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郭力从商学院毕业，可以做投资，可以当咨询。就算后来金融危机重锤砸烂资本市场的繁华，国内还有房地行业撑起一块蓝图，总之有商业运转的地方总不至于缺商科海归一份工作。可郭力要么不擅长，要么没兴趣，那么多职业选择里他偏偏去做了公益。好像千万级的合同不如帮助别人换来一条道谢短信来得熨贴。

三年前郭力成了百度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后来晋升理事长。他牵头开发了百度公益捐赠平台，辅助千万人参与的公益行动，每年数千万元资助型项目也渐渐形成体系。在擅长和兴趣中间郭力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点，作为企业里的一员从事公益活动，这不是个舒服的工作，但他觉得幸运。

做公益的人的生存状态总不会太差。十年间公益的确壮大成另一番景象，千万捐助、亿万流量，郭力等来的是互联网的加持。

1，

“希望工程”宣传海报上那双渴求的大眼睛曾经望进一代人的心里。当代早期公益活动哦个凡是有影响力的都是政府主导，靠国家支持、政策倡导和领导人站台。民间公益就十分草根了：自闭症孩子的家长建个QQ群慰藉同病相怜的人；保护环境举报污染企业的人丢了工作还要自掏腰包，他们的行为不被关注不被理解。星星雨、吴立红，这些早期的公益人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做的这些事叫公益。

郭力刚回国就是这番局面，要么是公益卫士单打独斗，要么几人小社群勤勤恳恳。所以他先去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那时没有政府支持的公益组织不那么容易发展，做公益的同时当个公务员是现实的选择。

关注残疾人是郭力在英国读书的时候种下的想法。每次上大课会遇到一位同学，坐在轮椅上。这是很大的视觉冲击，画面在脑袋里迂回，另一个反思浮出来：在国内残疾人都去哪儿了？郭力的所有印象里都搜不出一个体面的残疾人形象，可眼前这位身体有缺陷的同学不见丝毫心理负担，周围也都把他当普通人，偶尔请他帮忙取个东西，他就摇着轮椅迤迤然地去了。

想得多了，带着思虑去看身边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郭力看到英国大街小巷都是公益组织，有社区的，有教会的。它们招募志愿者不问身份背景，随便几个人凑在一起就可以热情高涨地做事。他羡慕这种氛围，也打算陪着本土公益慢慢长成这样。回国之后郭力在中国残联负责残疾人教育就业等工作，借鉴其他国家的公益措施，参与起草国家助残相关政策，也协助政府拨款扶植社会助残机构。

人们从来不缺善心，只是捧着一份善良不知该往哪处用。商业机构和社会组织都在试探切入点：壹基金开始向人人公益方向摸索，雪弗兰红粉笔慢慢搭建支教品牌，直到2008年中国公益靠政府机构支撑的局面突然颠覆。一场地震鲸吞几十个县，激起无数资源不计回报扑向灾区。一时间全国视线往向西南，看见的是公益原来可以有这么大力量。

2008被称为互联网公益"元年"，许多人的职业轨迹也就此改变，企业更大范围地参与公益行动，互联网公司推动公益文化的传播。

2，

汶川地震，CISCO（思科）全球CEO可能是第一个到达灾区的外企领导人，同时宣布捐赠价值三亿人民币的设备并调动内部员工推动救灾和重建。那时候马丽波是思科全球第二届管理培训生，在销售部门还是业务骨干。她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四川完成的，地震的这片土地在马丽波心理地位特殊。就这样她申请调到企业公民部（corporate citizenship）负责起“思蜀援川”项目。他们为地震灾区提供具有当时最高标准的校园网络，提供教育解决方案、部署移动医疗车参与救灾并在之后的几年持续提供移动医疗服务。

其实比重建家园更难的是抚慰心里那座空城废墟。当看到一个大家族中31个人只留下灾难后那孤单的一个时，马丽波深深觉得救援的意义不止于帮助，还可能是拯救。她带着小团队开始在都江堰地区做灾后心理创伤辅导，帮都江堰绵阳地区的教师了解最领先的心理干预方式方法。在思科，销售部门能直接为公司创造利润，但是“思蜀援川”项目之后马丽波再没打算回到原来的部门，在她看来企业公益直接创造社会价值，之后几次更换工作也始终专注在企业社会责任方向。

那次地震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募集捐款额最高的灾难事故。除了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各大银行公布了募捐账户，还有互联网线上世界的参与。技术带来的便捷最早体现为快速传递信息。互联网公司里最先成长起的门户网站集中力量报道灾难，持续推动了公益的发酵。网页上开通的捐款通道仿佛能直接牵起手在人们的手。

新浪为地震开设了专题报道页面，传播效果让杨光自己都惊讶。2007年公益频道创立时公众的关注度一般，地震发生，互联网成了最便捷的参与渠道，爱心人士、救援队、有捐赠意愿的企业一时间都沿着报道找过来，把杨光的公益频道拱成一个小型资源枢纽。

灾难时期公众对公益活动热情又冲动，等灾难平复，热情也好像没了依托很快退却。捐款和救灾都不代表公益，这场事件之后有人反思有人行动，接触各方信息最多的媒体人成了新一轮公益文化的倡导者，又恰好公益普及的需求与互联网传播公司的业务内核匹配，这些公司成了传播公益文化的主力。只要是沾边互联网的人，都有可能听说邓飞的免费午餐，听说王克勤的大爱清尘，慢慢看到更多形式更多主题的公益行动。因为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开放，普通的微博用户就可以成为公益行动的起点。

杨光做了四年汽车频道记者，组建公益频道之后在汶川地震中建立绿丝带论坛，影响亿万网友。现在杨光是新浪微公益总监。就算作为一家商业网站新浪有其商业目标，杨光的部门又隶属于运营部，肩上却没有营收考核，只承担运营绩效考核。

这几年他和十人左右的团队试图跑通一种模式，被称为BVC：B代表公益组织、基金会一类机构，V指微博意见领袖，C代表用户。新浪微公益扮演整合调度的角色，拉动三方一起在平台上策划话题、传播内容、参与公益。杨光手机里有个叫“中国公益新媒体影响力榜”的微信群，汇集了二百多家B端机构，不定期在线下请大V意见领袖分享传播技巧。新浪每年都会捐出部分传播资源，公益人得知道怎么用。实在不知道怎么用，杨光的团队帮忙。差不多明星所有微博公益宣传都从这个团队手底下过，有项目的帮助传播，没项目的帮着设计。

信息持续渗透，公众的公益习惯培养周期明显缩短了。2016年南京一所超市报警抓到顾客偷了一只鸡腿。“最心酸的儿童节礼物”在微博平台公开募捐后，以每小时10万元的捐款额度增长。当网友知道单亲妈妈带着两个肾病综合征的女儿，不得已偷个鸡腿做儿童节礼物时，迫切地想帮助挣扎出泥泞的困境。“帮她募捐的不止我们一家，我们就跟基金会商量把捐赠额度定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内。所以到30万就停止了。”

杨光说虽然以往也经常遭吐槽，但这个项目的评论下面是质问他们为什么关闭捐款通道。参与公益成了自发行为，不用殷切呼吁，消息自动传播，一些行为都是积极主动的。还有网友发私信说，既然“微公益”停止捐款了，那告诉我联系方式我要亲自去。公众反客为把互联网当作参与公益的工具。

3，

2014年全国捐款总额再次破千亿，赶超公众冲动型捐赠用了六年时间，这次和地震无关。

本土企业对公益的热情烘托了漂亮的捐款数字。马云和蔡崇信捐赠阿里巴巴2%的股权，按其时股价计算，捐赠金额达245亿元，刷新国内大额捐赠纪录。先立足的传统企业完成了财富积累，后兴盛的互联网公司本就善于品牌传播，谈不上绝对的巧合，但2014年前后相当多的公司向公益事业投出一份真诚，含而不露地又促成了社会公益的跃升。

马丽波判断民营企业将是公益行的主力军，她加入京东集团，设立社会责任部并担任总监。2014年9月在她的建议下京东正式在北京民政局登记注册了京东公益基金会，马丽波兼任基金会秘书长。在她和团队的推动下，京东公益作为参与公益行动的主体，承担起更多社会责任。

通常关注公益的人情感细腻，擅长将心比心传递动容。马丽波形容自己过往的十几年只用了“内心召唤”几个字，她说没有情怀做不成公益，但相比情怀她更愿意用专业眼光判断工作。这或许不是人与人的差别，是背景之间的不同。都说发达国家的公益文化更加成熟，就像CISCO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现，都说发达国家公益文化更成熟，去对照外企承担社会责任，已经形成清晰的思路。

在过去几年中，摩根大通每年在全球公益方面的投入都超过了2亿美金。“公司通过摩根大通基金会向合作的公益机构划拨专款支持项目，再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特点落地执行。”摩根大通全球慈善亚太区执行董事徐丹说，“作为公司，我们在设计公益慈善战略和决定所支持项目时，需要考虑到多方伙伴的利益，以最终确保我们的公益投入能够在各个国家产生可持续的积极影响。”徐丹二十多年前就开始接触跨国公司慈善公益方面的工作，在她眼中，跨国公司的公益文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刚开始是出于“自觉”而参与公益，随后来自政府、公众、客户、合作伙伴的期待逐渐一点点落在肩上，推着企业向前走。

“只有当我们服务的地区社会繁荣、民众富足、企业和机构蓬勃发展，我们自身才能更好地、长久地发展。所以我们在中国资助了一系列公益项目，主要聚焦于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和协助小企业发展，从而为年轻人和弱势群体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徐丹说。比如说从2015年开始，摩根大通作为首个支持企业，参与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善品公社“互联网+扶贫”项目，致力于探索和推动移动互联网及电子商务时代农村产业扶贫的新模式，以帮助农民提升产品的质量，并充分利用新的电商平台增加收入。

利用核心业务优势参与公益行动是跨国企业的常规做法。对马丽波来说京东提供了一个更加务实的环境，她要把在外企CSR部门积累的项目设计、流程管控的专业经验发挥出来，思考如何依托这家企业的特殊资源，联合政府和公益行业专业机构一起做出一套解决方案。以及把公益行为转化为企业优势反哺公司业务，形成闭环——比如打造“物爱相连”平台。

当公益机构把筹款能力视为生存能力时，当中至少一半款项是用来购买物资再做分发的。过程中招标、采购、配送每个环节都耗费人力财力，耗费时间降低了项目本身的透明度。针对这个痛点马丽波推动商业机构赋能公益机构解决社会问题，他们调动企业资源，搭建了一个网络筹集物资的平台。在平台上可以精准显示哪个村哪个班的孩子需要书包，每个书包什么牌子多少钱公开募集，之后购买由京东免费配送。价格透明、物流可追踪，捐赠者一步步看着书包送到孩子手上，互联网电商改变购物习惯也提升了捐赠体验，对透明度和真实度负责。

4，

中国的公益文化是在互联网的涌动间打造的，不像欧美跨国公司的规范和稳妥，没来得及握住的那份感性飞出去成了创意的引线。以前谈到公益参与总是被等同理解为捐钱捐物，以至于模糊了慈善和公益的概念。可实际慈善是个人的决定，要不要伸出援手都基于自己的同情心。公益着眼公共利益，动机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使命感责任感，节水、排队、拒绝吸烟，公益其实没有门槛。

微信“为盲胞读书”公益活动只要用户进入“为盲胞读书”的微信帐号，就可以通过语音功能朗读由系统推送的一段文字，或者随手拿起手边的书朗读自己喜欢的段落，微信后台则把这些语音文件收集起来，经过对声音的处理，制成有声书，提供给盲胞收听。与其说公益造福社会，不如说是互联网公益在培养用户的生活方式。

公益行动的门槛越低，参与度越高。2017年9月7日到9日期间，腾讯公益平台共动员1268万人次主动捐出8.299亿元善款，为6466个公益项目贡献出力量。这是去年99公益日的战果。99公益日是腾讯连续三年打造的品牌，俨然成了最大的全民互联网公益节日。去年最吸睛的是这个节日的预热活动——小朋友画廊。

小朋友画廊是腾讯和“wabc无障碍艺途”公益机构联合出品的线上线下互动公益项目，包括朋友圈一条视频广告、一则卖画H5、在五个城市办画展以及亮相纳斯达克大屏幕。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H5 1元买下心智障碍画家的一幅画作手机壁纸的活动。仅用半天时间，580多万人参与募捐，募款1500万元人民币，投资商捞钱、这种活动不适合小朋友等等质疑也出现了。“WABC无障碍艺途”创始人苗世明对这这些声音很坦然甚至有些高兴，“这一次筹款，其实只是一个形式，更多的是希望筹集一个认知。”

当然这个事件再次把公益行动的信任问题暴露出来。“从捐赠人捐赠开始，到公益机构项目执行，再到受助人效果反馈，这当中涉及很多环节，涵盖包括机构、个人、企业、平台等不同参与者，是一个公益生态圈，而其立命之根就是’透明’。基于透明，公众才能更加了解和信任公益项目，才会选择支持;同样是基于透明，公益机构和项目才会不断创新和发展，吸引更多公众的支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说，很多公益组织透明度做不好不是因为太难，而是把透明度建设当成一种负担，认为需要披露的信息太多、太麻烦。

实际上根据《新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要在国务院民政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同时，为了确保更好的后续监督和执行，用户捐献的善款不会进入腾讯公益，而是直接存入接受善款的公募机构账户。作为平台方，腾讯或腾讯公益在中间不存在“分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之前，一切公益行为遵循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直到2016年民政部对现有互联网公司公益平台做审核，规范跑道，指定13家平台为首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虽然捐款的确有保障，但公众看不清还是会担心。一元钱，也要知道它的去向。参与公益不是慰藉自己，是真正关心他人。

5，

公益文化逐渐打下基础，公众对机构的专业度、透明度要求更高了。好在互联网公司把那套商业产品开发的头脑分一部分给公益暂时够用。

每天只要步行替代开车、在线缴纳水电煤、网络购票，越是低碳生活方式越能给支付宝账户积攒绿色能量。用来在手机里养大一棵棵虚拟树。虚拟树长成后，蚂蚁金服和公益合作伙伴就会在西北荒漠里种下一棵真树。这套以数字金融为主的技术创新来自蚂蚁森林自产品经理祖望。

有人真的跑去西北看自己远程种下的那颗树。无尽荒漠，铲一锹土被大风吹散半锹，种一棵梭梭树还是蹲下去用手扒土更实在。原始的劳作和低碳的生活方式就天马行空地被互联网公益绑定，同生共荣。2017年9月蚂蚁森林上线公益保护地模式，让用户可以 “领养”五平方米森林，和公益组织一起保护森林。截至2017年12月底，蚂蚁森林用户超过2.8亿，累计减排205万吨，累计种植真树1314万棵，守护12111亩保护地。

公益文化在进步，要求行业人才梯队水平提升。企业执行社会责任的部门相对独立，总不能一直靠着背绩效考核的公司人。

十年来公益的概念在大众面前谈不上渗透，起码接受。参与度算不上积极，至少不那么被动。公益环境上了一个台阶，做公益的人反而成了短板，需要更专业的人牵动行业继续向前。依靠科技发展多元化公益需要技术人才，利用公益平台捐赠的传播资源需要新媒体运营人才，传统公益机构想追赶互联网的脚步需要公益职业经理人…… 

在几个主力互联网公司的公益业务操盘手里，郭力是唯一来自传统公益行业的负责人。有时候他想对那些传统公益机构说，快醒醒吧，现代人的生活都在手机上，再不跟上技术的脚步就来不及了。在百度，郭力称自己是创业者，想方设法从技术层面为社会公益提供支持。他说要把百度公司的技术特质输入到公益领域。不论AI还是区块链技术，公益得有属于自己的技术迭代。

百度公益基金会2011年注册，2015年交到郭力手上重新出发。当初他在英国看到公益职业经理人西装革履，有非常高的专业能力，他坚信中国未来也需要这样一批专业人才带领公益行动。在他管理着四十个人的技术公益团队时，切身的感受是人才难招。2018年民政部又将开放第二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许多不想走弯路的企业把眼光往向老13家平台的企业社会责任负责人，郭力感觉自己等来了公益的壮大和对职业公益人的渴求，他的面前也摆着不少的岗位邀请。

郭力没接受这些互联网公益平台的示好。今年4月，郭力交出百度公益的接力棒，和朋友在中关村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研发金融科技、信用数据与公益产业的融合应用技术。然后他又去了广东，开始负责一个家族基金会的战略规划。本土公益还在慢慢发展，上一个十年互联网公司搭建起一个平台，未来的路怎么走需要新的人才们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