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台儿庄战役又称鲁南会战，一般认为从1938年3月16日持续至4月15日，由临沂大战、滕县战斗、台儿庄战斗、日军的溃退和中国军队的追击作战等战役组成。在历时一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约29万人参战，日军约5万人参战。中国军队伤亡5万余人，毙伤日军2万余人。

台儿庄大捷是全面抗战以来，继长城抗战、平型关战斗等作战后，中国人民取得的又一次胜利，是抗日战争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徐州会战中国民革命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战役由民族英雄李宗仁、白崇禧、孙连仲、汤恩伯、张自忠、田镇南、关麟征、池峰城、王铭章等抗日将领指挥。战役期间，中国抗战最高统帅蒋介石曾三次赴徐州视察、督导、调配兵力，其中第一次，蒋介石在台儿庄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亲赴台儿庄南站观战，并亲自勉励池峰城，前线将士因而士气大振，大大增强了前线将士的战斗力。

今年3、4月，恰逢卫国战争台儿庄战役80周年。在此刊载《人民政协报》2010年5月27日发表的《<血战台儿庄>是怎样拍成的》一文，以飨读者。

 

文 | 顾育豹

一

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广西电影制片厂将抗战初期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搬上银幕，为世人展示了一幅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惨烈而悲壮的历史画卷，令人耳目一新。这部影片的上马，不能不说这是抗战题材影片上的一个突破。

早在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周恩来对应邀出席宴会的著名导演成荫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1984年12月11日，作曲家杨少毅任职广西电影制片厂第一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主管艺术和生产。他与文学部主任陈敦德都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坚持的路线，不仅仅是国家命运变化的新起点，也必然成为电影事业发展变化的新起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只搞“小桥流水人家”，或者只搞那些拳打脚踢的警匪、功夫影片，而是需要搞些“大江东去”的作品。所以，当陈敦德推荐《血战台儿庄》这个剧本的时候，杨少毅简直激动不已。

《血战台儿庄》的编剧，是田军利和费林军这两个年轻人。剧本刊登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发表已三年却无人问津。1985年3月，陈敦德在北京见到了两位编剧，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并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杨光远出任导演。杨光远是一位集导演与摄影于一身的著名电影艺术家，他担任摄影的影片《归心似箭》、《花枝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他导演兼摄影的影片《再生之地》、《老板哥和电妹子》等，都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1985年5月初，两位作者携带剧本第六稿来到南宁。原来的剧本，主要写的是张自忠。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经陈敦德提议，把剧本改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主线，并且把写人物的命运改变为表现整个事件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的纪实性风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使影片具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感。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动。7月，杨光远来到南宁，对作者提出了影片不用闪回、要按时间顺序前进的要求。其用意是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强调影片的纪实风格，通过事件本身的生动、感人、真实，来增强银幕的冲击力量。这个构想，对于未来影片的基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

投拍《血战台儿庄》一开始，有些人就认为：“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呢？”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得通过的。”

11月1日，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中宣部、文化部、军事科学院等一些负责人、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以及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应邀出席了座谈会。程思远在会上言简意赅地说：“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当时，适逢已80岁高龄的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访华。听说有个关于台儿庄会战的剧本座谈会，他刚下飞机，就要求参加会议。伊文思向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47年前在台儿庄的情况：他从西班牙前线来到中国，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台儿庄战事接近尾声时，他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一起探访台儿庄，用摄像机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后来，他把在台儿庄会战中拍摄的那些镜头，编辑到纪录片《四万万同胞》里面，在世界各地放映。《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的场景，都取材于这部著名纪录片的真实镜头。

《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在经过多方研讨，前前后后17次修改定稿之后，终于投拍。1986年2月5日，广西电影制片厂《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正式成立。2月16日，大年初六，大小9辆汽车，满载着摄影器材和各种物资，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东外景地。

作为两国军队武力的残酷争斗和两个民族意志的顽强较量，台儿庄大战的惨烈程度不容回避。一个“血”字贯穿全剧，从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到台儿庄保卫战，影片选取的每一个会战关节，无不是血染的画面。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影片的结尾，那个表现“血肉长城”意境的长四分钟的镜头。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响起三次的同时，画面进入残破的城墙一隅：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铁甲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队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几乎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

其实，影片结尾原本是“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庆祝胜利”，杨光远和剧组人员却总感到这样的结束分量不够。“眼前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到处一片狼藉……”剧组在台儿庄发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当时曾访问台儿庄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文章。杨光远由此受到启发，将结尾改为“血肉长城”——对于血战的胜利，悲壮比欢乐更有力量。

1986年6月，李宗仁将军惟一的儿子李幼邻先生在美国得知拍摄《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马上从美国赶回祖国探亲。飞机一落地，就说：“我先不去宾馆，现在就带我去看《血战台儿庄》。”陈敦德告诉他：“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之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李幼邻急不可待地要求说：“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在得到电影局同意之后，他观看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样片。看了不到十分钟，他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紧紧握住李宗仁的扮演者邵宏来的手，连声说：“太像我父亲了，太像我父亲了！”

9月15日，《血战台儿庄》完成了送审的混录双片。10月22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到电影局，审查影片《血战台儿庄》。担心影片被“毙掉”的杨光远是带着毛主席语录去的，因为台儿庄大战后，毛主席曾说过：“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影片审查顺利地通过了。习仲勋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1987年1月17日，广西电影制片厂曾接到过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血战台儿庄》的通知。但事隔一个月，即2月18日，又接到电影局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该影片发行的指示。内容有三点：1.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2.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泽东语录。可以不加。3.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蔣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

三

1988年6月11日，电影《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万民争看，轰动香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令尊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血战台儿庄》中，蒋介石形象是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铭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天空上有日本侵略者的战机飞来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陈敦德介绍，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而这个经典的镜头画面，与大陆此前反映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显著的不同。

蒋经国听说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于是，谢忠侯就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就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这样，谢忠侯马上带着《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飞回台北。台湾方面收到拷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都很快地观看了《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不久后，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做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程思远谈起此事时非常激动，也赞赏广西电影制片厂为该片所作的贡献，欣然为其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