，琢磨着张某的狡诈，杨熙琳灵机一动，叫侦查员“马上联系公安局，这20万元既然是张某自己到银行取的，这两捆钱上势必有张某的指纹……”

听到这话，雷某顿时脸色大变，扑通一声跪在杨熙琳面前：“我错了，我骗了你们……”

原来，案发前，张某的确想退20万元给雷某，取钱的银行、装钱的酒袋子、约定的时间、还钱的地点都没错，但雷某并没有收下。为了帮助张某，雷某自己到银行取了20万元，放在家中以备不时之需。但二人万万没有想到，检察官会考虑钱上有没有指纹的问题。

接下来，雷某很快交代了在其所做工程期间，陆续向张某行贿100余万元的事实。面对铁证，张某也彻底缴械，其受贿100余万元的案件告破。晚上9点，案件尘埃落定。

对于从1986年就到检察院工作的杨熙琳，这样的24小时早已习以为常。作为自贡有名的“女亮平”，她在反腐战线上可谓战功卓著，早在2005年，就从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的任上调任市纪委常委，后又到两个区县任检察长，回到市检察院后，在反贪局长的岗位上依然奋战在反腐一线，直接承办、领办100余件贪污贿赂案件。

反腐永远在路上。作为检察系统的“全国反贪专家人才”，杨熙琳现在正在进一步强化对党章党纪的学习掌握，为即将到来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做好准备。她说：“转隶到监察委后，要尽快熟悉新的环境，适应新的角色，继续战斗在反腐一线，更好地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手记

一名长期关注反腐败动向的老新闻人曾开玩笑地对记者说:“过去，厅级官员落马就觉得是不得了的事了。现在，落马官员不到部级都感觉没有新闻价值。”

诚然，不仅仅是媒体人，普通老百姓目睹一个又一个“大老虎”被打落马下，也变得“处变不惊”。这样的变化，恰恰反映了我国反腐败的常态化、制度化、法治化。

立案侦查、决定逮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一审开庭、公开宣判，过去这些对于普通人有些陌生的程序信息开始伴随着落马官员的案件进展不断被大家所熟知。其实，每个案件、每一步进展都被纳入了法治轨道，无声地传递着法治反腐的坚定立场。

2017年是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果的一年，贪官胆寒、群众称快，注入了法治力量的反腐败斗争，迎来治本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