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拥有充足的资金和过剩的产能，而海外存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需求，通过向海外输出产能和资本，实现优势互补和促进共同发展，这不仅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60年代至70年代的日本，也即将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尽管政治和经济背景有些差异，但历史或正在重演。

呼之欲出的“一带一路”规划（“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认为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战略载体。抛却冷战意识形态的因素，它与二战后美国实行的马歇尔计划确有异曲同工之处。界面新闻将通过15张图为您梳理“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前世今生。

马歇尔计划——促成美国及全球增长的黄金时代

二战后，美国为帮助欧洲复兴、抵御苏联，通过马歇尔计划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该计划于1947年4月签署，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0亿美元（相当于2013年通胀调整后的1480亿美元），占1948年美国2580亿美元GDP的5%。

原本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马歇尔计划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带来了一个最初未预料到的结果：美国将其黄金储备的2/3借给受援国，让他们“定向”购买美国的东西，从而把美国过剩的产能转化成美国政府对受援国家的债权，不仅让美国避免了二战后的经济衰退，也开启了全球的黄金增长时代。

马歇尔计划后，美国的政府和私人部门继续向欧洲投资。从美国的国际收支账户上能看到，从战后到70年代初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美国一方面在战后保持着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另一方面将赚取的经常账户顺差变成对外债权。并且美国还通过对外捐赠、政府长期贷款项目、私人部门FDI方式大量流出美元支援其他国家增长，巩固了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

“一带一路”——通路、通航和通商

“一带一路”设想，由国家主席习近平相继在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其沿线涵盖了中亚、西亚、中东、东南亚、南亚、北非、东非等超过40个国家，并辐射东亚以及西欧。其中，中亚与东盟（东南亚十国）处于“一带一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

从国内来看，尽管“一带一路”最终规划尚待明确，但申银万国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国内或将覆盖西北五省（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与西南四省（重庆、四川、云南、广西）；“海上丝绸之路”或将对接东南亚临海港口，主要有三个主港（泉州、广州、宁波）和其他支线港、喂给港，及东部六省（广东、福建、浙江、云南、广西、海南）。云南、广西将同时受益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

民生证券也在研报中表示，“一带一路”从经贸意义上来讲的目的主要是三通：在通路、通航的基础上通商，将主要影响铁路、航空、航海、农业、商贸流通、油气进口等行业。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区位重要性，让其频频成为各国对外合作和资本输出的目的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联合国等均提出过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战略或提议。

 

 

内部挑战——产能过剩、外储居高和能源紧缺

据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生意社统计，2013年中国大宗商品中，存在产能过剩的产品占比为48%，而在产能过剩产品中，产能利用率低于80%的产品数占了四分之三。

另外，过去十几年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上升。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超过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笔庞大的资金急需找到风险、流动性和收益率兼顾的投资渠道。

此外，中国的原油消耗量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赖度也逐年上升，其中原油对外依赖度已接近60%。而中亚原油天然气储备丰富，2012年，哈萨克斯坦原油储量列全球第12位，占全球比例1.8%；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储量列全球第4位，占全球比例9.3%。“一带一路”将促进中国和中亚在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拓宽中国的能源渠道。

外部机遇——新兴经济体公共基础设施不足

当下，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面临着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

IMF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尽管公共资本存量的GDP占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基础设施水平）略有上升，但有效公共资本存量GDP占比有所下降。有效公共投资存量在公共投资存量里除去了无效投资的影响，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公共资本存量情况。另外，实际公共投资GDP占比80年代后也大幅下降，直到最近几年才又有所攀升。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差距较大。从人均数据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人均公共资本存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具体来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人均发电量仅相当于先进经济体水平的五分之一，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发电量仅相当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水平的八分之一左右。人均道路存量的差距也与此相当。

差距就意味着巨大的潜在需求。IMF在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题讨论里表示，先进经济体目前的借款成本低、需求疲软，而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存在基础设施瓶颈，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在短期和长期内提高产出。而“一带一路”正好顺应了这波即将到来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浪潮。

金融载体——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如今，中国政府已经逐步为实施“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搭建好了金融支持平台。

2014年7月15日，金砖五国在巴西福塔莱萨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同时建立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兴业证券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正式启动。前者由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而应急基金里，中国则拥有38.95%的投票权。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将于2016年在上海成立。这一金砖货币体系，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实施保证。

另外，2014年10月24日，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等21国在北京签约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也将成为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重要平台。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目前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国家的资金大概只有2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数额更是仅为这些资金的40%至50%（见界面此前报道：中国“走出去”最大胆尝试背后 6家金融机构支撑“丝路”规划千亿美元）。这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将会由这两大行来填补。

2014年，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作主旨演讲时又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而且，丝路基金是开放的，欢迎亚洲区域内外的投资者积极参与。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丝路基金规模或为1000亿元（约为163亿美元）。

另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在近年明显加速。自200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与25个国家（地区）的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涉及规模为27332亿元人民币。其中，2014年中国央行先后与新西兰央行、蒙古央行、瑞士央行、斯里兰卡央行、韩国央行以及俄罗斯央行等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规模达7100亿元人民币。另外，今年10月，欧元、新加坡元已成为继美元、日元、澳元、新西兰元、英镑之后，第六和第七种可直接和人民币进行交易的货币。

兴业证券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人民币去美元化，释放外汇储备的过程。当人民币可以和其他主要货币进行直接兑换之后，意味着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过去被作为货币发行保证金的外汇储备将被释放出来，成为可以动用的一种战略性资产。人民币国际化释放的巨额的外汇储备，将是中国实行资本输出战略的重要保障。而未来海外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无论采取股权模式还是债权模式，又将反过来助推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企业蓄力——内部重组全球布局

受中国领导人的“高铁外交”以及企业自身的推动，今年中国高铁企业已斩获1300亿元海外订单，遍及除南极洲以外的六大洲。最近斩获的项目包括2014年11月3日北方国际与德黑兰轨道车辆制造公司在北京签署的价值56.14亿元人民币的《德黑兰504辆碳钢地铁车供货合同》。

在国际港口的投资建设运营合作方面，中国也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如中国企业已经投资建设和运营了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码头以及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等。此外，深圳港也已经与全球14个重点港结成友好关系，下一步还将继续拓展友好港的范围。

企业为提高国际竞争力进行资本重组也是其为资本输出蓄力的一大看点。

一个月前，招商轮船（601872.SH）与中外运长航集团分别拿出了5.66亿美元和5.44亿美元在香港合资成立新公司中国能源运输有限公司（China VLCC），从而扩大运力规模，组建国际上规模领先的远洋油轮船队（见界面此前报道：超级油轮公司诞生 退市公司傍上招商轮船）。

另外，近期中国政府还在推动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合并。此举普遍被认为是为了中国高铁更好地“走出去”，避免两家公司在海外恶性竞争、互相压价抢标。未来中国在核电、电力等领域或许也会采取类似整合的措施。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主旨演讲中所说，“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以“一带一路”为先导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既可以向外转移剩余产能，升级出口结构，化解能源紧张，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全面提升综合国力，也可以解决新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资金和技术瓶颈；既是弥补全球失衡的一石二鸟之举，也是带动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