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舒
一扇装有密码锁的磨砂玻璃门，将北京一家医院住院部的四楼分隔成两个世界。
一侧是喧嚣嘈杂的走廊长廊，患者家属不停穿梭其间，等候医生，求医问药；另一边则安静清冷，偶尔有几声机器的滴滴声传出——这里安置着医院重症医学科室和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以下简称“ICU”)。
所谓ICU，也被称作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是指随着医疗护理专业的发展、新型医疗设备的诞生和医院管理体制的改进而出现的一种集现代化医疗护理技术为一体的医疗组织管理形式。
医院通过ICU将危重病人集中收治，在人力、物力和技术上给予最佳保障，以期得到良好的救治效果。
与普通病房不同，ICU为24小时无陪护病房。进入这里的病人，大多都处于半昏迷、昏迷状态，家属不能陪在身边。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不定，短则三五天，长则一两个月。
有些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后被转回普通病房，有些则再也没能醒来。
尽管玻璃门上“重症监护”的字样被印成了暖黄色，但它并没能给门外等待的人们增添多少安全感。
每天都哭肿眼睛的女人，和蹲在地上不停捶自己脑袋的男人，都开始变得越来越脆弱、敏感，甚至暴躁。
他们把救治亲人的所有希望托付给了医院，却又不得不面对其瞬息万变的病情。在他们眼中，这层不大的病区，是世间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死神仿佛就隐身在墙角、楼梯口或走廊尽头，随时向他们躺在床上的人们伸出魔爪。
生与死，坚持与放弃，这扇门之间，常年上演着人世间最极致的悲欢离合，以及最艰难的选择。
最怕呼叫铃响起
2017年12月29日下午两点，病区的大门缓缓打开，雯雯的妈妈林欣(化名)熟练地穿上除菌服，带着熬好的小米粥走进病房。
重症监护室是医院特殊病房，无菌要求高，为防止外来交叉感染给本已虚弱的患者带来更大的灾难，所有入内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都要换上隔离衣，手术帽和口罩，再穿上每天都要清洗消毒的拖鞋。
每周二和周五，林欣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被允许陪伴女儿，帮她擦身，或简单喂食孩子几口流食。由于药物的副作用，好胃口对于雯雯说来，成了极端的奢侈。
半个月前，因为一次突发的窒息，当时11岁的雯雯被送进了这里。这间ICU病区共有30张床位，常年显示“满床”。
病房没有窗户，24小时亮着白炽灯，无法分辨昼夜。而里面的病人也大多处于昏迷或半昏迷状态，无需分辨昼夜。
病房里，每隔一两米便设有一张病床，床旁围满了机器。
为了护理方便，病人都赤裸身体，身下铺一条由家属购买的白色浴巾，上面盖一条由医院提供的薄被子。
一张床挨着一张床，男女、老少没有区隔。
长时间的“封闭”，让雯雯有些烦躁，吵着母亲要出院。母亲没有办法，只能不断地安慰着女儿，“快了，快了，马上就能出院了”。
她没有告诉女儿，在她小小的身体里，正有一颗恶性肿瘤随时威胁着她脆弱的生命。
“刚被送进来那几天，吓坏我们了。”林欣始终记得，在孩子最初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的几天里，她和丈夫见不到孩子，却等来一张又一张的通知书：病危通知书、献血通知书、化疗通知书。
根据医院规定，ICU病房不许家属陪护，但因病人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他们要保持24小时随叫随到。大多数家属被安排住在ICU病房外，一间三四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屋里摆满了上下铺的床位。
医院周边各种小店售卖的儿童塑料制爬行垫，二三十元一张，陪护区的家属几乎人手一张，用圆珠笔写上自己的名字，晚上打地铺用，或者铺在硬板床上代替褥子，白天卷起来戳在一角。
“那几天，最怕的就是休息间的呼叫器突然发声，然后病区大门突然被推开，护士喊一句‘16号床家属在不在……’”林欣说，每次当病房的门打开，有医生或者护士呼叫某个床号时，几乎所有陪护家属都会惊跳而起，迅速围拢过去，在听清楚不是叫自己时又低头散开。“那种紧张恐惧无异于在等死神点名。”
在一次又一次被通知签署一张又一张冰冷的通知单后，林欣崩溃了。
“能不能让我见见，就远远地看看孩子？”但每次带着哭腔的反问，回馈她的都是医生无奈的摇头和劝她签字时的不停的催促声，“那一刻，真的是要奔溃了。”
但她不知道，医院的另一头，几个科室的主任正聚在一起，商量孩子的治疗方案。
孩子的病情每个小时都在变化，每张通知书上的签字都是下一步治疗的前提，每耽误一秒就多一分凶险。
幸运的是，6天之后，雯雯转危为安。在被带进病房的那个瞬间，林欣的双腿不受控制地软了下去。
“呼吸机插在孩子嘴里，一直‘噗呲噗呲’地响，还有长长短短的管线插近了她的鼻孔和手臂里头。”每次回想起看见女儿的那一刹那，林欣总会忍不住泪流满面。但“好在没事了，只要没事了就好。”
奇迹没有来临
但幸运并不经常光顾。
就在规定探视时间的一天前，晚上八点半，病区的玻璃门曾被大力推开，医生大声呼叫10号床家属。一对刚刚买回晚餐的中年夫妇，迅速放下外卖盒，疾跑了过去。
10号床上躺着的，是他们28岁的儿子。3天前，突发脑出血，从急诊室直接被送进ICU病房，陷入昏迷，始终没有清醒过。
几句交谈后，夫妇两个踉跄着冲进了病区。
休息室陷入一片静默，直到恰好路过的患者家属回来小声“分享”消息，“医生说人怕是不太行了，让夫妇俩人进去看一下”。
“一直到凌晨12点多，两人才回来。”林欣说，那时候陪护区的灯已经熄了，又没有窗户，屋里特别黑，她只看到两个黑影回到床铺上悉悉索索地收拾东西。
终于有人忍不住问了一声：“孩子怎样了？”
黑暗中，中年男人缓了很久回答：“走了。”
“后来还是几个年轻人从床上爬起来，主动去帮夫妇俩收拾东西，往楼下搬运。”ICU病房的家属们大多都有心理准备，多已为亲人备好了后事。
林欣在几次和中年女人的聊天中得知，这一对父母，从来没想过孩子会去世。他们还想象着，孩子可能出院后要留下后遗症，不管咋样，都得养活他。
现在，一切计划都戛然而止。
最迫切的事儿是给孩子临时准备殓衣，林欣丈夫陪着那位父亲连夜去敲开了医院门口寿衣店的门，准备一应物件。
林欣说，同为父母，她无法想象连夜去敲开寿衣店门的时候，那个一向坚强的父亲是怎样的心情。
一切收拾停当，中年夫妇离开了陪护区时，已经是夜里3点钟。休息室再次安静下来，有人翻身继续睡去，也有人睡不着在门外走廊里转来转去。
没有人想到，噩耗会再次传来。仅仅一个小时过后，又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在走廊响起。哭声来自一个新生儿的父亲王瑞(化名)。
7天前，由于羊水栓塞，王瑞的妻子在生下小儿子后，便从产房被直接推入手术室。
羊水栓塞，是指在分娩过程中羊水突然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引起急性肺栓塞、过敏性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肾功能衰竭或猝死的严重分娩期并发症。
彼时，王瑞还无法理解这个词代表的涵义，只是有大夫告诉他，手术过程中，他的妻子输了2000CC的血，相当于身体一半的血量。
直到术后在ICU休息区等候的一周里，王瑞才慢慢打听出，这一病症背后极高的致死率。
7天的时间里，王瑞没换过衣服，也没洗过头发，除了去看看孩子和吃饭，他一步都不敢离开ICU病区，只盼着能有大夫来和自己说一声，“没事了”。
然而，奇迹没有降临。妻子最终在凌晨过世，病因是突发肺栓塞和心脏栓塞。
离开时，她只有34岁，大女儿10岁，而小儿子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妈妈的味道……
大夫和护士手机24小时畅通
一天内连续两人过世，让陪护区迅速陷入了低气压。
“以前还会彼此闲聊几句，互相鼓励，这两天休息区分外安静。”林欣说，对于突然消失的人，大家好像对他们的去向都心照不宣，很少谈论。
但李博来不及伤感。对于身为重症医学科的大夫来说，终日忙碌的他很少有时间考虑“救命”之外的事情。
通常，他要在早上5点50分起床，6点刚过出门，半小时后到达医院，边吃早饭，边打开电脑，查阅病人的病情和化验单，再巡视一圈，和值班医生、护士了解前一晚的情况，避免漏掉重要信息。
7点30分，与夜班同事交班，开始正式查房。
李博负责10张病床，新来的和病情不稳的病人，需要格外关注。
护士长陈霞(化名)则会带领着护士跟随在侧，不断用手电照射病人瞳孔，呼叫其姓名，判断意识恢复情况如何。同时，查看心跳、血压、体温及输液情况，检查身体上所插的管道是否通畅、口鼻有无分泌物。
检查结束后，每隔两小时，她们都要给病人翻一次身并拍背，助其自主排痰。
外行人看来，这些护理工作都很琐碎，但对她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重症监护室是无陪护病房，家属探视时间有限，所有的护理工作，从治疗到生活，都由我们护士完成。”陈霞解释道。
查房将近10点结束，李博开始开出新的医嘱：换药、穿刺、引流和血液净化……
一系列操作后，午饭往往要在一点钟后才能吃到。“没办法，总是先把病人照顾好了才能吃饭，有时一天也吃不到热乎饭。”
下午4点，李博会找到休息区，和每个负责的病人家属谈话，告知其亲属的治疗和恢复情况。
本应下午5点下班的他，往往因危重病人的突发状况而延迟到晚上7点。
遇上紧急抢救时，值班医生也经常在病区连续工作48个小时，甚至更久。
据李博介绍，ICU病区共有医护人员28名，分为早班和晚班，一工作就是14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晚上突然送来好几个重症病人，晚上值班的人根本忙不过来，就给我们打电话过来帮忙，这样的情况不计其数”。
为了工作，大夫和护士们的手机都要24小时畅通，保证随叫随到。
“我家住的比较近，还方便点，有的人住在远郊，光打车就要100元左右，但是半夜有事都还是会立刻赶过来。”李博说，“有时候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加班，第二天来了病人又要继续工作。”
每天面对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的病人，李博无法顾及家庭，也很难顾及自己。
因为抢救需要长期站立、弓背，他落下了严重的腰椎病。
不被人理解，也不再期冀
从1996年正式在医院入职开始算，李博跟医生这个行业打交道已经22年了。
现在即便是下班，他也不能完全从工作状态中脱离出来。
对于他来说，这是在轨道上运行多年带来的惯性。“上班时间你是医生，下班时间你还是医院的人，最起码你也是个备班的状态。”
如今大多数时候，李博已经能够坦然的面对死亡：“不可能病人家属哭，我们也跟着哭。你要冷静下来，控制整个场面，安排医护人员抢救，同家属沟通，安抚他们的情绪。”
但偶尔，他也无法保持超然。“总是要在治与不治之间徘徊。”
“有些病人，治疗难度大，经济条件又不允许接受更多治疗。”李博很无奈，“因为很多东西，比如心脏耗材，已经超出了目前绝大多数家庭的支付能力。”
而“理性点”也是陪护区家属日常聊天常常提起的词，也经常会有病人家属选择放弃治疗。
数天前，一位75岁的车祸伤者，被送到病区时已经半数肋骨骨折，盆骨骨折，脏器受损。
“家里来了十几口人，坐在陪护区的地上商量，最后还是放弃了治疗。”李博记得临走时，拽着他的衣角痛哭，“反正治不好了，花好多钱，人也受罪。我们是农民，种了一辈子地，咽气儿也得在自己家炕头上。”
最终，一家人租了一辆救护车，带着氧气袋，把老人带回了家。
“在这里面的费用一天最少2000元，如果用药物较多的话，大概就要到七八千元。如果还有抢救和手术的费用，就更高。”在林欣眼中，更多时候，是不得不放弃，“熬不住了，怎么办呢？”
自己抢救后去世的病人，李博只要在值班，都会送出病房。
他会跟家属握手或拍拍他们的肩膀，安慰几句话。
“病人走向死亡，家属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在李博看来，这些安慰也许无用，但他最后能做的，往往就是为家属保留这个接受过程，“这是我给他们最后的一个安慰，更多的，我们做不到。”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选择终归不好做。
“在生死关头，没有几个患者家属能保持平静。”李博说，除了面对病灶和失败本身，医生压力最大的就是面对人。“面对失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避而不谈。因为失败的背后，似乎总会夹杂着医患双方的矛盾、纠纷、甚至是冲突。”
2015年的一个傍晚，曾有几名家属无法接受病人心衰危急的结果，在非探视时间闯进监护室。
其中一位男性家属，情绪激动间上前掐住了李博的脖子。猝不及防，李博被推搡地撞上了操作台。
也曾有患者在手术后出现不良反映，患者家属无法接受，在休息室大闹一气，砸歪了几张床铺。
为此，科室不少年轻医生会来向李博诉苦。
“他们都和我抱怨，说最痛苦的时候不是手术到深夜，也不是坐门诊忙到没空吃饭，而是被选中与家属术前沟通。”李博表示，家属焦急的心情他们很能理解，“但还是希望能信任我们。我们和家属共同的敌人是疾病，不是彼此。”
但更多时候，这些无奈是不会被人理解的，李博也不再期冀。
每每有空，他总是站在ICU病区西门外的走廊上发发呆。
这条走廊在病区大门的另一侧，很长也很安静，鲜有人走。只有过世的人会从这里离开，运往太平间或殡仪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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