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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丸”如何诞生并拯救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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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丸”如何诞生并拯救女性?

避孕药的创制和推广,也不出意料的招致了持续批评。从科学伦理上讲,避孕药是带有欺骗性的,通过愚弄女性的生殖系统,来阻断成孕,这意味着对于生命、身体的操纵。

所评图书:

书名:《魔丸的诞生》

作者:(美)乔纳森·艾格

译者:语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

出版日期:2018年3月

 

避孕药而今已经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种药物是在几十年前,才由一群勇敢而叛逆的社会异类通过紧密合作,而打通了技术研究和社会接纳两个管道,使之成为可能。因为有了避孕药,女性得以合理的控制生育数量,为进入职场、实现经济独立创造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相对减少了生育,从而极大的降低了频繁生育带给自身健康的伤害。女性,尤其是城市女性,再也不是20世纪中期以前小说家、画家作品中的那种因为无法避免的过频生育而造成的病恹恹的形象。

当然,避孕药的创制和推广,也不出意料的招致了持续批评。从科学伦理上讲,避孕药是带有欺骗性的,通过愚弄女性的生殖系统,来阻断成孕,这意味着对于生命、身体的操纵。不在少数的科学家、伦理学者认为避孕药开启了直至今日的“修改生命、操纵生命”科学研究浪潮。从家庭伦理来说,有了避孕药,夫妻之间互相背信就会变得轻而易举。而正如罗马教廷1968年声明中所称的那样,如果避孕药由社会组织进行统一发放,甚至强迫服用,以控制某一类群体的生育率,就将出现极其严重的社会压迫。

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成为阻碍避孕药的合理理由,就像本文开篇所说的那样,这种药物解放了女性(虽然解放的方式往往会让男性感到极其不满),让女性的生命受到了尊重;并且,考虑到20世纪后期至今,全球许多地区,包括最为富庶和发达的美国的部分区域,也依旧存在突出的贫困、饥饿、营养不良问题,所以也可以推论认为,避孕药的发明,因减少了降生人口,让近几十年来的全球贫困和饥饿问题得以稍稍减缓。

避孕药、避孕技术的研发,是在没有任何政府资金和企业赞助的情况下实现的,这在科学学科已经高度分化、技术研究成本不断攀高的20世纪,这简直堪称奇迹。另外,这方面技术研发,还是在美国推行《反淫秽法》(该法将出售避孕用具、传授避孕知识界定为淫秽行为)、教会严厉训斥节育的一切探索的情况下,所得以推进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美国畅销书作家、《华尔街日报》前记者乔纳森•艾格所著的《魔丸的诞生》。避孕药这样一种有效的推动了当代社会以及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发生改变的“魔丸”,究竟得益于谁,才能够惊艳亮相于世,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读者都可以从《魔丸的诞生》书中找到答案。

这本书有四位主人公,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社会异类”,分别是;出身贫寒、充满个人魅力的女性主义先驱玛格丽特·桑格,有着显赫家族背景但个人生活极为不幸的大富豪凯瑟琳·麦考米克,饱受诟病的天才科学家格雷戈里·平克斯,出身教会却有着悲天悯人情怀认为拯救女性要比遵守死板教条更重要的约翰·洛克医生。这四个人的轨迹,经由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成长背景,而串联在一起,不无戏剧性和偶然性。

他们、她们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很重要的因素在于20世纪的前期、中期、后期,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社会、文化开始发生激越的转型,节育不仅有利于女性个人,也有利于家庭甚至有利于城市和国家(会减轻城市化的人口积聚压力,当然,日本、美国、欧洲国家的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新增人口不断下降的现象)。所以,玛格丽特·桑格、凯瑟琳·麦考米克、格雷戈里·平克斯、约翰·洛克四个人以及其合力创制和推广的避孕药,不出意料的成为了时代转型的催化剂。

全书开篇叙述了玛格丽特·桑格与格雷戈里·平克斯的戏剧性见面。1950年,前者已经风烛残年,而后者则是媒体和学术界的弃儿,被逐出哈佛大学,在旧车库里进行各种有争议性的实验,比如用体外受精技术,在培养皿中繁殖兔子。这在当时的美国民众看来,平克斯跟恶毒的巫师没有分别。平克斯曾为了研究精神分裂症,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疯人院居住。

桑格是节制生育的倡导者。书中穿插叙述了她具有叛逆性、颠覆性的人生。在美国20世纪前期,即社会文化仍然高度保守的时期,桑格已经非常前卫,不仅到处宣扬生育、节育都是女性权利,而且还设法探索切实提高女性节育实效性的药物和用具。但几十年下来,她推销的用品主要仍是避孕套、宫颈帽,没有什么效果。她希望出现一种“魔丸”,能够让女性喝下去就能够避免怀孕,但又不会根本性的损害女性受孕能力。两人会面后,平克斯开始用黄体酮进行动物实验。桑格能够为平克斯提供的研究经费非常有限,平克斯为此不得不到处争取赞助,还寻求与当时的著名药企西尔医药公司的合作,都一一宣告失败。

当桑格和平克斯的合作即将陷入无法推进的困境时,时年75岁的凯瑟琳·麦考米克与她和他建立了联系。麦考米克的丈夫斯坦利·麦考米克在那之前去世,死前几十年间都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在照顾得病的丈夫的几十年里,麦考米克一直在给美国的计划生育组织捐钱,并越来越明确节育的社会意义。

教士医生约翰·洛克加入到推广避孕丸的行列中,这实在让人意外,因为教会从来就禁止节育。《魔丸的诞生》书中解释指出,洛克在长期行医过程中,感受到了女病人对于怀孕、生育的恐惧,“因为她们的身体已严重不支”,而且,即便这些女性即便撑过怀孕和生育,生下来的孩子也还是会由做妈妈的一手带大。所以,洛克也开始进行避孕药物的实验,并在与平克斯建立合作以后,提高了药物选择的精准性。

《魔丸的诞生》这本书也明确谈到,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平克斯和洛克所各自进行的实验(在病人身上注射药效和副作用未知的药物,或发放口服药物),并不符合科学和社会伦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之后会将实验在波多黎各而不是美国本土进行。

桑格和平克斯等人试制的避孕丸一经推出,在美国内外都引发了巨大震动。尤其是对于当时都市人口压力很大的日本来说,避孕丸意味着可以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同时,避免人口在短期内增长过快。《魔丸的诞生》书中叙述了桑格1955年造访日本并因此引发社会轰动的经过。

1967年,《时代》杂志将避孕丸放在了杂志封面,指出在短短几年里,改变和解放了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人们的生活。这个预言是正确的,从1970年到1980年,仅就美国来说,法学院学生、商学院学生中女性的比例,就从10%、4%,增长到了36%、28%。在过去那种因为意外怀孕而被迫放弃学业、职场奋斗的做法,变得越来越罕见。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女性获得了跻身科学界、政界、商界的机会。如此而言,避孕丸还真的是玛格丽特·桑格所说的“魔丸”,发挥出如此长久的神奇效果。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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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药的创制和推广,也不出意料的招致了持续批评。从科学伦理上讲,避孕药是带有欺骗性的,通过愚弄女性的生殖系统,来阻断成孕,这意味着对于生命、身体的操纵。

所评图书:

书名:《魔丸的诞生》

作者:(美)乔纳森·艾格

译者:语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

出版日期:2018年3月

 

避孕药而今已经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种药物是在几十年前,才由一群勇敢而叛逆的社会异类通过紧密合作,而打通了技术研究和社会接纳两个管道,使之成为可能。因为有了避孕药,女性得以合理的控制生育数量,为进入职场、实现经济独立创造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相对减少了生育,从而极大的降低了频繁生育带给自身健康的伤害。女性,尤其是城市女性,再也不是20世纪中期以前小说家、画家作品中的那种因为无法避免的过频生育而造成的病恹恹的形象。

当然,避孕药的创制和推广,也不出意料的招致了持续批评。从科学伦理上讲,避孕药是带有欺骗性的,通过愚弄女性的生殖系统,来阻断成孕,这意味着对于生命、身体的操纵。不在少数的科学家、伦理学者认为避孕药开启了直至今日的“修改生命、操纵生命”科学研究浪潮。从家庭伦理来说,有了避孕药,夫妻之间互相背信就会变得轻而易举。而正如罗马教廷1968年声明中所称的那样,如果避孕药由社会组织进行统一发放,甚至强迫服用,以控制某一类群体的生育率,就将出现极其严重的社会压迫。

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成为阻碍避孕药的合理理由,就像本文开篇所说的那样,这种药物解放了女性(虽然解放的方式往往会让男性感到极其不满),让女性的生命受到了尊重;并且,考虑到20世纪后期至今,全球许多地区,包括最为富庶和发达的美国的部分区域,也依旧存在突出的贫困、饥饿、营养不良问题,所以也可以推论认为,避孕药的发明,因减少了降生人口,让近几十年来的全球贫困和饥饿问题得以稍稍减缓。

避孕药、避孕技术的研发,是在没有任何政府资金和企业赞助的情况下实现的,这在科学学科已经高度分化、技术研究成本不断攀高的20世纪,这简直堪称奇迹。另外,这方面技术研发,还是在美国推行《反淫秽法》(该法将出售避孕用具、传授避孕知识界定为淫秽行为)、教会严厉训斥节育的一切探索的情况下,所得以推进的。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美国畅销书作家、《华尔街日报》前记者乔纳森•艾格所著的《魔丸的诞生》。避孕药这样一种有效的推动了当代社会以及社会伦理、家庭伦理发生改变的“魔丸”,究竟得益于谁,才能够惊艳亮相于世,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读者都可以从《魔丸的诞生》书中找到答案。

这本书有四位主人公,也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社会异类”,分别是;出身贫寒、充满个人魅力的女性主义先驱玛格丽特·桑格,有着显赫家族背景但个人生活极为不幸的大富豪凯瑟琳·麦考米克,饱受诟病的天才科学家格雷戈里·平克斯,出身教会却有着悲天悯人情怀认为拯救女性要比遵守死板教条更重要的约翰·洛克医生。这四个人的轨迹,经由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成长背景,而串联在一起,不无戏剧性和偶然性。

他们、她们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很重要的因素在于20世纪的前期、中期、后期,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社会、文化开始发生激越的转型,节育不仅有利于女性个人,也有利于家庭甚至有利于城市和国家(会减轻城市化的人口积聚压力,当然,日本、美国、欧洲国家的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新增人口不断下降的现象)。所以,玛格丽特·桑格、凯瑟琳·麦考米克、格雷戈里·平克斯、约翰·洛克四个人以及其合力创制和推广的避孕药,不出意料的成为了时代转型的催化剂。

全书开篇叙述了玛格丽特·桑格与格雷戈里·平克斯的戏剧性见面。1950年,前者已经风烛残年,而后者则是媒体和学术界的弃儿,被逐出哈佛大学,在旧车库里进行各种有争议性的实验,比如用体外受精技术,在培养皿中繁殖兔子。这在当时的美国民众看来,平克斯跟恶毒的巫师没有分别。平克斯曾为了研究精神分裂症,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疯人院居住。

桑格是节制生育的倡导者。书中穿插叙述了她具有叛逆性、颠覆性的人生。在美国20世纪前期,即社会文化仍然高度保守的时期,桑格已经非常前卫,不仅到处宣扬生育、节育都是女性权利,而且还设法探索切实提高女性节育实效性的药物和用具。但几十年下来,她推销的用品主要仍是避孕套、宫颈帽,没有什么效果。她希望出现一种“魔丸”,能够让女性喝下去就能够避免怀孕,但又不会根本性的损害女性受孕能力。两人会面后,平克斯开始用黄体酮进行动物实验。桑格能够为平克斯提供的研究经费非常有限,平克斯为此不得不到处争取赞助,还寻求与当时的著名药企西尔医药公司的合作,都一一宣告失败。

当桑格和平克斯的合作即将陷入无法推进的困境时,时年75岁的凯瑟琳·麦考米克与她和他建立了联系。麦考米克的丈夫斯坦利·麦考米克在那之前去世,死前几十年间都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在照顾得病的丈夫的几十年里,麦考米克一直在给美国的计划生育组织捐钱,并越来越明确节育的社会意义。

教士医生约翰·洛克加入到推广避孕丸的行列中,这实在让人意外,因为教会从来就禁止节育。《魔丸的诞生》书中解释指出,洛克在长期行医过程中,感受到了女病人对于怀孕、生育的恐惧,“因为她们的身体已严重不支”,而且,即便这些女性即便撑过怀孕和生育,生下来的孩子也还是会由做妈妈的一手带大。所以,洛克也开始进行避孕药物的实验,并在与平克斯建立合作以后,提高了药物选择的精准性。

《魔丸的诞生》这本书也明确谈到,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平克斯和洛克所各自进行的实验(在病人身上注射药效和副作用未知的药物,或发放口服药物),并不符合科学和社会伦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之后会将实验在波多黎各而不是美国本土进行。

桑格和平克斯等人试制的避孕丸一经推出,在美国内外都引发了巨大震动。尤其是对于当时都市人口压力很大的日本来说,避孕丸意味着可以在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同时,避免人口在短期内增长过快。《魔丸的诞生》书中叙述了桑格1955年造访日本并因此引发社会轰动的经过。

1967年,《时代》杂志将避孕丸放在了杂志封面,指出在短短几年里,改变和解放了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人们的生活。这个预言是正确的,从1970年到1980年,仅就美国来说,法学院学生、商学院学生中女性的比例,就从10%、4%,增长到了36%、28%。在过去那种因为意外怀孕而被迫放弃学业、职场奋斗的做法,变得越来越罕见。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女性获得了跻身科学界、政界、商界的机会。如此而言,避孕丸还真的是玛格丽特·桑格所说的“魔丸”,发挥出如此长久的神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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