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ong油&韦老板

@公路商店

来到东京的男人，晚上总会找到理由来歌舞伎町晃一晃。

他们可能来自韩国、香港、大陆，甚至加拿大的渥太华，不管他们来自哪里，只要你生活在东亚的语系中，想在歌舞伎町找到承载今夜的容器，都需要仰仗案内人李小牧的指点。

在日语中，案内人就是“导游”的意思，而在歌舞伎町指的是“皮条客”。

案内所总是藏在曲折的深巷里，他们的宣传里既没有美女的照片，也没有诱惑的招牌，朴素的店铺外观让初到的游客很难找到入口。

和案内所一样，案内人的形象内敛而亲和，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会主动凑上来和你寒暄：

“你好，先生，想玩点什么呢？”

李小牧已经很久没有在街头说过这样的话了，回想他刚来日本的时候，站在大街上跟客人讲话，刚开始觉得很没面子。出生于毛泽东故乡的他，当过芭蕾舞演员，文艺报记者，在深圳做过6年贸易公司的职员，都是很正经的职业。

1988年2月26号，李小牧来到日本，机场巴士直接开到了新宿西口，路过歌舞伎町时他很兴奋，霓虹映在他的脸上，那是他第一次触碰到西化民主国家的色情场所。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大街上做起这种工作，用中国话讲就是“拉皮条”，并且一拉就是三十年。

表面上看，歌舞伎町的案内人职责就是专为外国人带路，和在性风俗店拉皮条并无二致，但他更愿意称自己为向导，带着某种矜持，利用信息差提供某种双赢的欢愉。

在歌舞伎町，“人只有两种：买的，卖的。”

东京是全世界消费最高的城市之一，拿学生签证所能找到工作薪水一般都很低，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又不想辛苦打工，从事风俗业成为了一些留学生彼此心照不宣的选择。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东西，”李小牧甚至想过去做男招待，“可是人家不愿意要我。”

巨大的生活压力使自费来东京学习服装设计的他，不得不放下一个芭蕾舞者的清高，寻找每一种立足的可能。为生计考虑，他在情人旅馆里打扫过污秽的“战场”，在日本料理店里涮盘洗碗，在歌舞伎町里为人妖伴舞。

迫于生活，自己都很难接受。在电话里跟父亲说在日本做导游。见到日语学校的同学就谎称自己在等人。

在中国见最后一面时，父亲才知道他的工作，并没有说什么。回到日本不久，父亲就过世了。接到噩耗的那天，他站在新宿街头，跟一个陌生人用中国话说：“你知道吗？今天我父亲死了。”

仅仅过了五分钟，他就发现前面来了一拨台湾客人，他快速地抹了一把脸，迎上前去询问：“先生，需要服务么？”

刚到歌舞町时，小牧在一家风俗店负责向路人发放印有广告的纸巾，时薪1000日元，很快他发现向一些客人介绍歌舞伎町，带他们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可以赚取不少小费。

于是，小牧开始专职在街上物色客人。

这是最容易上手又最难的职业，站在外面的工作不仅需要脑力，还需要更多的体力来左右逢源。虽然看起来只工作五个小时，但五个小时都在活动——它会剥夺掉你兼职任何其他工作的可能性。

一切表现都是经过精心部署和长期训练形成的反应，“我始终保持笑脸，态度好得行人无法拒绝，” 这是他在派纸巾时得来的窍门，“我尽量采取低调的说话方式，等到他们确认我不像是个坏人，这桩买卖就基本成了。”

李小牧把自己给了工作，结了六次婚，最后三次是同一个人。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在无形中挑战了歌舞伎町的生存法则。

有次他带完客人后被不明身份的社团尾随，在被质问为什么没有经过允许就在歌舞伎町拉客后，他们用雨伞抽打他。李小牧边逃边向四周呼救，直到遇到了经常从他那里领取免费纸巾的黑帮成员。

在黑帮成员用流氓腔帮他撑了撑脸面后，再也有没有人因为拉客的问题刁难过他， 李小牧才知道原来歌舞伎町这个地方是有江湖的。

他希望从这个江湖秩序里分一杯羹，要想不再在街头拉客，就必须有属于自己的地盘，开个家乡口味的菜馆，才是更为稳妥的选择。

挨了打，有了开店的想法，这才算是真正地抵达了歌舞伎町。

“我跟日本人最后关系还是处理得很好。日本也有拉客的人，他只拉日本人。有些日本人我碰到了我还转给他们，我也不带。外国人他们反而转给我，转给我以后我还分一点钱给他，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入乡随俗这个游戏规则，慢慢地我就搞清楚了。”

过去不断在街上寻找客户的他，现在已经是个人物了。

身高一米七八，体重五十四公斤，头发梳理得像英国绅士，胡须不留下任何痕迹，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但未曾改变的是，他仍将这种工作称为“导游”。

这些年来，他用湖南人的霸蛮和灵活机巧来融入这里的秩序，虽然这块地面上并没有写李小牧的名字，但他觉得自己就像在家乡的后院闲庭信步。

左手是警察朋友，右手是社团兄弟，“我像往常一样，一身正装，伫立在歌舞伎町的喧嚣当中。”

四年服装学校毕业以后，本来想回中国当一流服装设计师，但是首先这个行业摆在这里，钱你要不要挣。

日本经济不景气，歌舞伎町的环境也变得更加微妙，李小牧每天都感觉到压力和危机，不但要应付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还要随时防备手下人另立门户。

做生意在哪里都不是一家独大，每个公司都有明确的地盘划分，同时在边界因为拉客而大打出手的场面，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李小牧周旋于歌舞伎町黑白两道之间，称自己为“灰道人”。

一边是自家湘菜馆里的锅气氤氲，一边是窗外觥筹交错的利益交织。他在各种势力的缠斗下挣扎生存，找到了一个属于李小牧的平衡点。

“我讲不清我具体有什么野心，我只能说我今天做到的东西，不管是好是坏，就是我昨天坚持的梦和理想。”李小牧及麾下的案内人团队，现实的外忧并不多，内患却每天都在发生，“忠心的人没能力，有能力的人不忠心。”

李小牧把自己的传奇经历集结成一本《歌舞伎町案内人》，来自红色时代的特殊的中国人身份和他从事的职业，立即引发了中国国内对他的关注。

“李小牧的笑容和说话的声线得体，永远不温不火、不卑不亢，给你一种可靠又亲近的感觉。如果不是他的自传写出了自己的经历，和他脸上那盖不住的江湖味，你会以为他是金融分析员或者上市公司的市场经理之类的人物。”

书里主要描写了一个与民主和尊重人权的日本当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场景。媒体像歌舞伎町街头的卡片一样纷涌而至，争夺他的采访权，关于他的纪录片拍了一部又一部，李小牧的名字开始伴随着中日之间的热门事件频繁出现。

今天打开谷歌搜索“案内人”，跳出来的结果全都是李小牧，他已经成为了歌舞伎町案内人的唯一icon。

“来新宿，你就得找李小牧。”有人说他现在是歌舞伎町的黑社会老大；也有人说：如果在日本的红灯区遇到危险，报他的名字是可以救命的；成龙在拍完《新宿事件》时，请他担任顾问，并表示：如果没有李小牧，他根本完成不了拍摄。

“我的工作只是专门为外国人引路，和来歌舞伎町的游人和商客谈话，带他们去想去的地方，比如脱衣舞场。有时是夜总会或者酒吧，有时只是一般饭店。”——李小牧 《歌舞伎町向导》

但人们只记得他在歌舞伎町拉客的事情，对他做的其他一切置若罔闻，甚至在舆论的解读下，他后来参与新宿区的议员选举都被视为一种炒作。

在邢菲导演的纪录片《我要参选》中，追踪记录了李小牧从2015年2月取得日本国籍，到竞选日本东京新宿区区议员的全过程。

在日语的语言体系中，“政治家”（せいじか）的发音同样可以拼出“性事家”三个字。

作为外国人出身的民主党候选人参选时，他引起了日本内外的广泛关注，虽然最终仅以300票落选，李小牧依然表示“得票数超出所料，竞选仍达到目的”。

“从一开始我和老婆就知道没有当选的可能，”对于竞选结果，他们面对媒体采访时表现得极其坦率：“首先，是把自己的名片在日本政治层面上推出去。另外，我想用自己的参选对第一祖国传递出某种信息。”

他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就是要改变“第一祖国”和“第二祖国”一部分的东西。这也是以保守著称的日本社会开放度的试金石。囿于出身和职业，李小牧的政治生涯在常人看起来更像一场孤独的脱口秀，但他仍计划在2019年继续竞选日本新宿区议员。

为了竞选他选择加入了日本国籍，身份对于他来说就像晚上七点和凌晨四点的歌舞伎町，完全没什么两样。那里通宵人声鼎沸，远处传来棒球练习场的击球声，昏头昏脑地走在歌舞伎町一条街，人却越来越清醒。

他是曾经的中国人，现在的日本人。

“我有两幅面孔，一副白天的面孔，一副是夜晚的面孔，现在实际上白天和夜晚都掺杂在一起了，我没有晚上的面孔，也就没有今天白天的面孔。”

种种奇特的玩意不断涌现，妖艳又薄情地推陈出新，陪酒男女的发型在变，性风俗的花样不断翻新，潮流的变化很快，有一晌贪欢的爱，也有明码标价的美。

一旦接近这种地方，各种热烈的氛围就会迎面袭来。逐夜每日种种薄情、悲凄不断被上演和消费，人们看一下地上的垃圾就知道昨晚的生意好不好。

这里有比薄情还等而下之的东西。

“再努力而没有成果也是不能生存下来的，这个城市只有你做出成果才会接受你。”

日本年年都在地震，只要不把歌舞伎町给震掉，这条街就永远存在，世界上的欲望也就永远存在。

李小牧说他死了，要把一根骨头埋在新宿的歌舞伎町，那里是他的战场。

 

制作团队简介

 

厂长语录

“歌舞伎町请在家长陪同下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