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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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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文艺复兴

现代科技带来的创新力看似无穷无尽,且有能力塑造人类的未来。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完全能在这个时代引发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彻底改变人类的认知。这意味着对艺术创新能力的需求将愈发迫切。

作者:亚历山大·卡丹

在之前的几十年中,艺术家和数字技术的关系愈发密切。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后数字时代艺术”这一概念。这是否说明,艺术家希望追赶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近几年来,创造性活动,尤其是数字领域的创造性活动从其他学科获得的推动力越来越大。这一现象我最初是在读书期间目睹的:我2010年开始读研,2015年毕业。五年中发生的转变可以这样概括:起初数字及其相关技术只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行业,但后来我们发现它能跨越学科间的隔阂,让原本老死不相往来学科走到了一起。跨学科联系的建立是必然的,但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联系不可能自发形成。是数字技术不动声色地搭建起了这些桥梁。

有意思的是,对于跨学科联系的需求一夜之间爆发了。我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同事共同举办的“后数字主义”研讨会正能说明问题:研讨会反映了学院以及学生在理工科与文科专业间搭建桥梁的共同意愿。

研讨会的主题是数字技术对创造性活动的影响,选择从未来的视角看待当代的科技进展。我们的讨论往往处在科学和科幻的交界。所有的讨论都既有科学界泰斗(特别是人工智能专家,因为这是我们最关注的领域之一),又有艺术家独到的眼光,二者结合,分析问题的深度层面。会上讨论的部分课题仍处于萌芽阶段,我们自己都无法预测能讨论出什么样的成果!

核心的问题很简单:数字技术带来了这么多新工具,能用来做什么?如何跳出线性发展现有世界的思维模式,转而开天辟地、创造新世界?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能帮助人们更好了解到它的影响力了究竟有多大,引导解决方案的思路。问题终究会有答案,但是能够在答案出现之前,就提出问题,让未来朝着更有利也更有魅力的方向发展,实在是非常有趣。

有些人天真地支持新科技,而有些人则不愿接受新科技,并对其抱有恐惧心理。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能调和吗?

当然可以。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主流思维认为未来人类可能会进入反乌托邦社会,工作岗位都被机器抢走,群众生活在计算机算法的暴政下,或者时刻被监控,毫无隐私可言。但是在美国的加州,如果你去Xprize基金会或者超级高铁交通技术公司(HTT),会遇到很多期盼科技指数发展的人,认为未来会是充满新科技的乌托邦,没有任何的弊端。这两种思维都反映了对一个由AI塑造的未来的好奇和着迷。我们现在唯一知道的一点是:这个未来将和现在大大不同。

今天,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兴奋与焦虑间架起桥梁,和搭建学科间的联系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但我们必须看清现实:现在的主流心态是担忧。可以用一个小故事说明问题:我们2016年研讨会第一期请来了杨立昆(Yann Lecun)和吉恩·庞斯(Jean Ponce),人工智能界的两个巨星级人物。当时的研讨主题是“爱上机器”,议题是人工智能的未来——技术究竟能发展到什么地步?会议名额只有两百个,但却有2700人报名,所以就必须对报名者进行选拔。

我要求每个报名者写一个小故事,勾勒自己心中人工智能的未来,结果大部分人交上来的故事所描绘的未来都是黑暗而非光明的。如果在人们心中,某个技术根本无法带来快乐,那又怎么能接着谈让它为人类服务呢?这件事很能客观地说明我们社会的集体心态和对于未来的警惕。但这个故事还没说完——就在几个月前,我在洛杉矶的Xprize基金会同样让人们写小故事,而大部分人描述的居然都是美好的未来!同样是谈人和机器的罗曼史,在加州讲就是乌托邦故事,在巴黎则是反乌托邦故事。

谈起超人类主义,既有充满信念的人,又有持担忧、怀疑态度者。有些人认为这一理念存在不少的伦理争议、潜在弊端、或者技术滥用可能性。他们间的鸿沟非常大。

这个鸿沟很值得研究,可以利用社会学、历史学的手段,看出不同群体在人口比例代表、经济活力、历史经历上的差异。但同时,鸿沟也创造了对话的空间。截然相反的两派进行对话,看似不可能,但又十分必须。其实,这两个派别都没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存在一个空间——我们把它叫做未来。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空间,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对话、鼓励更多观点不同的群体发声、通过自由幻想来激发人们对于科技潜在应用的思考。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与现在非常不同的时代。就像几千年前,人类刚学会使用火的时候:有了火,食物可以加热,夜晚可以御寒。但没过多久,人类的村庄便发生了第一次火灾。即使是今天,仍有大楼火灾发生。但我们的世界,就正是存在于火带来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

科学技术本身不存在是非。人工智能我们想怎么用就能怎么用。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去决定接受还是放弃人工智能,而是鼓起勇气继续开发人工智能(事实上AI已经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主动了解它的能力究竟有多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圣史路加、伏尔泰、1892年的纽约市长、还有蜘蛛侠的叔叔都说过!今天人类所掌握的技术比我们的前辈强大了无数倍,这就意味着我们肩负历史性责任,不仅要为社会服务,还要做了不起的事儿。

集体责任的理念似乎正在崛起。

的确。在部分组织机构中,人们对于集体责任的了解在增加,投资发展集体责任的意愿也在增强。当前,规定集体责任的主要形式,是大企业间的签订的规约。大部分国家政府认为这一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太广,无从下手,不过在国际层面有了一些进展。2017年6月,联合国举办了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AI for Good),我积极参与了该峰会的“劳动的未来”工作小组,探讨如何利用AI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出谋划策。今年的峰会上,我们将重点讨论AI的积极面,以及AI能带来什么样的新经济。

数字时代的文艺复兴,在真正实现之前,有没有可能不遭大规模批判?

估计不可能。因为这不仅是道德伦理问题,或者监管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科技发展的大型挑战。最适合AI创造有意义、智慧解决方案的领域,往往也是质疑的声音最多的地方,质疑技术的影响、使用方式、或适用性。也就是说,这些领域是批判思考和技术的力量能够进行对话,并优化新技术的地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及随后的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科技,也带来了对于被历史潮流推动向前的世界的深刻反思——这正是的技术革新(印刷术、船舵、指南针、蒸汽机、纺织机的发明)、其带来的经济和地理变化、和对变化的思索相碰撞的结果。

因此,鼓励科技乐观主义的加州派和担忧主义的欧洲派抒发观点,并在它们之间搭建联系、寻找平衡具有必要性——但目的不在于找到一个最终平衡点,而是让对于科技的阐述和反思更深刻饱满。思考的出发点应为:科技本无是非,我们该做的是引导科技发展的方向,并充分探索各种潜在的可能性。

近年诞生的一些机构,比如巴黎文理大学,以及所有处在艺术科学交界处的机构也能说明问题。“数字文艺复兴”所指的趋势,也许并不显而易见,但却意义重大。复兴的开端,就是艺术创作开始采用科技思维方式的那一刻。

让我们再来谈谈畅想未来这个话题,因为畅想未来意味着艺术、文学需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对未来提出疑问,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进行前瞻和规划的一个主题。但这种思考是纯理性的,并不全面。我们可以想想人类探索宇宙的过程。我曾经有幸参与了一个工作小组,设计适合火星的建筑,成员包括航空界的顶级人物,如巴兹·奥尔德林。小组里的航空员都提到了“总观效应”——亲眼看到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只不过是个渺小的孤岛时,发生的思维转变。至今全球只有那600余名去过外太空的宇航员经历过这一效应(其中的12名登月者感触尤深)。受该效应影响,人能直观地认识到人类在国家间创造的隔阂、物种间建立的隔离、以及引发的战争是多么地荒诞。从外太空看,会意识到尽管存在隔阂,但所有人仍共享着这一渺小而脆弱的家园。

奥尔德林的旅程不仅是简单的地月往返——登月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地球的认知,动摇了他认识的根基。我们希望探索畅想未来也能带来类似的效果:让人怀揣新的认识返回现在,根据自己看到的未来,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去改变当下。

这就是所谓的“基于虚构的设计”——先虚构出一个情境,然后返回来思考怎么根据虚构创造出现实。设计专家尼古拉斯·诺瓦(Nicolas Nova)秉承这一理念,创办了一个叫做“近未来实验室”的机构,曾为宜家构想其2050年的产品目录。实验室和各种设计师、人类学家合作,将虚构的未来转化成实物。

构想未来,所产生的想法可以归为四类:可预期、可实现、可能能实现、和最好情形 。我们让艺术家去畅想未来——3000年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然后再试图规划通往这种未来的道路。让艺术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尤其关键,因为艺术的虚构不包含欺骗性:它所勾勒出的一切既不是现实,也不是谎言,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足以引发一系列疑问的可能性。

这一过程和解方程,排除各种可能性,求唯一的x值的过程恰恰相反。它就像在白纸上作画:给予画师的手无限的自由,就能产生无限种可能。

当今的时代,充满了未知,一切皆有可能,而正是艺术家最适合去探索种种可能性,以及逃离潜在危机的应急通道。举个例子: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是“全世界的未来”。每个国家馆都展示了艺术家所构想的一种未来(许多都与气候变化有关)。当时我们在研究与责任相关的课题。参观双年展时,艺术家们对待这一主题时认真严肃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中,蕴含着严肃的基调,让艺术重具现实意义,探索一个未知但是可实现的真实未来——这一切让我十分钦佩。

几年前,我们迎来了马里内蒂《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出版的百周年纪念日。《宣言》的用词和思想,现在已彻底渗透进了大型科技企业的意识中,但这些企业往往自己都没意识到他们的口号究竟出自哪儿。他们常说要预测未来,但这既天真,又会使人困惑。然而,当代的艺术家通过艺术表现手段,可以摆脱主流意象的束缚,寻找潜在的弊端,提出另一种未来,体验不可预测的可能性。

探索不可预测的未来,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正处于数字时代的文艺复兴:科技飞速发展,我们以摩尔定律的速度,朝着充满惊奇的新世界飞驰。艺术在帮助我们探索新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亚历山大·卡丹

ANIMA联合创始人,Xprize基金会大使,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后数字主义”研讨会主任

创瞰巴黎是《巴黎创新评论》(Paris Innovation Review)的中文版,致力于为全球商界与公共领袖提供深度科技、艺术、人文评论。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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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带来的创新力看似无穷无尽,且有能力塑造人类的未来。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完全能在这个时代引发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彻底改变人类的认知。这意味着对艺术创新能力的需求将愈发迫切。

作者:亚历山大·卡丹

在之前的几十年中,艺术家和数字技术的关系愈发密切。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后数字时代艺术”这一概念。这是否说明,艺术家希望追赶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近几年来,创造性活动,尤其是数字领域的创造性活动从其他学科获得的推动力越来越大。这一现象我最初是在读书期间目睹的:我2010年开始读研,2015年毕业。五年中发生的转变可以这样概括:起初数字及其相关技术只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行业,但后来我们发现它能跨越学科间的隔阂,让原本老死不相往来学科走到了一起。跨学科联系的建立是必然的,但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联系不可能自发形成。是数字技术不动声色地搭建起了这些桥梁。

有意思的是,对于跨学科联系的需求一夜之间爆发了。我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同事共同举办的“后数字主义”研讨会正能说明问题:研讨会反映了学院以及学生在理工科与文科专业间搭建桥梁的共同意愿。

研讨会的主题是数字技术对创造性活动的影响,选择从未来的视角看待当代的科技进展。我们的讨论往往处在科学和科幻的交界。所有的讨论都既有科学界泰斗(特别是人工智能专家,因为这是我们最关注的领域之一),又有艺术家独到的眼光,二者结合,分析问题的深度层面。会上讨论的部分课题仍处于萌芽阶段,我们自己都无法预测能讨论出什么样的成果!

核心的问题很简单:数字技术带来了这么多新工具,能用来做什么?如何跳出线性发展现有世界的思维模式,转而开天辟地、创造新世界?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能帮助人们更好了解到它的影响力了究竟有多大,引导解决方案的思路。问题终究会有答案,但是能够在答案出现之前,就提出问题,让未来朝着更有利也更有魅力的方向发展,实在是非常有趣。

有些人天真地支持新科技,而有些人则不愿接受新科技,并对其抱有恐惧心理。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能调和吗?

当然可以。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主流思维认为未来人类可能会进入反乌托邦社会,工作岗位都被机器抢走,群众生活在计算机算法的暴政下,或者时刻被监控,毫无隐私可言。但是在美国的加州,如果你去Xprize基金会或者超级高铁交通技术公司(HTT),会遇到很多期盼科技指数发展的人,认为未来会是充满新科技的乌托邦,没有任何的弊端。这两种思维都反映了对一个由AI塑造的未来的好奇和着迷。我们现在唯一知道的一点是:这个未来将和现在大大不同。

今天,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兴奋与焦虑间架起桥梁,和搭建学科间的联系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但我们必须看清现实:现在的主流心态是担忧。可以用一个小故事说明问题:我们2016年研讨会第一期请来了杨立昆(Yann Lecun)和吉恩·庞斯(Jean Ponce),人工智能界的两个巨星级人物。当时的研讨主题是“爱上机器”,议题是人工智能的未来——技术究竟能发展到什么地步?会议名额只有两百个,但却有2700人报名,所以就必须对报名者进行选拔。

我要求每个报名者写一个小故事,勾勒自己心中人工智能的未来,结果大部分人交上来的故事所描绘的未来都是黑暗而非光明的。如果在人们心中,某个技术根本无法带来快乐,那又怎么能接着谈让它为人类服务呢?这件事很能客观地说明我们社会的集体心态和对于未来的警惕。但这个故事还没说完——就在几个月前,我在洛杉矶的Xprize基金会同样让人们写小故事,而大部分人描述的居然都是美好的未来!同样是谈人和机器的罗曼史,在加州讲就是乌托邦故事,在巴黎则是反乌托邦故事。

谈起超人类主义,既有充满信念的人,又有持担忧、怀疑态度者。有些人认为这一理念存在不少的伦理争议、潜在弊端、或者技术滥用可能性。他们间的鸿沟非常大。

这个鸿沟很值得研究,可以利用社会学、历史学的手段,看出不同群体在人口比例代表、经济活力、历史经历上的差异。但同时,鸿沟也创造了对话的空间。截然相反的两派进行对话,看似不可能,但又十分必须。其实,这两个派别都没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存在一个空间——我们把它叫做未来。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空间,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对话、鼓励更多观点不同的群体发声、通过自由幻想来激发人们对于科技潜在应用的思考。

我们即将进入一个与现在非常不同的时代。就像几千年前,人类刚学会使用火的时候:有了火,食物可以加热,夜晚可以御寒。但没过多久,人类的村庄便发生了第一次火灾。即使是今天,仍有大楼火灾发生。但我们的世界,就正是存在于火带来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间。

科学技术本身不存在是非。人工智能我们想怎么用就能怎么用。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去决定接受还是放弃人工智能,而是鼓起勇气继续开发人工智能(事实上AI已经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主动了解它的能力究竟有多大。“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圣史路加、伏尔泰、1892年的纽约市长、还有蜘蛛侠的叔叔都说过!今天人类所掌握的技术比我们的前辈强大了无数倍,这就意味着我们肩负历史性责任,不仅要为社会服务,还要做了不起的事儿。

集体责任的理念似乎正在崛起。

的确。在部分组织机构中,人们对于集体责任的了解在增加,投资发展集体责任的意愿也在增强。当前,规定集体责任的主要形式,是大企业间的签订的规约。大部分国家政府认为这一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太广,无从下手,不过在国际层面有了一些进展。2017年6月,联合国举办了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AI for Good),我积极参与了该峰会的“劳动的未来”工作小组,探讨如何利用AI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出谋划策。今年的峰会上,我们将重点讨论AI的积极面,以及AI能带来什么样的新经济。

数字时代的文艺复兴,在真正实现之前,有没有可能不遭大规模批判?

估计不可能。因为这不仅是道德伦理问题,或者监管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科技发展的大型挑战。最适合AI创造有意义、智慧解决方案的领域,往往也是质疑的声音最多的地方,质疑技术的影响、使用方式、或适用性。也就是说,这些领域是批判思考和技术的力量能够进行对话,并优化新技术的地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以及随后的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科技,也带来了对于被历史潮流推动向前的世界的深刻反思——这正是的技术革新(印刷术、船舵、指南针、蒸汽机、纺织机的发明)、其带来的经济和地理变化、和对变化的思索相碰撞的结果。

因此,鼓励科技乐观主义的加州派和担忧主义的欧洲派抒发观点,并在它们之间搭建联系、寻找平衡具有必要性——但目的不在于找到一个最终平衡点,而是让对于科技的阐述和反思更深刻饱满。思考的出发点应为:科技本无是非,我们该做的是引导科技发展的方向,并充分探索各种潜在的可能性。

近年诞生的一些机构,比如巴黎文理大学,以及所有处在艺术科学交界处的机构也能说明问题。“数字文艺复兴”所指的趋势,也许并不显而易见,但却意义重大。复兴的开端,就是艺术创作开始采用科技思维方式的那一刻。

让我们再来谈谈畅想未来这个话题,因为畅想未来意味着艺术、文学需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对未来提出疑问,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进行前瞻和规划的一个主题。但这种思考是纯理性的,并不全面。我们可以想想人类探索宇宙的过程。我曾经有幸参与了一个工作小组,设计适合火星的建筑,成员包括航空界的顶级人物,如巴兹·奥尔德林。小组里的航空员都提到了“总观效应”——亲眼看到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只不过是个渺小的孤岛时,发生的思维转变。至今全球只有那600余名去过外太空的宇航员经历过这一效应(其中的12名登月者感触尤深)。受该效应影响,人能直观地认识到人类在国家间创造的隔阂、物种间建立的隔离、以及引发的战争是多么地荒诞。从外太空看,会意识到尽管存在隔阂,但所有人仍共享着这一渺小而脆弱的家园。

奥尔德林的旅程不仅是简单的地月往返——登月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地球的认知,动摇了他认识的根基。我们希望探索畅想未来也能带来类似的效果:让人怀揣新的认识返回现在,根据自己看到的未来,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去改变当下。

这就是所谓的“基于虚构的设计”——先虚构出一个情境,然后返回来思考怎么根据虚构创造出现实。设计专家尼古拉斯·诺瓦(Nicolas Nova)秉承这一理念,创办了一个叫做“近未来实验室”的机构,曾为宜家构想其2050年的产品目录。实验室和各种设计师、人类学家合作,将虚构的未来转化成实物。

构想未来,所产生的想法可以归为四类:可预期、可实现、可能能实现、和最好情形 。我们让艺术家去畅想未来——3000年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然后再试图规划通往这种未来的道路。让艺术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尤其关键,因为艺术的虚构不包含欺骗性:它所勾勒出的一切既不是现实,也不是谎言,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足以引发一系列疑问的可能性。

这一过程和解方程,排除各种可能性,求唯一的x值的过程恰恰相反。它就像在白纸上作画:给予画师的手无限的自由,就能产生无限种可能。

当今的时代,充满了未知,一切皆有可能,而正是艺术家最适合去探索种种可能性,以及逃离潜在危机的应急通道。举个例子: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主题是“全世界的未来”。每个国家馆都展示了艺术家所构想的一种未来(许多都与气候变化有关)。当时我们在研究与责任相关的课题。参观双年展时,艺术家们对待这一主题时认真严肃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中,蕴含着严肃的基调,让艺术重具现实意义,探索一个未知但是可实现的真实未来——这一切让我十分钦佩。

几年前,我们迎来了马里内蒂《未来主义的创立和宣言》出版的百周年纪念日。《宣言》的用词和思想,现在已彻底渗透进了大型科技企业的意识中,但这些企业往往自己都没意识到他们的口号究竟出自哪儿。他们常说要预测未来,但这既天真,又会使人困惑。然而,当代的艺术家通过艺术表现手段,可以摆脱主流意象的束缚,寻找潜在的弊端,提出另一种未来,体验不可预测的可能性。

探索不可预测的未来,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正处于数字时代的文艺复兴:科技飞速发展,我们以摩尔定律的速度,朝着充满惊奇的新世界飞驰。艺术在帮助我们探索新世界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亚历山大·卡丹

ANIMA联合创始人,Xprize基金会大使,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后数字主义”研讨会主任

创瞰巴黎是《巴黎创新评论》(Paris Innovation Review)的中文版,致力于为全球商界与公共领袖提供深度科技、艺术、人文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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