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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布里斯托大学校长Hugh Brady:脱欧很可怕?大学们不应为此焦虑

只要学校够国际化,学生和学者不会因为脱欧而离去。

Hugh Brady偶尔会觉得尴尬。因为44岁就出任都柏林大学(UCD)校长,并在短时间内大刀阔斧地实施教育改革,爱尔兰媒体将他比喻成是教育界的Michael O'Leary。后者是爱尔兰巨头企业瑞安航空的首席执行官,凭借高超管理手腕,让公司持续保持市场地位。不过O'Leary性格傲慢,常因个人问题被挂上头条。另外,他比Brady还要小两岁。

媒体倒是说对一点,Brady对爱尔兰影响力重大,尤其在教育改革上很有一套。在任期间,他领导了一项重大且颇具争议性的制度变革,包括重组本科课程体系,建立交叉学科研究机构,成立单独学院培养最出色的学生,为筹款大力发展校友关系,以及坚持国际化策略。批评人士认为,这些行为有违教育事业的本心,太过商业化。

但不可否认,改革奏效了。都柏林大学的年度研究经费从4900万涨到1.13亿欧元,在校总人数上升2000多人。在他轮值主席团的最后18个月里,为UCD筹集到的慈善捐赠金额几乎翻了两番。最直接的成就是,UCD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的位次从221位挤进前100。

当他在2015年出任布里斯托大学校长后,他将这波改革热情带到新工作中。Brady发现英国高校的财政状况好多了,他可以更自在的施展抱负,比如在学校开启创新课程,让计算机和历史专业的学生坐到一起研究课题。Brady坚持认为,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关键,让学生越早具备越有价值。

他还将中国视为“国际化”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该学校也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办毕业典礼的英国大学。脱欧公投后,这层联系变得越发紧密。今年4月,Brady组了一个代表团访华。短短两三周内,他们走访27所中国高校,寻求合作。尽管一切刚开始,但他确信高校国际化策略能让所有人受益。至少在面对脱欧困境时,高校们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Hugh Brady

界面新闻:因为你在都柏林大学任职时展现出商业思维和改革热情,爱尔兰媒体把你称为教育界的Michael O'Leary。你如何看待自己过去的成就?

Hugh Brady:这个称谓很有趣,又有点尴尬。Michael O'Leary在爱尔兰航空领域的成就很高,他执掌的瑞安航空把世界距离缩小,让人们的联系变得便利。在某层面上讲,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有相似性。如何让学生拥有国际化能力,毕业之后的个人发展不被地域和文化限制,对一所大学而言,变得越来越关键。

作为校长,将国际化视作大学发展策略可能是我过去的成就之一。都柏林大学的中国学生数量在过去十年攀升。更深层次的改变,是让学校和中国高校共同设立学位课程体系,比如让爱尔兰商科学生在中国学习一年,认识新兴经济体的商业发展。我们和北京工业大学开设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也是合作创新的产物,约有4000人在此学习。比较有先创性的是,围绕国际议题我们开展了很多项目小组。当然,我在任期间,对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升级,特别是网络通信的覆盖。现在看来,这些升级都是学校发展的铺垫。

界面新闻:支撑你教育改革背后的信念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形成的?

Hugh Brady:我并不否认资金对高校发展的重要性。我们有一套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方式:当学校想要为新研究项目的建设向政府申请经费时,我们要努力保证这些项目值得投入,并且有能力把钱用到刀刃上。当然,政府的钱也未必都够,所以我们会寻求慈善机构或者个人捐赠。当他们看到有政府的背书,也会乐意参与进来。在都柏林大学实施改革后,我们获得收入增长,无论是学费,还是社会慈善捐款。我们有能力招募更优秀的教职工和研究院,让更多高等教育惠及学生,让研究项目更深入,让基础设施更为一流。

背后的信念,还是归因于对教育的热忱。我相信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社会给与大学很多机会,高校可以通过研究得出成果,反哺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我自己是医学背景,医学领域有很多这样实例。当病人被治愈时,你能发现这些研究的价值。

成为一名高校管理者有偶然因素,没有人在上大学时励志当一名校长。但一些早期经历会塑造一个人的观念。在做研究时,我不只是热衷解决细枝末节的疑问,还喜欢把许多课题上升到更大层面,组合其它相关议题来一起研究。这样不仅能扩大视野,还能让不同领域的聪明人参与进来,产生更大的价值。偶然从一名医学博士走上教育管理者的路上后,我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尽可能的扩建人才库,特别是当你管理的机构正好赶上地区发展、或者国家发展的大议题时,你的特殊性就愈发显现出来了。

高校所处的大环境也对改革至关重要。我认为无论是都柏林大学还是布里斯托大学,他们都是“城市大学”,这要求高校具备更强的社会责任,为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做贡献。

界面新闻:你在任时都柏林的世界大学排名上升100多位,对许多大学求之不得。你如何看待大学排名?

Hugh Brady:大学排名是高校必须面对的现实。学生们会关注,排名是他们择校的参考标准,特别是对中国学生;研究员也会看排名,这是他们选择去哪里工作的参考系。但一所学校将排名上升作为目标,就有些本末倒置。如果高校制定发展策略是正确的,让学生受益,排名必然会上升。如果排名没有上升,高校要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无论在都柏林还是在布里斯托,我们并没有围绕排名制定发展目标,我只要确信正在做对的事,对学生、研究项目和城市发展有益,就一定会有好成果。

界面新闻:放在当时和当下情境下,对学生有益的事情有哪些?

Hugh Brady:首先是课程上的大改变,我在布里斯托大学任职时也延续这一传统。毕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优秀人才,不仅要被教授们认可,还应被雇主认可。校方要平衡学科和课程的广度和深度。

在以前,学生们择校会对比不同学校特定专业的研究项目和课程。这反倒限制他们能力和视野。我们设立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融合学科课程体系,比如将计算机科学与历史学融合起来。你发现有很多学生在其中寻找到研究点,并钻研得很深。这就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布里斯托大学覆盖的学科很全面,提供了改革基础。资源集中起来也能让各学科之间的合作紧密。

另外,学校有一些天然条件,比如与城市连接紧、校园集中度高,特别适合建立跨学科和更宏大的研究项目,比如气候变化相关、移民研究和智慧城市等议题。有些国际知名大学,他们可能历史悠久,但却坐落在小镇上,发展方向就不太一样。

界面新闻:你从2004年就常来访中国,你认为中国高校如何变得更有竞争力?

Hugh Brady:一个比较好的切入口是细致考察学生们到底应具备哪些能力,才能让他们变得抢手,然后设立与学科深度匹配的课程。我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尽早让学生拥有国际化背景。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学生未来毕业后一定会面临跨国的工作体验。海外经历对这一转型过程尤为重要。

校际之间交流合作,也是我和中国同僚们共同想做的。虽然在学校规模、发展哲学上各有一套,但就是因为不同,我们对彼此才有价值。

界面新闻:你曾在两所大学担任校长,是否发现两国教育不同点?

Hugh Brady:英国大学的资金支持环境要比爱尔兰好得多,这也是支撑英国高校整体非常顶尖的原因。资金充裕最大的帮助,就是让更多合作和研究项目被纳入考虑范围。

其实全世界的大学所面临的挑战都差不多。首先是如何提升学生教育体验,然后是增强研究能力和扩大合作。区别在于各自运营环境不相同。为什么布里斯托大学常年排到前50,首先与它城市大学的特性有关,劳斯莱斯、空客和BBC都驻扎在该市,我们要确保的是,如何与产业合作研究项目,让毕业生能跟上行业变迁。就好像我们此次去拜访中国大学,学生们也认为一个城市的创造力和产业分布与大学本身提供的教育质量同等重要。

界面新闻:在你上任布里斯托大学校长后一年,英国公投决定脱欧,这对你的工作有何影响?

Hugh Brady:和其它人一样,我为脱欧公投的消息感到震惊。高校运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一些英国高校遭遇迈不过去的坎:国际生数量下滑,欧盟学者大批离开。对我们而言,好消息是,这两者都未发生。国际学生,包括欧盟学生的数量不降反升,欧盟学者的流动性跟往年差不多。这和坚持国际化发展的策略分不开。

我们在第一时间安抚教职工和学生,告诉他们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学校对优秀人才的态度不变,学校也会为他们积极争取签证许可。前不久布里斯托大学的五位研究人员还拿到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提供的1000万欧元科研基金,金额在英国高校中位列第三。从侧面讲,学校科研水平没有因为脱欧而改变什么。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这还不是什么需要慌张焦虑的时刻。

界面新闻:在你职业生涯中,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中国来往变频繁?

Hugh Brady:我第一次来中国是2004年,当时刚上任都柏林大学校长。之后,我每年都要来3-5趟。这里很神奇,每半年就变翻模样。政府非常重视高等教育,高校的研究项目与世界顶尖大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研究人员和管理者对国际合作热情非常高,这层共识非常重要。

对布里斯托大学的国际战略而言,中国是相当重要的一环。说一个数据吧,过去五年,我们和北京大学的合作研究论文数量就达到500多篇。以此,你能估算出我们和中国前10高校的合作数量。

我希望能把合作层次推进到下一步。以前是中国学生来英国,但现在,我们本校学生想要去中国发展的数量在猛增,我们常在内部探讨,接下来要干什么。对未来发展这件事上,我们是有野心的。

界面新闻:梅姨在今年年初也有访问中国,而且提到要加强教育合作。但另一方面,国际学生的学费也在上涨。如果教育合作只是为学校提供更多收入,学生可以从中获得什么?

Hugh Brady:我们这次来中国恰谈的合作项目大约有50多个,不是所有都涉及到钱。理想的情况是既能吸引中国优秀人才,也能给布里斯托的学生提供在中国发展的机会。此次在访问浙江大学时,他们就提出很棒的夏季交流项目。寻求合作绝对不是单方面,而是惠及双方的。

我们和很多大学聊到的共同话题是怎样能够设立合作学位,共享课程,甚至研发新的学位课程。此外,还有50%的讨论都集中在怎样在研究项目上合作。这些讨论绝不是为扩大收入。尽管梅姨谈教育合作的出发点,可能是增加双方的贸易往来,但对大学而言,我们能从中看到不止是经济利益,只要对发展有利,我们愿意多尝试。

界面新闻:去年,英国大学校长们的工资成为热议点,你觉得自己薪资是否合理?

Hugh Brady:关于校长薪资的信息,英国高校是公开透明的。大学是一个复杂的机构,资金支持很多,研究项目很多,但牵扯各方利益,业界和其他合作机构。作为校长,其职责是在一段时间内能够把学校经营好,但成果可能要在他任期结束之后,才能够被评判。所以,薪资是否合理,需要长期观察。我只希望,在我任期之内为下一任留下成果颇丰的局面。

界面新闻:在教授和校长这两重角色中,您更喜欢哪一个?原因是什么?

Hugh Brady:任何一段经历对我而言都是独特的。在医学院的十年里,我主攻肾病研究。那时,我是一位临床实习医生,得照看病人。虽然压力大,但你感觉每一天都在为病人争取更好的未来。当时,我还承揽一些教学任务和研究课题。我很享受这种多面手的状态。

当我在都柏林大学担任医学院院长时,学校得到一笔资助,打算建立一个多学科项目,我被邀请主持该项目,慢慢就从研究领域中抽身出来。选任校长后,我发现更难继续专业领域的发展。我不再有时间跟踪病人病情,于是决定离开临床领域。我现在有时还会怀念照看病人的日子。但我知道,他们绝不希望自己在布里斯托生着病需要帮助时,而我却在中国出差。

不过尽管无法继续专业领域上的钻研,运营一所大学的经历也让人很兴奋。作为校长,你必须提供一个氛围,能够让研究员能感受到他们的研究是有价值意义并受到支持的。必须承认人不可能同时干很多事情,必须有所选择。并在不同的阶段,调整自己获得成就感的方式。

两种角色都让我不断学习。比如在我担任医学研究员时,常发现所学知识根本无法解决临床问题。你懂得很多,但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无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导致我在专业领域不懈钻研的动力。当转向教育管理后,你也常常思考,自己能为这个学校带来些什么,但思路往往很局限。我得时常向研究员、学生,甚至家长们提出开放性讨论,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些启发。如果教育的作用是让人学会质疑,我想我一直没有停止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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