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老城的北边，白云山和流花湖形成夹角的地方，是这个城市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2008年春节，曾有50万人因为回不了家聚集在这里。那年的南方雪灾，使广州火车站经受了建成34年里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我没能经历那次春运，但此后每次路过这里时，它都反复上演着另一幕剧：无精打采的旅客四处坐着，卖水的老太太向他们挨个推销，几个流浪汉席地而睡，几辆警车时刻待命，有人在卖充电宝，有人在乞讨，一个老头儿在翻捡垃圾，一个中年男人追着我问是否住店。旅店的五楼西边是客房，东边是流花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这座叫做“利民大厦”的楼，在火车站广场的最西北角，王建州也搞不清楚它的产权属于谁。现在这个六层高的楼里，装着杂货店、旅店、食堂、城管中队，以及流花管委会办公室。王建州是办公室的副主任。

在广州，流花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里曾被定义为这个城市的交通枢纽，也正因如此，它同时也是全市流窜犯罪最多的地区。王建州1980年从河南来到广州，在海军服役，2002年退伍复员，分配到流花管委会，管理着广州市越秀区流花地区——直观点，也可以叫广州火车站及周边地区。

广州火车站是整个流花地区的中心。它的西边有两个汽车客运站，对面则是几座服装贸易商城。它的地下，本是人防通道，现在也改做了商城，有着一个洋气而形象的名字——地中海。“地中海”再往下，就是两条地铁线：5号线和2号线在这里交汇。

1974年广州火车站建成之后，这里一度客流冷清，反倒是前来参观的团体组织众多，有人用“富丽堂皇”来形容初见广州火车站的感觉。1986年，广州火车站作为流花的亮丽建筑之一，以“流花玉宇”入选新羊城十景。但现在，四十年过去了，传出了广州火车站因为老旧即将改造的消息。

 

王建州人到中年，头发已经谢顶，只剩下侧面的茂盛。像许多人一样，他特意留了一些过长的头发，从头顶梳过。这种发型很容易被风吹散，有一种见了忍不住笑的凌乱。

他有着北方人的热情，陌生人初次见面也能自来熟。30年的军人生涯现在浓缩成了一个简单的故事，他毫无征兆的以“我以前是发电报的”作为开头，在熟练讲解了雷达与电报技术后，又以一个间谍案作为结束。

他的办公室在利民大厦六楼，进门的墙上有一副流花地区的地图，里面的内容王建州已经烂熟于胸，可以随口说出每一条街的名字，每一个街道办管辖遇到的问题。办公桌的布置简单干净，除了电脑和当天的报纸，那里没有摆放多余的杂物——他很多时候并不坐在那张桌子后面。办公室后还有一间卧室和盥洗室，每年春运加班的40天，他就住在这里。

王建州真正的家，离火车站大约十多公里的路程。在部队时，王建州没有分到集资房。2002年退伍时，又失去了免费住房的条件，如果继续住部队宿舍，要交租金，每平方米3元，五年后涨到7元，十年后10元。朋友带着他看了一个2000年建的小区，在海军医院后面。那时还没有开发，道路两边全是农田。房子总价43万，但他的存款只有18万。

老婆死活不让买，朋友却非要他买。2014年，那个房子所在的地段，房价升到了每平米25000元，马路变成了八车道。

这个城市的变化，一直都让王建州琢磨不透。

1993年元月，白马服装城在广州火车站对面开业。那是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的第二个年头。依托广交会的超旺人气，白马服装城逐步发展成广州规模最大的服装交易市场。那里至今流传着一个故事，用以证明“勤奋等于财富”：有一对四川夫妇，上午找人设计衣服，中午购买布料，晚上通宵加工，第二天一早便卖掉上千件成品。

成群结队的外地人坐火车来到广州，批发了大量服装后，第二天就坐火车运回去。从白马服装城开始，火车站周边的贸易圈，逐渐形成规模。

“你看见那座叫红棉的大楼吗？”王建州站在南边的窗外，望着正前方几百米处，“那里最早是红棉酒店，后来发现开商城更赚钱，就改了。现在是红棉服装贸易城。”

 

从广州火车站出发，往西一个地铁站，是卖鞋的站西路。往东一个地铁站，是黑人聚居区的小北，因此也被叫做“巧克力城”。往北一个地铁站，是清末抗英侵略的三元里，现在则是广州贸易市场的一大集散地，也是另一个黑人聚居区。

在语言天赋上，王建州很佩服那些黑人。他到广州三十多年，依然说不了粤语，普通话还带着河南腔。但那些非洲来客，为了生存，说得一口流畅的普通话和粤语。

广州究竟有多少黑人，几乎是个迷。官方声称这个数字大约是1.6万，但广州大学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个城市大约有20多万黑人在流动。2009年夏天，离广州火车站不远的三元里地区，上百个黑人冲击矿泉街派出所，冲突原因是一名黑人因躲避查护照从18米高的地方跳楼死亡。

麻烦不断的黑人聚居区，并不属于流花地区。这让王建州少了很多压力。但他也有另外的麻烦——混乱的火车站广场。

广场上有个捡垃圾的老头儿，估计精神有些问题，什么都捡，但是也不卖，把垃圾全堆在广场派出所的门口。当政府要集中清理时，老头儿护着东西，不让环卫阿姨接近。甚至到了火车站的垃圾压缩站，他还坐在压缩车前，怎么也叫不走。有个阿姨想到办法，给了十块钱他才走。此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管委会就要“请”这老头儿吃顿饭。

每个月，广场上都要来几次“清理”工作。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环卫阿姨清理垃圾，城管小伙子驱赶流浪汉。他们大多顺从地配合，等到风声过去，再搬回来。

有时，王建州也会碰见一些奇怪的流浪者。2012年，他在广场上看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脏兮兮的，但看得出五官很漂亮，“她精神上可能有些问题，但是一般的交流也还正常。”女孩儿向他要手机，用QQ找朋友。王建州借给了她，并了解到女孩儿从湖南来，回不了家，一直在火车站流浪。回到办公室，他用QQ联系上了女孩儿的家人，得知她是被同村人带出门，家里一直在找她。那天下午，他远远看到女孩儿被几个流浪汉搂搂抱抱的，很不是滋味。几天后，女孩被东莞赶来的亲戚接走了。

广州火车站究竟栖息了多少流浪汉，没有人统计过，这个数字也一直在变化。按王建州的估计，人数在几十到一百之间。他们大多无家可归。有人睡在地面的通风口，有人在花坛里搭了个窝，还有人在进站口的墙根下住着，那里能挡雨蔽日。有时候，管委会偶尔会在广场上发现一具流浪汉尸体。他们没有姓名，没有年龄，也没有人来认领。

广场曾有一个坐在车上乞讨的残疾人，喇叭里反复播着“南无观世音菩萨”，右脚跟有个血糊糊的大洞，几乎能塞进一个鸡蛋。我见过这个人，王建州也见过，但他始终不相信那人。他曾用手往那人脚上一捏，硬邦邦的，竟是塑料。那乞丐只是双腿残疾，受伤的脚是化了妆的义肢。现在，他不混在火车站这广场了。

我们在广场上遛了一圈，走回利民大厦时，一个精瘦黝黑的男人从眼前走过。“看见了没有，就是这个老头儿。”王建州提醒我，那就是每隔几天要“请吃饭”的老头。他白头发，白胡子，拖着一大包塑料袋。脚步并不沉重，可见塑料袋里并无重物，但他的背仍是弓着，像是一种习惯。

 

广州火车站曾是一个丛林世界。黑车、偷窃、诈骗、抢劫、贩卖假票、公话敲诈、拐卖人口，这里的违法犯罪层出不穷。老势力被打倒，新的势力马上填补空白。广为流传的势力有：潮汕帮、湖南帮、东北帮、四川帮、河南帮、背包党、黄牛党、拉客仔。也是这个原因，流花地区0.8平方公里的范围，就有七个派出所，辖区划分可谓精小细致。

警察鸣枪执勤的事，时有发生。那时网络上流传一篇名为《安全经过广州火车站攻略》的帖子，详细罗列了33条内容，教人如何在火车站乃至广州保护自身。简而概之，就是不要与任何陌生人发生任何接触。

王雄赶上了广州火车站乱世的尾声。这个阳刚的名字，实际上属于一个女警。同事们开玩笑，便叫她“雄哥”。

王雄之前是广东省体育工作队里练柔道的，退役后，进入广州火车站派出所。2003年，所里成立了一支“打击流窜犯罪专业队”，通常简称为“打流队”，职责相当于今天的便衣警察。王雄被选入队，全队11人。看中她的，就是她的身手。

当时的火车站之乱，现在已无法想象。刚到候车大厅站岗的两年里，王雄没有经验，每次检票上车时，眼看着人群里有贼行窃，但她就是没有办法阻止。进了“打流队”后，他们总结出一套经验：虽然认不出人群里谁是抢劫犯，但谁的脖子上戴着金项链，耳朵上戴着金耳环还是很好辨识的，盯着首饰，就会看到来抢的人。这便成了当年的一种破案方式。

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那些东张西望、眼色神秘的人，无外乎就两类：小偷和警察。

有一次，王雄执勤时，感觉被对方怀疑起来，便学着小偷的样子，四处碰别人的皮包口袋。

“怎么样老乡，今天赚了多少？”那人主动问起了王雄。

“不怎么好，不怎么好。”

被抓了之后，和王雄搭讪的那位“老乡”懊恼不已：“大意了，大意了。”

那几年，“打流队”平均每人每年破获刑事案件100多起。这些历史数字是警察的荣誉，却也是这个火车站的尴尬。2004年，整个广州火车站地区刑事案件立案5142宗，占到越秀区全区的43%。

2005年，铁道部和公安部联手开展“百站百车”治安整治，全国数百名警力陆续调往广州火车站，20天内端掉了19个帮派。那些混乱无序的日子，仿佛一去不回了。

“如今我们算是失业了。”坐在办公室里，几位警察进进出出，王雄一一为我介绍，“这是当年一起进队的，那个比我资格还老。”他们的办公室并不在广州铁路派出所内，而是在候车大厅一个不起眼的门里，甚至没有挂牌子。

治安整治后，“打流队”改为“巡警队”，随后又改为“刑警支队四大队”。最高峰的时候，全队近30人，但2008年后，就没有招收新人了。现在，人数又回到了成立时的11人。治安越来越好，监控设备越来越先进，工作也就越来越清闲。今年秋天我见到王雄时，全队今年的刑事案件还不到一百起，这都比不了十年前一个人破的案子。我到访的那天下午，他们接到电话全队出动，活儿就是帮人抬一下电线。

大家都在回忆2005年前的工作。尽管时常加班，顾不上家，但身为警察的价值在那时得到体现。而现在，王雄每天都可以在家给小孩做早饭，像个行政机关的妇女。

最让王雄“过瘾”的是2004年，广州火车站南头北头出现抢劫案件。那是两个铁路线的缺口，可以直接进入火车站，为买不到票的人提供最后的机会。也正因此，南头北头都出现了持刀抢劫团伙。“打流队”队长带队出动，所有人全副武装，两天内破获了两个恶性案件。蹲点、埋伏、监视、追击、鸣枪——王雄现在常常回味这些往事。

在火车站十几年，这些往事有时紧张，有时很危险，有时则充满了黑色幽默。就像火车站广场上那些拉客的人常对农民工说的那样：“老乡，你还不知道，火车爆胎了，走不了了，坐汽车吧。”

 

和王雄相比，王建州的工作似乎清淡了很多。他很少面对真正的罪犯，但在广州火车站，他也有令人头痛的麻烦。比如“走鬼”，这个词源自香港，翻译过来，就是违法摆摊的小贩。

我曾在深夜见过一位熊婆婆。她61岁，为了贴补家用，每年春运都会卖些小东西，比如排队用的小板凳。她通常晚上出没，最让她担惊受怕的就是城管。

但治理“走鬼”，还得靠利民大厦二楼的城管中队。这个中队编制有16人，协管32人。分为五个班，每个班8个人左右，夜里一点结束执勤，早上五点开始新一天工作。熊婆婆有所不知，城管中队的人，最怕的也是像她这样的老弱病残。“有时收缴了东西，老太太箍着你的腿，不让你走。”王建州常和城管中队的人相互诉苦。碰到难缠的“走鬼”，他们会一路跟着回来，睡到城管的办公室门口。2012年，一位老太太为了拿回东西，甚至住进了办公室，生火做饭。

王建州有时也很可怜这些老弱病残的“走鬼”。收缴了他们的物品，等于断了人家的活路。但工作所需，很多时候是逼不得已。有次执勤，一个卖鸡蛋的大妈，看到城管来了，急着往他的口袋塞鸡蛋。

由于管辖的面积仅限于火车站广场，不少“走鬼”都认识了这些执法者。一动皆动，只要一个人起身逃跑，整个广场的“走鬼”都立马消失。王建州记得，有次他带队穿着便衣，从最近的地铁口下去，从另一个地铁口出来，准备突然袭击一群“走鬼”。但等他们回到地上，人早就不见了。

有天下午，王建州带着我在火车站广场散步，旅客服务窗口下坐着的一群人突然起身走开，面色中带着警觉。“那些是旅行社拉客的，都是骗子。”王建州继续往前走，“你看见那些卖充电宝的吗？他们跑得快。”我顺着他的眼睛看去，早跑光了。

王建州最讨厌的就是骗人的“走鬼”。比如卖充电宝的，进货13元，卖给旅客35元，但很多都只能充电2小时。火车站大多是一次性消费，“走鬼”更是难以让人放心，除了骗人钱财的假货，有时也会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你们的水果哪里进的？”有一次王建州问起水果摊的老板，“成本要多少？”

“不要钱，捡来的。”

对方的回答让他吃惊。四、五公里外的江南水果市场他也常去，却不知那些被丢弃的瓜果，挖去烂处后，就成了火车站一瓣一瓣出售的哈密瓜。

 

2014年7月，广州到洛阳的高铁开通。王建州回到老家只需7个多小时，再也不用耗费20多个小时卧铺了。他不久前坐火车回家，突然发现卧铺车厢都是农民工，这在十年前不敢想象——那时他们都在窝在硬座车厢里。

在王建州的老家洛阳农村，越来越多的人出门打工，已经没有人种地。土地被征用，退耕还林，每年还能补贴几百元。他所在的村子，也没有了小学，村里的学校全部合并到了镇上，富一点的村民索性让孩子去了县城读书。

旧日熟悉的世界正逐渐远去。唯一固守着旧世界的是老人。王建州的母亲，即便现在不愁吃穿，可是馒头依然要放到起了霉点，鲜肉要变成臭肉，才会吃掉。她告诉儿子：“我都活八十岁了，天天这样吃，也没吃出毛病”。王建州明白，这是他们生存了一辈子的方式。

他掐灭了那根滤嘴烟，拿起一份当天的《广州日报》，上面刊登了一个地铁口停满电动车的照片，这又是令他麻烦的事。

火车站附近“五类车”拉客的现象严重，但是执法的难度大。现在，每一次行动都要联合交警、公安、城管一起上。交警扣车，城管开罚单，必要时公安扣人。10月，广州市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讨论是否对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进行“全面封杀”。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对于这次“禁电”持批评态度，他认为电动车是经济环保，适合低收入人群，既然人大没有立法禁止，市政府凭什么禁止。虽然执法让王建州头疼，但听了这个，他还是觉得：“也有道理啊”。

他走到了窗口。窗外阳光明媚，车水马龙，一眼望去，可以看清整个广州火车站广场。在那三万平方米的空间上，生存着这个城市最底层的人，但也迎接过最高级的官员。这里是人们南下怀揣财富梦想时的起点，也是两手空空失意而归时的终结。10年前，它滋生了犯案最猖獗的“背包党”；20年前，它辐射出全国服装业贸易的中心；30年前，邓小平途径这里，首次南巡；40年前，广州火车站建成运营。

刘子珩，记者，目前就职于广州《新快报》。

 

该文于2014年11月04日首发于界面长篇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