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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高盛/高华宋宇:中国经济“大国效应”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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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高盛/高华宋宇:中国经济“大国效应”越来越明显

高盛/高华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接受界面新闻独家专访时表示,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增长6.6%,稍高于政府目标,且上行风险可能大于下行风险。他强调,不担心经济会出现特别大的下滑。

2017年7月17日,成都一台资企业的工人正在忙碌。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高盛/高华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接受界面新闻独家专访时表示,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增长6.6%,稍高于政府目标,且上行风险可能大于下行风险。他强调,不担心经济会出现特别大的下滑。

宋宇认为,中国经济在一季度保持了强劲增长,并且当前增长水平实现的条件与过去几年有所不同。一个好的迹象在于,经济在通胀相对较低、环境改善、杠杆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保持了较高增长。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宋宇认为,最大的成功因素在于建立了正确的奖励机制,从而发挥了中国人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望。他说,只要把改革和开放的思路继续推进下去,中国经济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高增长。

他指出,如果因为对“恶性竞争”的担忧,过于强调风险,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风险。过去几年出现了很多新事物,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变化比大部分经济体都要大,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政策在这些领域是相当宽松的。

“我对短期经济下行风险并不担心,保守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长期风险。”宋宇表示。

宋宇于2004年加入高盛亚洲经济研究部,负责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此前,他曾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议会等机构实习。在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排名中,宋宇多年被评为“对中国经济整体预测准确性最高的经济学家”。

以下是采访实录:

中国经济上行风险大于下行风险

界面新闻:一季度中国经济各项指标已经公布。您如何评价当前经济总体状况?

宋宇:中国经济一季度保持了比较强劲的增长。大家认为“符合市场预期”,但这里的预期是数据公布前的最新预期,这与去年末、今年初的预期不是同一个预期。差别在于,1、2月经济数据大幅高于外界预期,随后预期“水涨船高”。所以,一季度经济增速符合的是新的预期,而不是原来的预期。去年年末,包括我在内,预期增速都达不到6.8%。

特别重要的是,一季度增速较高的同时通胀并没有超出预期,有的指标还略低于预期。这体现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房价水平中。过去大家倾向认为,增长超预期时价格压力通常也会比较大,然后到了某一个时点,价格压力大到不可承受,那只有给它降下来,而增速也会随之降下来。如果像现在这样增长比较强但价格又不涨,那么从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增长潜力还是不错的。

界面新闻:当前增长势头的可持续性如何?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接下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

宋宇:传统上,潜在增长是用通货膨胀来衡量的。从通胀的角度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本来可以更快,但更快的增长可能会伴随着更高的负债和更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来定义可持续性增长。也就是说,除了通胀,我们还要看环境等因素。

目前一个好的迹象是,虽然增长势头强了,但通胀水平较低,并且环境污染状况也有所改善,或者至少没有恶化的倾向。杠杆也是一样,不管是看广义货币(M2)还是看社会融资总量,它们与名义GDP的比率至少是稳住了,M2增速还有所下降。

也就说,一季度是在通胀相对较低、环境改善,杠杆没有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取得了6.8%的增速,这与前几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们预测全年GDP增速是6.6%,比政府目标稍微高一点。我们认为,上行风险可能大于下行风险。强调一点,我们不太担心经济会出现特别大的下滑。

界面新闻:如果外需和出口出现下行风险,中国宏观政策是否可能做出调整?

宋宇:应该调整,而且几乎必然会调整。我们看到,此前财政上的紧缩主要来自于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这些融资渠道的限制,这从去年4月份就已经开始。货币金融方面,整体融资增速也下来了。货币、财政政策其实都有收紧。

除此之外,房地产政策的紧缩是从去年3月开始的。环保政策也从去年4月开始收紧,很多项目受到制约。如果没有这些制约,GDP增速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不过,最近宏观政策出现了松动的倾向,一个迹象是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技术上来讲,这可以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原来准备金率很长时间没有下调,央行用各种工具调节提供流动性,现在换成下调准备金率。

但事实上,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调节流动性的工具多少有一些不一样。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被普遍认为是有强烈信号意义的政策工具。正因为如此,在决策者不希望发出明显的放松或紧缩信号的时候,一般不太倾向于使用这些工具。不过,央行做了很多预期管理的工作,防止市场对政策调整的力度有过高的预期。

其它领域的调整,包括对影子银行的清理,对地方融资的限制。总的来说,政策会灵活处理,也会留出空间相机抉择。

“大国效应”越来越明显

界面新闻:您如何判断中美贸易争端的走势?如果双方提出的关税措施付诸实践,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程度是否可以量化?

宋宇:贸易摩擦会给中国出口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会有多大要看事态发展程度。目前为止,已经确认征收的关税影响是很小的。如果按照我们的基本假设,中美贸易争端最后将以和解告终,而不是全面的贸易战。

界面新闻: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去年由负转正,您如何看待现阶段外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宋宇:从技术上来讲,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拉动GDP增长。但实际上拉动短期需求的不是净出口,而是出口。净出口和出口的区别在于进口,因为进口当中同时存在满足外需和内需的因素。

想象一下,如果出口增速上升了,它对总需求是一个正面拉动,但净出口有可能对增长是负拉动,原因是国内需求可能上升的比外需更多,结果进口增速上升更快。因此,在考虑短期需求拉动因素的时候,要直接考虑内需和外需,外需也就是直接看出口。

近两年外需出现了恢复,但恢复的幅度比内需恢复幅度要小,并且复苏出现的时间要晚。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国内需恢复在前,带动了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盈利,进而促使其内需增长,这又进一步拉动了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

中国经济的“大国效应”在过去五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外需恢复对整个GDP起了很大的拉动作用,但这个外需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拉起来的。“大国效应”对日本和欧洲特别明显,对美国相对次要一些,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比较少。

界面新闻: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济家们在广泛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此您有何见解?

宋宇:改革开放以来做对了什么?我们可以问问以前做错了什么,然后把错的东西不断纠正过来,否定错的东西。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人是相对勤劳努力、渴望致富的人。我们把奖励机制做好了,核心产业和技术最后都会起来。如果机制不好,违反了渴望致富的人性,那是搞不好的。邓小平同志提出“致富光荣”,其实就是把大家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望给激发出来。搞对机制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的第二产业,尤其是一些制造业企业能够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优胜劣汰”带来了这些领域的蓬勃发展。但这种机制的改革止于第二产业,第一和第三产业都没有充分开放。

长期持续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出“新主意”,这需要不同的人去尝试不同的、新的东西,这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只要把改革和开放的思路继续推进下去,中国的高增长还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保守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长期风险

界面新闻:中国提出金融业的开放要与风险防范并重,您认为开放过程中会有哪些潜在风险?

宋宇:现在担心的一个风险是外资企业进来后的可控性问题,另外一个担忧是出现所谓的恶性竞争。

易纲行长说开放与防风险并重,是非常有道理的。打个比方,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行车速度非常“疯狂”,但安全纪录非常好,原因在于,德国人严格规定了哪些事不能做,同时大家严格遵守了这些纪律。所以,金融业开放过程中需要把大的框架定好,包括监管者在内的各方都要严格遵守规则,在创新中把市场发展起来。

但另一方面,单方面强调风险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风险。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必然带来风险,极度强调风险会导致很多新事物过早地被放弃。过去几年出现了很多新事物,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变化比大部分经济体都要大,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政策在这些领域是相当宽松的。

我对短期经济下行风险并不担心,保守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长期风险。

界面新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今年以来延续了升值势头,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中短期汇率走势?

宋宇:人民币近期升值的主要因素是美元走弱。美元走弱的一部分原因在我们自己,从边际上来说,相对于日本和欧洲,中国进口弹性对美国影响较小。中国内需回升带动了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恢复,这是之前市场没有预期到的。

美国最近两年经济走势良好,美联储先是退出宽松,现在又开始加息,大体上符合早前的预期。跟之前预期相比,欧洲和日本高出预期,而美国经济虽然表现良好,但没有明显好于预期,这是美元贬值的一个原因。

过去两年里,美、中、日、欧经济都在往上走。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好,资本倾向于避免风险,从而更多地向美国流动,现在全球经济转好,风险偏好也倾向于追求高回报,这时候被视为相对安全的美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就会下降。因此,市场对美元走强没有特别强的预期。

界面新闻:有报道称,中国央行允许商业银行适当提高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这一举措您如何解读?

宋宇:易纲行长上任后,货币政策方面能够看出一些变化。一个是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另一个就是存款利率事实上的上浮。

这一上浮相当于是一次变相单方面加息,但它是隐藏的加息,不是基准利率的上调。提高存款利率,实际上是以价格手段厘清了背后的扭曲关系,其中并没有紧缩的含义。

央行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过去两年市场利率上升而存款基准利率和指导利率没有变,从而形成了一个利差。银行存款利率低于理财产品等市场利率,差距变大以后银行吸纳的存款就会变少。这本身未必是个问题,但银行要满足监管要求就变得困难。

解决这个问题有三种选择。除了提高存款利率,一个是取消监管要求,一个是叫停其他金融产品。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中,取消监管要求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如果选择叫停其他金融产品,这恐怕会演变为又一个绕开监管的“猫鼠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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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高盛/高华宋宇:中国经济“大国效应”越来越明显

高盛/高华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接受界面新闻独家专访时表示,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增长6.6%,稍高于政府目标,且上行风险可能大于下行风险。他强调,不担心经济会出现特别大的下滑。

2017年7月17日,成都一台资企业的工人正在忙碌。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高盛/高华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接受界面新闻独家专访时表示,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增长6.6%,稍高于政府目标,且上行风险可能大于下行风险。他强调,不担心经济会出现特别大的下滑。

宋宇认为,中国经济在一季度保持了强劲增长,并且当前增长水平实现的条件与过去几年有所不同。一个好的迹象在于,经济在通胀相对较低、环境改善、杠杆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保持了较高增长。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宋宇认为,最大的成功因素在于建立了正确的奖励机制,从而发挥了中国人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望。他说,只要把改革和开放的思路继续推进下去,中国经济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高增长。

他指出,如果因为对“恶性竞争”的担忧,过于强调风险,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风险。过去几年出现了很多新事物,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变化比大部分经济体都要大,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政策在这些领域是相当宽松的。

“我对短期经济下行风险并不担心,保守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长期风险。”宋宇表示。

宋宇于2004年加入高盛亚洲经济研究部,负责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此前,他曾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议会等机构实习。在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排名中,宋宇多年被评为“对中国经济整体预测准确性最高的经济学家”。

以下是采访实录:

中国经济上行风险大于下行风险

界面新闻:一季度中国经济各项指标已经公布。您如何评价当前经济总体状况?

宋宇:中国经济一季度保持了比较强劲的增长。大家认为“符合市场预期”,但这里的预期是数据公布前的最新预期,这与去年末、今年初的预期不是同一个预期。差别在于,1、2月经济数据大幅高于外界预期,随后预期“水涨船高”。所以,一季度经济增速符合的是新的预期,而不是原来的预期。去年年末,包括我在内,预期增速都达不到6.8%。

特别重要的是,一季度增速较高的同时通胀并没有超出预期,有的指标还略低于预期。这体现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房价水平中。过去大家倾向认为,增长超预期时价格压力通常也会比较大,然后到了某一个时点,价格压力大到不可承受,那只有给它降下来,而增速也会随之降下来。如果像现在这样增长比较强但价格又不涨,那么从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增长潜力还是不错的。

界面新闻:当前增长势头的可持续性如何?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接下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

宋宇:传统上,潜在增长是用通货膨胀来衡量的。从通胀的角度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本来可以更快,但更快的增长可能会伴随着更高的负债和更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来定义可持续性增长。也就是说,除了通胀,我们还要看环境等因素。

目前一个好的迹象是,虽然增长势头强了,但通胀水平较低,并且环境污染状况也有所改善,或者至少没有恶化的倾向。杠杆也是一样,不管是看广义货币(M2)还是看社会融资总量,它们与名义GDP的比率至少是稳住了,M2增速还有所下降。

也就说,一季度是在通胀相对较低、环境改善,杠杆没有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取得了6.8%的增速,这与前几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们预测全年GDP增速是6.6%,比政府目标稍微高一点。我们认为,上行风险可能大于下行风险。强调一点,我们不太担心经济会出现特别大的下滑。

界面新闻:如果外需和出口出现下行风险,中国宏观政策是否可能做出调整?

宋宇:应该调整,而且几乎必然会调整。我们看到,此前财政上的紧缩主要来自于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这些融资渠道的限制,这从去年4月份就已经开始。货币金融方面,整体融资增速也下来了。货币、财政政策其实都有收紧。

除此之外,房地产政策的紧缩是从去年3月开始的。环保政策也从去年4月开始收紧,很多项目受到制约。如果没有这些制约,GDP增速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不过,最近宏观政策出现了松动的倾向,一个迹象是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技术上来讲,这可以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原来准备金率很长时间没有下调,央行用各种工具调节提供流动性,现在换成下调准备金率。

但事实上,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调节流动性的工具多少有一些不一样。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被普遍认为是有强烈信号意义的政策工具。正因为如此,在决策者不希望发出明显的放松或紧缩信号的时候,一般不太倾向于使用这些工具。不过,央行做了很多预期管理的工作,防止市场对政策调整的力度有过高的预期。

其它领域的调整,包括对影子银行的清理,对地方融资的限制。总的来说,政策会灵活处理,也会留出空间相机抉择。

“大国效应”越来越明显

界面新闻:您如何判断中美贸易争端的走势?如果双方提出的关税措施付诸实践,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程度是否可以量化?

宋宇:贸易摩擦会给中国出口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会有多大要看事态发展程度。目前为止,已经确认征收的关税影响是很小的。如果按照我们的基本假设,中美贸易争端最后将以和解告终,而不是全面的贸易战。

界面新闻: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去年由负转正,您如何看待现阶段外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宋宇:从技术上来讲,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拉动GDP增长。但实际上拉动短期需求的不是净出口,而是出口。净出口和出口的区别在于进口,因为进口当中同时存在满足外需和内需的因素。

想象一下,如果出口增速上升了,它对总需求是一个正面拉动,但净出口有可能对增长是负拉动,原因是国内需求可能上升的比外需更多,结果进口增速上升更快。因此,在考虑短期需求拉动因素的时候,要直接考虑内需和外需,外需也就是直接看出口。

近两年外需出现了恢复,但恢复的幅度比内需恢复幅度要小,并且复苏出现的时间要晚。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国内需恢复在前,带动了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盈利,进而促使其内需增长,这又进一步拉动了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

中国经济的“大国效应”在过去五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外需恢复对整个GDP起了很大的拉动作用,但这个外需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拉起来的。“大国效应”对日本和欧洲特别明显,对美国相对次要一些,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比较少。

界面新闻: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济家们在广泛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此您有何见解?

宋宇:改革开放以来做对了什么?我们可以问问以前做错了什么,然后把错的东西不断纠正过来,否定错的东西。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人是相对勤劳努力、渴望致富的人。我们把奖励机制做好了,核心产业和技术最后都会起来。如果机制不好,违反了渴望致富的人性,那是搞不好的。邓小平同志提出“致富光荣”,其实就是把大家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望给激发出来。搞对机制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的第二产业,尤其是一些制造业企业能够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优胜劣汰”带来了这些领域的蓬勃发展。但这种机制的改革止于第二产业,第一和第三产业都没有充分开放。

长期持续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出“新主意”,这需要不同的人去尝试不同的、新的东西,这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只要把改革和开放的思路继续推进下去,中国的高增长还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保守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长期风险

界面新闻:中国提出金融业的开放要与风险防范并重,您认为开放过程中会有哪些潜在风险?

宋宇:现在担心的一个风险是外资企业进来后的可控性问题,另外一个担忧是出现所谓的恶性竞争。

易纲行长说开放与防风险并重,是非常有道理的。打个比方,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行车速度非常“疯狂”,但安全纪录非常好,原因在于,德国人严格规定了哪些事不能做,同时大家严格遵守了这些纪律。所以,金融业开放过程中需要把大的框架定好,包括监管者在内的各方都要严格遵守规则,在创新中把市场发展起来。

但另一方面,单方面强调风险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风险。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必然带来风险,极度强调风险会导致很多新事物过早地被放弃。过去几年出现了很多新事物,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变化比大部分经济体都要大,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政策在这些领域是相当宽松的。

我对短期经济下行风险并不担心,保守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长期风险。

界面新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今年以来延续了升值势头,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中短期汇率走势?

宋宇:人民币近期升值的主要因素是美元走弱。美元走弱的一部分原因在我们自己,从边际上来说,相对于日本和欧洲,中国进口弹性对美国影响较小。中国内需回升带动了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恢复,这是之前市场没有预期到的。

美国最近两年经济走势良好,美联储先是退出宽松,现在又开始加息,大体上符合早前的预期。跟之前预期相比,欧洲和日本高出预期,而美国经济虽然表现良好,但没有明显好于预期,这是美元贬值的一个原因。

过去两年里,美、中、日、欧经济都在往上走。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好,资本倾向于避免风险,从而更多地向美国流动,现在全球经济转好,风险偏好也倾向于追求高回报,这时候被视为相对安全的美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就会下降。因此,市场对美元走强没有特别强的预期。

界面新闻:有报道称,中国央行允许商业银行适当提高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这一举措您如何解读?

宋宇:易纲行长上任后,货币政策方面能够看出一些变化。一个是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另一个就是存款利率事实上的上浮。

这一上浮相当于是一次变相单方面加息,但它是隐藏的加息,不是基准利率的上调。提高存款利率,实际上是以价格手段厘清了背后的扭曲关系,其中并没有紧缩的含义。

央行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过去两年市场利率上升而存款基准利率和指导利率没有变,从而形成了一个利差。银行存款利率低于理财产品等市场利率,差距变大以后银行吸纳的存款就会变少。这本身未必是个问题,但银行要满足监管要求就变得困难。

解决这个问题有三种选择。除了提高存款利率,一个是取消监管要求,一个是叫停其他金融产品。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中,取消监管要求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如果选择叫停其他金融产品,这恐怕会演变为又一个绕开监管的“猫鼠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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