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宇森一家共进晚餐”入席者名单

吴宇森   著名华人导演

牛春龙   吴宇森先生的太太

吴飞霞   演员，吴宇森先生的女儿

何   力   界面CEO

张衍阁   界面联合创始人

 

11月30日这天的北京刮起了大风。这场从西北方向呼啸而至的强冷空气吹散了头一天严重的雾霾，但也将北京的温度带到了冰点。傍晚时分，我和界面CEO何力先生来到徐克导演推荐的位于北京亮马桥区域的日料餐厅“和坐”，等候吴宇森导演的到来。这间餐厅也因此成为首次“与界面共进晚餐”之地。

18时，我们刚走到餐厅所在公寓的大门口去迎接，就看到他被大风簇拥着走了进来，身上的藏蓝色西装在风中显得有些单薄。但是这寒风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步态，走来的时候，他的步伐矫健沉稳。随他一起前来的，是同样接受界面邀请共进晚餐的他的太太牛春龙女士，和他们的女儿吴飞霞小姐。

他的出场完全符合我对一名国际大导所应该拥有的气场的想象。而以他作为“与界面共进晚餐”的开篇人物也再合适不过——“与界面共进晚餐”作为界面的重头栏目，将邀请全球范围内各领域的影响力人物以共进晚餐的形式与界面进行交流——他是香港电影辉煌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华人导演进军好莱坞并取得杰出成就的先驱人物。他的电影中浓郁的爱恨情仇，夹杂着县城录像厅污浊的空气和满地的香烟头瓜子壳，是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生于1980年前后的一代人的青春底色。当然，不光我们这一代，界面CEO何力先生虽然是1960年代生人，但当年同样被他的电影中的暴力美学和男性浪漫情怀撩拨得热血沸腾。而生于1970年的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则在他的成名作品《小武》中向他致敬。

事先的沟通中，我们被告知，吴宇森导演喜欢日料，且饭量不错，用餐期间还可能可以喝点儿。徐克导演是“和坐”的常客，就曾经向他推荐。这家于两年前开业的餐厅的特色是会席料理——这是日本代表性的宴请用料理。但是因为当天是周日，没有会席供应，只能单点。吴宇森导演本想照着徐克导演的菜单来，但是餐厅服务人员告知，徐导演平时点菜并无固定章法。于是，工作人员便被委以点菜的重任。

接受界面的共进晚餐邀请，缘于他导演的新片《太平轮》的上部要于12月2日在全国上映，这让他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必须要奔波劳碌，而吴太太则通常会伴随左右。吴飞霞小姐因为开始进入中国电影行业发展，并且也在《太平轮》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最近也在北京跟父母团聚。今年5月份，在《太平轮》于法国戛纳举行的海外发布会上，吴宇森透露自己曾经罹患淋巴癌。这场病让他戒掉了已经抽了近40年的烟，喝酒也只能喝清酒和红酒等低度酒。但是这场病，以及连续多日的奔波劳累，加上他68岁的年纪，却显然并没有让他的举手投足和谈吐变得滞涩。说到高兴处，他还会开怀大笑。

在一桌人对付完一份海鲜沙拉、碰杯共饮一小盅清酒之后，我们的聊天从《太平轮》开始。在他的描述中，他自己想有生之年一定要拍一部爱情片，而《太平轮》这部电影就是讲述动乱年代几个不同阶层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表述习惯中，以爱情为主题的电影就是文艺片。与外界会拿《太平轮》跟《泰坦尼克号》作对比不同，他更愿意解释这部电影是受自己所崇拜的导演大卫·里恩的那部《日瓦戈医生》的影响，后者改编自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同名小说，讲述的同样是大时代裹挟之下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

但是这种机会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等来，直到碰到台湾著名编剧王蕙玲写的这个剧本。“我当年是一个文艺青年，”他挑了一下眼角，笑着说，“我也一直想拍那种小制作的文艺片，但是没有人相信吴宇森会拍那样的电影，那种电影业赚不到太多钱，到我手里的项目就都是大片。”

他的导演生涯以1973年的一部失败的功夫片起步，至今已逾40年。他导演的那些拥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电影作品，如《英雄本色》、《喋血街头》、《喋血双雄》等，多是以暴力美学的方式，描述绝望的悲剧英雄和男性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而这源于他从小到大所受的中国侠义精神的影响，“我很景仰古代的仁人志士和侠客，还有革命年代为国家争取自由和解放的牺牲者，他们对国家或者对朋友的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让我觉得很伟大，我就想用一种浪漫的手法把那些我觉得有正义感的行为用优美的诗意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于当时华人社会的男性观众来说，这种美学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但是当他1993年进入好莱坞以同样的方式拍出《终极标靶》时，却并未获得成功。这让他意识到，在西方世界，喜欢他的电影的人多集中在电影圈中人和知识界，普通观众还难以认可他的表现方式。于是，他部分收敛了自己强烈的美学风格。“在香港我可以啪啪啪连开13枪，但是在美国只能开一枪两枪，最多五枪。”

这之后10年间，他在好莱坞拍出的电影包括《变脸》、《碟中谍2》等超过8部大片，大部分都取得了票房成功。这让他成为国际大导，也让他成为华人导演在好莱坞大片工业体系中取得最高成就者。

当然，对他来说，在美国的另一收获是，他得以施展自己的煮菜天分，因为在美国要靠自己。他说自己喜欢进厨房“洗洗弄弄”，作为一个香港人，他的拿手菜是料理各种海鲜。用吴太太的话讲，像在写剧本的时候一样，他在厨房也会是一种“沉思”的状态。

等他在2005年来到北京的时候，中国电影市场开始蓬勃发展，那一年的中国电影的大制作包括徐克导演的《七剑》、冯小刚导演的《天下无贼》、周星驰的《功夫》和陈凯歌的《无极》等。有投资者找到他，则希望通过他把中国电影卖向海外，而他也想要把好莱坞的制片方式引入到中国来，同时在中国培养一批好莱坞标准的制作团队。

分别在2008年和2009年分成上下两部上映、毁誉参半的《赤壁》对他来说就是一次这样的操练。而这次的《太平轮》虽被他称作是他想拍的爱情片，但也仍然是别人认为他擅长的“大制作”——这部电影据称耗资4亿元。他说对此他也有一个用心，就是可以让年轻人学习一些新技术，因为这部电影要做很多电脑特效，有船难场面和战争场面，以前做这些场面要依赖外国的团队，至于现在，他说：“国内的很多很优秀的年轻人在电脑特技方面差不多赶上好莱坞了，这个电影90%的特效都是在本地做的。”

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电影真的能够挑战好莱坞。“很多人会问中国电影怎么去跟好莱坞对抗，我就说永远都很难。”

就这种比较而言，他可以算是最有发言权的华人导演，而我们自然也不会放过让他对此进行比较的机会。

他说，原因之一，好莱坞能够做到每一种类型都能够平衡发展，每一种类型都有自己的观众群，观众有很多选择，这也给很多年轻的导演和编剧提供了发挥的机会。但是中国电影提供给观众的类型太单一，见喜剧片卖座，院线就一窝蜂都排喜剧片，其他类型的电影就没办法跟观众见面，不拍喜剧片的话，导演和编剧也没有出头之日。

而且，更重要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厂制度保证了他们可以用大片养小片，甚至大片不赚钱，只是用来打招牌撑门面，稳定观众群，赚钱则主要靠中小制作。一个导演如果有好的想法，他们可以养五年，生活不用愁，给人足够的空间去创新，比如《阿凡达》可以拍十年。但是在中国，人人都想短时间内赚快钱，今天投资明天就想回报，而不是多铺排几年，做相对长远的计划。

另外，他说，好莱坞对市场会有充分的计算，一个剧本，可以在什么地方卖座，可以卖给什么人群，他们都计算得很清楚。一个明星、一个导演可以在银行融到多少钱，也都有一套衡量标准，这让他们可以稳定市场。一个剧本提交上去，从主席到总裁到监制、总监，再到发行，每个人提出自己的意见之后签字，每个人都为电影的预算和收入负责。导演和编剧就根据这些意见去修改。对于创新的题材有没有可能爆红，他们也可以做出预估。

但是中国还不可能做到这么细致。他说，《太平轮》这个电影中，有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和发生在台湾的故事，但是发行公司就不那么重视台湾的故事，要求缩短。“但其实外面的市场也需要看台湾的故事。”

“那么，您个人更喜欢美国的这种成熟的工业体系，还是当年香港的制片方式？”我问他。

“美国的体系是不错，但我还是更喜欢香港。”他回答说，“当时我们跟老板建立起了非常高的信任度，我和徐克拍片，都很少有剧本，今天拍今天写，《英雄本色》当时有一个大概的剧本，边拍边写，《喋血双雄》就根本没有剧本，只有一个大纲，我只要跟制片说，我明天要30个武行，拍三天，演员是周润发和李修贤，就够了。”

在跟何力先生碰杯多喝了几盅之后，回想起在香港拍片的日子，他甚至有些神采飞扬：“我只要告诉老板一个几句话的故事梗概，一个警察同情一个杀手的故事，演员是谁，他就说那好啊，开工吧，就不管了，他永远不到片场来，中间也不过问，只看成品，给导演完全的自由度。”

“当然我们自己做事也很清楚，这个电影可以卖多少，制作费就会有一个度，我们不会超越那个度，这是跟老板之间的高度的互相信任。”

“我很怀念当时的那些老板。”他说，“我第一个电影是功夫片，之前功夫片就是展示功夫，我是一个文艺青年，不是摄影棚里面出来的，就在里面用了一些实验的手法，拍得很感性，这个戏后来因为暴力被禁演，但是何冠昌老板看到了，他当时是拍李小龙的，他就马上签我做导演，因为他喜欢我在那部片里面对感情的处理。”

而另一个老板的故事也让他至今感念不已。“我拍《喋血街头》是当时香港投资最大的电影，投资方是金公主，而金公主的投资方是大财团九龙巴士，当时这个财团的老板非常支持，但是这个电影太沉痛，赔得很惨，公司都要垮了，老板就被很多人埋怨。我也很难过，就去跟老板说，对不起，让你赔钱了，我下部戏一定给你拍，帮你赚回来。但是他说，导演，没关系，亏的钱可以赚回来，但是这是你拍得最好的一部戏。”

“有这样的伯乐，就让我很感动，然后我就拍了《纵横四海》，就是想帮他赚回来。”他说。

“我这个人做人就是这样，我很景仰朋友与朋友之间，或者雇员与雇主之间的这种惺惺相惜，人家的钱也是很辛苦赚的钱，你不能说我是大导演、我是艺术家，我管你呢，有钱我就拿过来花。你应该为他着想，你给他亏多了他也没有面子，怎么还会制作你的电影。所以我一定帮你把投资赚回来。”

说到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个当年的港片导演吴宇森开始完美回归。也许是因为陷入这种感性之中，当然也因为一直不断说话，“饭量不错”的他并没有吃进太多东西，只是坐在他旁边的吴太太在不断招呼我们的同时在帮他默默夹菜。

他同样怀念的还有被当年的环境所激发出的创造性。“那时候钱没有那么多，技术也没有现在这样发达，但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反而能想出新的想法，让观众觉得，咦，原来可以这样拍。比如你需要拍一条毛巾，但是你手上没有毛巾，只有纸，你就需要把纸变成毛巾，这是一种应变能力。”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都很方便，反而不需要去创新，但是万一当中有什么东西没有的话，一些新导演就不知道怎么去应变。”

这种事情同样存在于好莱坞。他觉得好莱坞有两种人可以生存得很好，一种人是只要你不超支，不管戏多烂，都会有人找你拍；也有一种人是，只要导演能够懂得他需要的是什么，也会有人请他。他说，其实很多导演不知道怎么拍，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虽然现在拍电影都很容易了，但还是会经常出意外，如果忽然之间他们要的东西没有办法供应，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衔接下去。这种时候演员也会恐慌，导演不知道要什么，那怎么演。

“那么，您觉得导演这个职业是天分和才华更重要，还是后天的学习更重要？”何力先生问他。

“两样都重要，”他说，“有些商业片的导演不是受正统教育出来的，只是因为机缘有了做导演的机会，比如动作片受欢迎，很多动作指导就去做导演，结果都不长久，虽然曾经红过一阵子，但是他们欠缺关于电影的基本知识，文学的根基也不够。一旦动作片不流行，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所以我很主张年轻导演多一些文学修养，然后去学习现场的经验。”

当工作人员提醒说他需要去赶一场《太平轮》的媒体映后交流会的时候，我们的晚餐正好进行了两个小时。正常情况下，很难讲这样密集的行程安排会适合一个年届古稀且生过一场大病的老人，虽然他本人看上去精力旺盛，兴致高昂。

在拍了40年电影之后，他说仍然能够从中收获巨大的乐趣，他很喜欢看安排完一个镜头以后工作团队都感到兴奋的状态。“我现在拍电影，一是让老板投资以后不会亏，再就是工作人员参与进来以后能够感受到创作的意义，我会偷偷地看他们工作是不是快乐。我们的工作时间都很长，要让他们保持斗志和效率，就要不停地让他们感受到新的挑战。”

如果说那场病对他有所改变的话，电影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其中的重要一项。他说，今后他的电影将不会再有仇恨，只有爱，而且他相信，个人与时代和命运的抗争，也可以产生戏剧的张力，就像他想在《太平轮》中所表现的那样。而他接下来正在筹备的题材是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飞虎队。

另外，他还想拍一部武侠片，“像黑泽明的《七武士》那样的。”他说。从餐桌上起身时，他对我们采用的共进晚餐这种形式表示感谢，觉得可以放松交流，而且难得可以跟太太、女儿一起。走出室外，寒风依然凛冽，而他身上还是那身单薄的西装，就只好催促他赶紧上车，然后挥手作别。
 

地点：和坐（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西街38号三全公寓俱乐部1楼）

菜单

和坐海鲜沙拉

特上刺身

三文鱼刺身

和牛牛排

特上寿司

和牛寿司

天妇罗拼盘

黑猪肉味增烧

银鳕鱼西京烧

意式奶冻

獭祭清酒（720ml）

人均餐费 6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