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每个月企业和个人按缴费基数分别缴纳的20%和8%的养老保险都去了哪里？答案是90%的养老保险基金（约为3万亿元）躺在银行里“睡觉”，年均收益率仅为2%。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13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28269亿元，按照近几年每年增加4000多亿元的速度，2014年将达到3.2万亿元左右。如果再算上预计2014年累计结余将在3500亿元左右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2014年总体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达到3.6万亿元左右。

但在现行制度下，规模庞大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渠道却被严重限制——除了须留足相当于2个月的支付额，其余的全部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且不得进行任何其他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投资，不得从事任何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

根据“2013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的公告，当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有90%在财政专户、协议存款和其他银行存款里，而只有2%进行了委托运营和债券投资；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有近95%的资产在财政专户和其他银行存款里。这样的资产配置导致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多年来跑不赢通货膨胀，与全国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的收益率相比，更是相差悬殊，潜在的损失巨大。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的测算，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过去20年来的损失量化后分别为：以CPI作为基准（4.8%），贬值将近千亿元；以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率为参考基准（8.35%），损失将高达3277亿元；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为参考基准（9.02%），潜在损失将近5500亿元；以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作为参照（14.85%），福利损失将高达1.3万亿元。

天量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潜在损失，不仅加重了全体纳税人的负担，更侵蚀了未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支付能力，为增加各级政府财政负担埋下了“定时炸弹”。

在改革的优先次序上，保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甚至比解决养老金空账问题更为紧迫。

中国几乎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实行养老账户统账结合的国家。但这个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制度，或者说部分累积制度，在现实中基本演变为现收现付的名义账户制度了，由于需要支付转型的成本，向改革之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支付养老金，导致绝大多数的个人账户是空的。

然而，郑秉文认为，“空账”问题并不可怕，几乎所有的欧美发达国家都是现收现付的制度，“如果以后都照此办理，我们这一代由下一代来供养，就像我们供养上一代那样，一代供养一代，那么账户是空的也无所谓。”

2000年，辽宁开始率先实施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的工作，过去13年来，共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天津、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等13个省份成为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省份，但2013年末共积累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仅为4154亿元。这一数字杯水车薪。据统计，2013年底个人账户“空账”高达30955亿元，甚至已经超过了当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

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的部分累积制目标不能实现，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即便地方政府筹集上来了钱也只能将其中约90%的资金放到低收益的银行里，这导致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

因此，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养老保险制度，无论是否做实个人账户（按照目前的缴费标准，即便做实了个人账户，也难以覆盖退休人员继续存活15年的实际支出），都需要一个高效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体制。“如果投资体制没有改革，现在就根本没有做实账户的必要，因为不划算。就是说，应该先改革投资体制，然后再谈是否做实的问题。”郑秉文表示。

2011年3月，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改革曾提上议事日程。2011年，时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曾大力倡导和推进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进入资本市场，提高收益率，进而掀起养老金入市的舆论攻势，但也引起了可能血本无归的讨论，导致改革进程步履维艰。2012年3月20日，广东省千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运营的协议正式签字，至此，这一轮投资体制改革告一段落。

2011年启动的改革方案是准备新建专门投资机构进行养老保险基金的市场化投资管理，但意外的是，收获的却是委托模式即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运行。尽管从收益率上看，2013年广东委托的千亿基金收益率或不低于6.20%，已经大大超过此前2%的收益率，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体制问题。

郑秉文认为，未来社保基金规模庞大，至少应有两、三支养老基金投资机构来运营。多支基金主体可以产生竞争，还可以各有侧重。如瑞典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共计有5个，但其资产总计还不到2000亿美元（合12255亿人民币）。

此外，“2011年改革”也引发了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问题。如果中央政府实行集中投资，分散在2000多个地方统筹单位的基金就需要“上交”到中央政府，这必然牵涉到地方养老基金支付能力和地方政府及金融机构的利益，遇到“讨价还价”问题。

“统筹层次太低是目前建立任何投资体制的大敌，与其相匹配的自然是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等非市场化的投资制度。”郑秉文认为。

根据2013年3月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教授李扬的测算，2023年城镇企业职工（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将出现收不抵支，2029年累计结余将消耗殆尽，2050年累计缺口将达80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91%。

无论如何，养老保险基金统筹制度和投资制度改革不能再等了，否则我们可能真的会面临“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