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孟买，一面是拥挤破败的底层人的居住地，一面是正在建造的高楼。

作者：艾茵

提到贫民窟，很多人首先一定会想到印度，大概是因为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知名度，又或者是时常见诸于媒体的那些触目的照片。

印度，确实是拥有贫民窟最多的国家，仅孟买一地，就有大大小小2000多处贫民窟，这个神秘而混沌的古老国度，因为众多的人口、巨大的贫富差距、残酷的种姓制度以及宗教的争端，使很多百姓常常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贫民窟的存在，不得不让人惊叹于人类顽强的生存能力。而在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涉及到的达哈维贫民窟正是孟买最大的贫民窟，可是谁曾想，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竟然成了一处旅游景点，不免让人觉得讽刺和唏嘘。

穷人的恶意，也是穷人的悲哀

无论是电影的影像还是现实中的探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都是带着猎奇的心态，浮光掠影地收获些许震惊，然后，暗自揣测这里人们的悲苦生活。而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记者凯瑟琳·布却选择花费3年的时间，深入追踪了解孟买另一处大概有3000人左右居住的贫民窟——安纳瓦迪。

安纳瓦迪地处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繁荣西郊，紧邻写着“永恒美丽”标语的孟买国际机场，从机场旁边的五星级酒店的窗户，就能看到这座贫民窟。这里有3000人挤在335间小屋内或屋顶上。来自印度各地的移民往来不绝，他们大多是印度教徒，出身于各个种姓阶级和次阶级，邻里之间的信仰和文化十分多元。在商人看来，安纳瓦迪正坐落在有钱人的垃圾堆中，而用贫民窟居民的话来说，他们就是夹在玫瑰之中的排泄物。富有者制造垃圾，污秽者滋养万物，在印度，人与人之间这种异样的生态关系就以繁华的城市与肮脏的贫民窟比邻而居的形象呈现在世人眼中。

通常，世界的话语权总是集中在更加富有、更有权威的人手中，没有多少途径可以听到真正贫困者的声音，于是，凯瑟琳·布决定让世界不只看见贫民窟，还要真切地听到他们自己的声音，她通过大量的录音、录像和访谈，记录下2007年至2011年间这里人们的生活状况，让那些居民自己发声，用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文笔写就了《地下城》一书，从而揭示出居住在贫民窟中的人们最真实的声音：

人，怎么可以在这样恶劣逼仄的环境生存？人，是可以在这样恶劣逼仄的环境生存的。因为，即使饱受贫穷和腐败的困扰，暴力与死亡总是相随，但是，总有人在绝望中依然保有希望，坚强而努力地活着。

人，怎么可以在这样恶劣逼仄的环境生存？人，不得不在这样恶劣逼仄的环境生存。因为，政府的不作为与贪腐，让弱势群体如蝼蚁般勉强度日，命如草芥。

在这里，绝大多数人以捡拾垃圾为生，住在由铁皮、宝丽板和油布钉成的房子里，还有些人干脆露天而睡；在这里，人们饱受贫穷和腐败困扰，暴力和死亡是永远的主题，希望与绝望交替浮现。

比如，靠捡拾和贩卖垃圾为生的胡赛因一家。

胡赛因一家11口人共住在一个铁皮棚屋里，属于只占少数人口的穆斯林家庭，生活虽然艰苦，但还是充满希望。凭借儿子阿布杜在拾荒业务中杰出的分类能力，在安纳瓦迪，他们甚至引来了邻居的嫉妒。

一个缺了一条腿的女人的自焚事件，使胡赛因一家从此坠入深渊。她是他们的邻居法蒂玛，一个被称为“独腿婆子”的女人，出生在信奉印度教的家庭，嫁给了一个穷困、不起眼、工作卖力、年迈的穆斯林。她生了3个女儿，并亲自溺毙了身体最虚弱的那个女儿，恶意就这样在垃圾堆里滋生。

说是邻居，还要得益于胡赛因自己在两家之间垒出的一面并不结实的砖墙。家，这个词，在贫民窟不过意味着在拥挤破败里隔离出一点点生存空间而已。自然，这里也没有隐私可言。而在经济上稍微有些改善的胡赛因家正是为了这一点点隐私，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因为翻新房子，敲打墙壁，引来了与“独腿婆子”的争执，法蒂玛不惜以自焚来构陷胡赛因一家，这是穷人的恶意，也是穷人的悲哀。

清白或有罪，就像一公斤塑料袋一样，可供买卖

在贫民窟，有两类人有可能把日子过得稍微好一些，一类就是胡赛因这样的大家庭，他们各司其职，可以把拾荒当成事业来做，另一类是书中着力描写的又一个人物——阿莎。

来自马哈拉施特拉东北部一处贫穷农村的阿莎没有土地权，她的丈夫是个酒鬼，一名流动建筑工，一个不能被指望的瘦小男人。而阿莎不但独立抚养着3个孩子，还有着要成为贫民窟主的野心。她把改善经济的希望寄托在政治工作上。在这个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城市，人们矛盾日益激化，对精明调解人的需求也随之增加，阿莎清楚地意识到人体缓冲器的重要性以及它所能带来的利益。于是，她与安纳瓦迪的市政代表走得很近，积极参与政务活动，协助政府处理邻里的琐事，特别是充当了湿婆神军党（印度的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的代理人，为之争取选票，她用8年的时间，通过头脑与身体，为自己赢得了政府这座靠山。

“贪腐，一切都是贪腐造成的。”阿莎如是说。贪腐是穷人的压榨机，也是她的生机。在阅读《地下城》时，你会震惊于民主国家印度的腐败程度。

在胡赛因的3个家庭成员被法蒂玛以殴打和焚烧她的谎言诬陷后，正是阿莎充当了勒索者们的中间人。无论是可以作证的邻居，还是调查案件的警察，又或者因为各种原因牵扯到其中的人，都渴望从中获利。

在印度，刑事司法制度就像垃圾市场一样：清白或有罪，就像一公斤塑料袋一样，可供买卖。极度的贪腐造成了极端的贫困，极端的贫困为道德蒙上了与生俱来的阴影。

你无法责怪法蒂玛的恶意，她甚至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你也不能指责阿莎的贪婪，她只不过是想要以一己之力走出命运的沼泽地。你当然会为胡赛因一家鸣不平，因为他们即使身处低地，也始终抱有希望，想要通过自己的劳动摆脱贫困，却遭遇种种不公。

正如凯瑟琳·布所言：“在贪腐当道的底层城市，疲惫的民众在贫乏的地带为了微薄的东西而互相竞争，在这些地方想当好人，是极为困难的事。可是，无论善良，还是恶意，都很难改变他们的命运。在安纳瓦迪，有人自杀，有人被杀，生命如同垃圾，没有人在意。”

在《地下城》中，所有的事件都是真实的，所有的人名也是真实的，这不是一些人的故事，而是许多人的命运。3000多份公共资料和无数次重复的访谈，共同打造出一本不那么“美好”的作品，凯瑟琳·布甚至没有刻意地打磨故事，而是选择了碎片化的呈现，没有情绪化的渲染，只是为记忆留一份存档。

记忆会因为恐惧而被篡改，真相会因为时间而被掩埋。印度贫民窟发生的不是故事，而是出身为生存打造的另一种真相。据悉，在全世界有超过9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的、人口密集的地区，而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世界上还有很多贫民窟，他们并不遥远，而这里的生命应该得到更多人的认知。

责任编辑：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