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了近20年的药品政府定价机制即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这也意味着，握有药品定价权力的发改委将自愿放弃自己的这项权力。

11月25日，国家发改委下发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明确提出“取消药品政府定价，通过医保控费和招标采购，药品实际交易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从2015年1月1日起，取消原政府指定的最高零售限价或出厂价格。”

如果这一方案最终通过，就意味着从明年开始，2700余种政府定价和指导定价的药品将全面放开价格管控，药品定价交由市场决定。

界面新闻获悉，未来药品的形成机制基本如下：医保药品的价格由医保部门接手制定支付基准价，医院采购时围绕医保支付基准价谈判，加强医院的议价动力；专利药和中成药独家品种等药品则引入多方谈判机制，形成合理价格；血液制品、全国统一采购的药品和避孕药具、一类精神和麻醉药品、低价药等，基本上沿用现行的政策。

血液制品企业是此次药价改革的最大赢家。因为血液制品无需经过招标就可直接进入医院销售，发改委放弃定价后，就可完全交由企业自主定价。

目前国内血液制品主要包括人血白蛋白和静注免疫球蛋白（静丙）和以凝血因子等为代表的小制品两类，产品基本都已纳入基药目录中。长期以来，血液制品企业面临成本逐年提升，作为原料的血浆采集难度大的困境，但市场需求巨大。业内一直在呼吁发开管制，以市场供求关系调节价格。此次药价改革，华兰生物、天坛生物、达安基因等代表性企业或可借此摆脱长期估值偏低的困境。

从1996年起，中国药品有三种定价形式，即企业自主定价、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目前77%的药品已经实行企业自主定价，但上述2700余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目录及少数生产经营具有垄断性的药品还在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随着中国医药市场的发展，政府定价非但不能解决某些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而且日益滋生越来越多的定价寻租和医疗腐败问题。

国家发改委从1997年开始连续30余次降低药品价格，但始终无法彻底解决药价问题。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司原司长李镭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当前的定价政策不能及时反映市场供求状态，与药品集中招标价格重叠，最高零售限价被称作“天花板价”对降低药品价格无用，定价方法难以科学合理。

随着市场决定药价的呼声越来越高，放开药品定价的条件被认为也已成熟。

不过，发改委放开药价，并非药价形成的终点。从药品出厂到进入医院销售，形成最终销售价格，还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发改委制定最高零售限价后，要进入社保部门控制的国家和地方的医保目录，形成医保支付价——尽管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只占药品总品种数的两成，但在总销售额的占比却超过八成。最后则要进入省级招标平台控制的药品招标目录，形成招标价。

从上述方案也可以看出，医保部门将在药价形成机制中发挥更多作用。早在2012年，负责制定国家医保目录的人社部已经提出了建立医保谈判机制的意见并进行了探索。在医保支付总额确定的前提下，由医保部门牵头谈判，形成合理价格，避免药价上涨。

在国家发改委提出此次药价改革后，截至目前还未听到人社部和掌管招标的卫计委的声音，因而不少医药企业还在观望中。与后续药品采购、招标的衔接，是此次政策落实的关键。

但在发改委放弃定价权而让人社部门在药价形成机制中发挥更多作用之后，能解决药价虚高、药品流通环节的腐败等关键问题吗？有分析也认为，恐怕也不尽然。如果不解决药品对于病人的高度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能有效发挥政府监管作用，市场机制也可能随时会失灵，中国老百姓依然要忍受不合理的高药价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