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原子弹轰炸幸存者：噩梦恍如昨日

Fujio先生，86岁，距离轰炸中心2千米。“生命是一处不可思议的宝藏。”

2005年，摄影师Haruka Sakaguchi参观了日本的广岛和平纪念馆，这次经历让她萌发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创作一部关于原子弹轰炸幸存者的作品。“那个时候，”她告诉我，“一走进去，你就会看到一尊蜡像，重现了人体受到辐射时的样子，原子弹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深深地震撼了我。”

13年前，当Haruka Sakaguchi走进纪念馆时，引导员为她介绍了幸存者的私人物品、当时的照片和日记。“这是一次荡涤心灵的经历，”她说，“参观完展览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留言簿，参观者可以在上面记录他们的想法。”Haruka Sakaguchi翻了翻留言簿，发现了几十条引人深思的留言，这些留言者们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其中一条留言至今仍然在她的脑海里回响。“当我翻阅留言簿的时候，我发现了有一页几乎是完全空白的，只在下面用英文写着，‘是他们先动手的。’我知道，这句话指的是日本突袭珍珠港。我仍然记得我当时的想法，‘就算这场展览呈现了再多的内容，也依然敌不过胜者所述的历史。’”

Haruka Sakaguchi觉得，自己之所以会对这个主题有着如此强烈的感情，这和她在美国长大的经历密不可分。她出生在日本，三个月后便随家人搬到了美国。在那里，她所接受的是美国公立学校体系的教育。她觉得，美国在教授学生原子弹的影响时，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在中学的时候，我们知道了日本偷袭珍珠港，所以我就以为，我所接受的教育让我对这场战争的背景有了一个良好的认识，”她回忆道，“但是，当提到原子弹的时候，美国教育却认为，虽然原子弹是恶魔，但却是防止有更多日本平民死亡的必要方式。对我来说，这种说法太简单了，光谈自己有多好。”

Yasujiro Tanaka先生，75岁，距离轰炸中心3.4千米。“你只有/一次生命/所以请珍惜此刻/珍惜今天/对他人友善/对自己友善”。

这段往事为Haruka Sakaguchi从事当前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她如今正在记录原子弹轰炸幸存者的故事，并将其命名为“1945”。“1945”的主角是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中的幸存者，该作品中包含采访（由Sakaguchi进行采访）和黑白肖像照片。这些一手资料记录了原子弹的毁灭性影响和后果。在对幸存者进行采访时，Sakaguchi还请他们给未来几代人写了亲笔信，并将这些信件与肖像画并排陈列。

Sakaguchi希望，她的这些摄影作品能够成为美国教师和学生的教学资源。尽管日本的广岛和平纪念馆里拥有关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资料数据库，但是该数据库却不便于学习使用。而且Sakaguchi认为，英文翻译版本并没有真实转述历史。除此之外，数据库中的许多个人故事都长达两到三个小时。“我无法想象，是否会有许多老师在这些资料中进行筛选，然后申请将这些片段在课堂上使用，”Sakaguchi解释说，“我想要创作一些有力的、直接的、能够轻松接触到的作品。”

在创作“1945”系列作品时，Sakaguchi面临着许多挑战。2017年，她第一次返回到广岛和平纪念馆。她感觉，她已经准备好成为幸存者的摄影师和记录者了。但是，当时的她很难联系到幸存者。她曾经试图联系一些幸存者，但都无疾而终。一位当地人告诉她，有许多幸存者经常会去参观另外一处纪念馆。这条建议非常有价值。之后，她便在那处纪念馆里等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她的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她联系到了一些来自广岛和长崎的人，并进入了他们的社交圈子中。从那开始，她的这项摄影项目开始逐渐展开。

Masakatsu Obata先生，99岁，距离轰炸中心1.5千米。“我经常想，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走向战争。如果我们没有欲望，互相帮助，我相信我们将能够在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共同生存。我希望在这种逻辑下生活。这只是我的想法——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识形态，这使得这个世界面临着挑战。”

联系幸存者并不是她所遇到的唯一一个困难。她告诉我，从一开始，她就深深地意识到，她所接受的教育会影响到她的观点。“我的根在日本，但我却接受着美国的教育，我拥有着这种双重的身份，”她指出，“我曾有过这种错误的想法，那就是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在美国长大，因为万一这些人对美国怀有负面看法怎么办？”她担心，这种负面的记忆和看法将会对幸存者们造成伤害，不利于这份工作的进行。 但是，她说，事实“从来都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幸存者之所以会难过，部分是因为Sakaguchi这一辈日本人漠视了他们的存在。当Sakaguchi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想法，说自己计划为美国教师制作教育资源时，这些幸存者们说：“我们这里也需要。”

尽管Sakaguchi在最初的时候心怀疑虑。但是，这种没把握的感觉却帮她打开了对话，使得她能够为幸存者们拍出深刻的照片。“我决定要如实地告诉他们我的背景，以此来开启我们之间的对话。我觉得，这会使得我们更为靠近彼此，我非常喜欢这一点。我会过去跟他们说‘我知道养育我的国家曾经对你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我仍然想听听你的故事。我希望我们能够一同寻找一种方式，让这段往事被更多的人所知晓。’”最终，幸存者们敞开了心扉，与Sakaguchi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这些故事都蕴藏在了Sakaguchi的摄影作品当中。这些作品中充满了对幸存者的尊重，又充满着变化：照片的背景是黑色的，这样既能使得各个照片之间具有一致性，又能够让幸存者保持一定的隐私性。这种一致性也使得观众能够去观察每个幸存者之间情感的不同——这体现了Sakaguchi和幸存者之间具有深度的交流。一些幸存者非常恬淡，也有一些非常平和近人。在一些照片中，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幸存者脸上的伤痛。也有一些幸存者——特别是有一位女性——看上去特别平静庄严。这些肖像照能够有力地提醒我们，这场悲剧给每个人都造成了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各不相同：唯一不变的是其持续性。随着幸存者的成长和变化，这些影响也在成长和变化。

Taeko Teramae女士，88岁，距离轰炸中心550米。“距离轰炸已经75年了。我当时离那里只有550米。尽管我成为了幸存者，但我并没有成为那种我最害怕的幸存者。相反，我成为了一名拥有健康孩子的母亲，拥有幸福生活的母亲，我如今与我的孩子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Kumiko Arakawa女士，92岁，距离轰炸中心2.9千米。

Sakaguchi选择将手写的信件与这些肖像画放在一起，十分具有震撼力。这些信件的内容本身就足够感人——许多信件中既描写了幸存者个人对于原子弹轰炸的感受，也描写了他们对于和平的期盼——但是，每个人不同的手写风格更具有倾诉力。一些幸存者用加粗加黑的笔触写下这些话语，一些人则是用细细的笔触，冷静地写下他们的经历。每个人不同的书写风格体现了每个人的本质和性格，能够让观众们去感受每个人的人格以及他们所表达的方式。这些信件与肖像画并列放在一起，充满了生命力。

Sakaguchi告诉我，平均来说，第一代幸存者如今已经81.41岁了。随着幸存者的年龄增长和过世，这些重要的证据将会遗失。我们将越来越难收集到核战争给人类带来危害方面的一手资料。Sakaguchi敏锐地察觉到这项工作的时间压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2017年，她去了三次日本，以记录幸存者们的故事，如今，这项工作仍在继续。她希望，在今年，她能够再添加一些视频方面的记录。她对这份工作认真负责，倾注了许多心血，具有极大的同情心。尽管时间紧迫。但是，Sakaguchi仍然拥有一种与创作这一系列作品所相似的心态：“我想要确保在这些时间里，能够尽可能真实地展现这些见证者的故事。记录真实，呈现真实，就是最好的结果。”

Yoshiro Yamawaki先生，83岁，距离轰炸中心2.2千米。“‘原子弹分三次杀害了受难者，’一位大学教授曾说过。确实，核爆炸有三个组成部分——热量、压力波、以及辐射——核爆炸拥有大规模杀死人类的能力，这种能力前所未有......”

Yoshiyuki Midou先生，82岁，距离轰炸中心1.5公里。“只要我们怀有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就永远也走不到一起。我们必须要告诉未来的人们，为我们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的重要性。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平等对话，才能去思考构建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可能性。”

Shigeko Matsumoto女士，77岁，距离轰炸中心800米。“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寻找到和平。”

Naohisa Takata先生，72岁，距离轰炸中心1.7公里。“‘我为什么不去救他们呢？我为什么要活下来呢？’那些从原子弹轰炸中生存下来的人们，在余生中都怀有这样的情绪。我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幸存者。原子弹轰炸时，我才刚刚出生24天。我的整个家庭都为原子弹所累……”

Chiyoko Higashi修女，63岁，见证者。“8月9日11点02分，原子弹轰炸了日本。我们的学校中有207位学生、7位教职工因此丧生。我们的校园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变成了痛苦、灾难、毫无希望的地方……”

翻译：尉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