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慧东

编辑 刘海川

2018年的农历新年前夕，辩护律师朱爱军在看守所会见了高承勇——在“白银案”一审宣判之前，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两人隔桌相望。高承勇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袖，将看守所的橙色马甲套在外面。他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腹部赘肉撑平了上衣的褶皱。

案子自2017年7月18日在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后，因案情重大、疑难、复杂，宣判日期被一推再推。最近的消息是，宣判日期会在2018年1月。

被告知宣判日期将至，高承勇问朱爱军：“法院会怎么判？”

朱爱军说，自己不便揣测法庭的最后决定。

“应该是死刑。”高承勇说。

高承勇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朱爱军注意到高承勇的面部神色并未出现任何变化，“一如既往的平静”，如同是在预判别人的生死。

他一直很冷静。朱爱军在白银长大，被杀人案的恐慌所笼罩的白银，是伴随着他和一代白银人共同的记忆阴影。从1988年至2002年的14年间，甘肃、内蒙古两省区共11名女性惨遭入室杀害，其中部分受害者遭受性侵害。

仅在1998年内，高承勇就制造了四起命案，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姚某8岁，被皮带勒住窒息而死，死前遭受性侵。据高承勇事后回忆，杀完人他没什么别的感觉，只是“渴得厉害”，自己在死者家里喝了一杯水，还加了点死者家里的茶叶。

1998年，高承勇在白银区东山路杀害崔某，并割掉了崔某双乳、双手、阴部的皮肉。

此后在2000年，高承勇在白银棉纺厂杀害女工罗某，杀人后，高承勇割掉了罗某的双手。

据高承勇供述，他曾多次作案后从白银市骑自行车回到兰州市榆中县城河村老家，在路上把这些割下的器官都扔进黄河。

随着2002年2月9日，25岁的女子朱某在白银区陶乐春宾馆客房中被害，弥漫在白银的恐慌感达到了顶峰。那些年，白银市的街上看不到红色衣裙，女孩们的披肩长发被长辈叮嘱要挽起，甚至学校也提早两小时下晚自习。

然而，高承勇此后再未作案，隐匿于人海，但他并未远离白银。高承勇曾对负责此案的副检察官王护民说，自己不再犯案“一是因为岁数大了，没有那么多的冲动了；二是因为体力不行了，控制被害人越来越吃力；三是，因为自己俩孩子都在白银生活、学习，不想因为自己影响他们。”

直至2016年8月，高承勇第一次杀人作案的28年后，警方在白银市工业学校一小卖部内抓获了高承勇。

朱爱军告诉界面新闻，学校里多名老师和学生对高承勇的评价都是“话不多”，“看着是个老实人”。

2016年9月，朱爱军作为白银市律师协会分管刑事专业的副会长，被指派为高承勇的辩护律师。

二人在白银区看守所的第一次见面，朱爱军对整个谈话过程印象深刻。隔着看守所的不锈钢栏杆，高承勇的眼神一直直视朱爱军和他的助理陈律师，“极其冷静，说话语气很平和，眼神带着空洞”。

朱爱军发现，高承勇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并且对自己可能面临的结局——死刑，也丝毫没有恐惧之感。高承勇的“平稳”的精神状态一直由2016年9月持续至今，高承勇似乎“对死刑早有预料”，从未提出上诉。

朱爱军告诉界面新闻，从接触高承勇的第一天开始，至4月4日自己与高承勇的最后一次见面，高承勇几乎未曾有过情绪表露的时刻，从不哭，也很少笑。

对于朱爱军提问有关案件细节的问题，高承勇并不隐瞒。“他对自己所做的每一起案件都记得非常清晰，包括作案时间、地点、作案过程及逃跑路线。”谈到行凶与侮辱尸体的作案细节，高承勇“冷漠得像在说别人的事”。这让朱爱军难以忍受，他不得不中断谈话，让狱警带高承勇去卫生间，自己则去门外晒了晒太阳。

据高承勇事后对警方供述，他本是为了盗窃，被撞破后杀人。而朱爱军多次向界面新闻强调，所谓的求财或盗窃只是高承勇杀人的一个借口，“正常人犯罪时至少会考虑值与不值，而高承勇在其所犯的11起命案中得到的钱财极少，甚至部分受害人的财物并没有被拿走。”

朱爱军曾在警方审讯高承勇的笔录上看到，高承勇说“杀完人后，很解恨，很痛快。”

何种仇恨会驱使高承勇残忍杀害多人？朱爱军与同事试图从高承勇的童年和感情经历中了解其犯罪动机，是否因为深刻的情感伤害导致其对女性的仇视。而在与高承勇接触初期，朱爱军发现对方完全不会跟随自己的提问思路，“他想告诉你的，你可能会知道；他不想告诉你的，你根本不可能知道。”

在与朱爱军交谈时，“基本是我们问十句，他答一句，甚至直接沉默。他从不主动开启话题，也从不反问。”

随着朱爱军与高承勇接触次数的增多，这种状况有了些微改变。朱爱军说，“他愿意说起自己的童年经历和感情经历，我们发现，他的童年经历并未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也并未经受过感情经历的巨大打击，只是童年生活非常贫困。”

对高承勇杀人动机中的“报复”二字，朱爱军一直未找到事实根源。

在高承勇杀害的11名女性中，有多人被割去身体组织和生殖器官。被委派作为高承勇的辩护律师之初，朱爱军特意选择了律所较为年轻的男律师协助自己。即使如此，朱爱军与同事在翻阅案卷看到案发现场的照片细节时，仍“觉得十分压抑”，尽量在白天工作，避免晚上研究案件材料导致失眠或做噩梦。

当朱爱军追问到碎尸行为是否是为了隐藏或抛尸，高承勇反问说道：“你为什么要想得那么复杂呢？”当朱爱军问到为何要侵害8岁的女童时，高承勇就“不往下聊了”。

朱爱军发现，即使与高承勇已接触多次，自己仍对高承勇“完全不理解”。高承勇像一潭深水，带着一种冷漠的封闭感，“他从未敞开心扉”，把所有阴暗的心理和情绪都压在深处，甚至不曾有过情绪失控的时候。

朱爱军告诉界面新闻，高承勇的妻子直至2017年7月19日案件一审结束，都“不相信是高承勇做的，还在问高承勇到底承不承认是他做的”。

“似乎在压抑着什么”，而高承勇内心压抑着的到底是什么？朱爱军自己也无从发现，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将其归咎于“一种极度变态与反社会人格，应该由犯罪心理学家或其他专家来研究。”

公开信息显示，一位和高承勇同在兰州市榆中县青城镇居住过的村民，2017年曾在白银市看守所呆过几个月，看到高承勇在看守所里“每天吃饭、睡觉、看电视，饭量大得很。”

不同于一般罪犯忽然锒铛入狱时的仓皇无措，面对死亡时情绪崩溃，高承勇至少在与朱爱军等律师接触时“无任何情绪起伏”，且从一开始就死刑有了心理准备，他唯一的诉求是“不希望家人受到影响”。

朱爱军告诉界面新闻，在4月4日，他又去白银区看守所会见了高承勇，高承勇再次明确表示不上诉，这也将是高承勇执行死刑前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高承勇在被告知自己捐献器官无望后，再次提出希望捐赠遗体用于科学机构的相关研究。

此前在2017年7月18日，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不公开审理高承勇故意杀人、强奸、抢劫、侮辱尸体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案时，朱爱军回忆，面对庭上“多名家属落泪，说起亲人离世后的伤痛”，高承勇在被告席上对被害人家属“道歉，鞠了三个躬”，并提出自己没有能力支付赔偿，希望可以捐献器官。

  朱爱军认为，在残忍杀害11名女性后，这是高承勇第一次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