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翟星理

编辑 刘海川

一

有人说那些笼罩北川县城的黄白色尘雾是陈家坝山体崩裂时喷出来的，也有人认为是由建筑坍塌时扬起来的。李桂花至今也没弄清楚，她只闻到一阵浓烈的像秸秆燃烧的焦糊味，黄白色尘雾变换形状向她奔来，天突然变黑。

整个北川都不见了。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时年52岁的李桂花正在去美容院的路上。等到阳光重新出现，北川已是一片废墟。李桂花向家的方向跑去，78岁的母亲和六妹李桂萍的婆婆都由她照顾。

面前的景象让她大惊失色，原本在三楼的家变成一楼，一小半陷在地面之下。母亲原本在客厅，地震发生的瞬间她被甩到客厅右手边的卫生间里。李桂花把她和李桂萍的婆婆抱到两栋下陷的居民楼之间的空地上。

她要去邮政储蓄所找大女儿李娜，可整栋楼已经不见了，垮塌的山体将它掩埋。李桂花喊李娜的名字，只听到北川上空回荡着的轰隆声和幸存者的哀嚎。

她还不知道外孙女陈琰熙是死是活。

那些刚在废墟中幸存的家长陆续赶到学校。李桂花发现，一块四米多长的水泥预制板压在陈琰熙的教室上。她抬了几下，过于用力而使右手拇指骨折。

家长们在这块预制板下找到七八个孩子，有活着的，“也有些看上去在睡觉的”。

陈琰熙可能“睡”得不安稳，她半睁着眼，身体软绵绵的。李桂花把她抱入怀中，孩子的耳朵里流出暗红色的血。

那天下午，她还找到了侄女的遗体。而三个妹妹李桂荣、李桂芳、李桂兰和大女儿李娜，都被列为失踪。当然，人们知道，他们和地震中北川县4311位失踪者一样，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意识到她们已经遇难之后，李桂花开始疯狂地救人，“我听老人讲过，多做善事积德，亲人就能活过来”。她已经忘记了各个救人的地点，但仍然记着救人数字：8。其中有幼儿园的孩子，有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也有白发老人。

救灾部队进入北川县城之后，李桂花曾在废墟中下跪拦住一列队伍，膝盖下就是成堆的碎窗户玻璃。她的左膝内侧至今留有一道约四厘米长的伤疤。

李桂花成为震后救人的英雄。《汶川记忆》一书收录了一百位地震亲历者的自述，包括李桂花救人的事迹。

二

李桂花在震后第三天收到撤离北川县城的通知。但她拒绝了。外孙女的遗体还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她打算把她安葬之后再撤离。

李桂花在北川人民公园外面的铁索桥头挖了一个坑，让外孙女安眠于此。

一位摄影记者曾经拍下她抱着尸体站在铁索桥头痛哭的画面。

2008年9月24日，连续暴雨中的北川突发泥石流，陈琰熙的遗体被冲走，淤泥堆积的河道上只剩下铁索桥的桥塔。这个墓穴曾经的位置上长出一丛比周围植物都要高的茅草。

后来李桂花用手机上网找到了当时所有报道她的新闻图片，遗憾的是，唯独没找到这一张。

外孙女的坟墓消失后，李桂花常常梦到陈琰熙哭着说，身上好脏，都是泥。这个梦纠缠了李桂花半年之久，使她不得不饮酒助眠。

2008年6月底的一个凌晨，被安置在九州体育馆的李桂花接到通知，她被推荐以回龙社区临时主任的身份参与震后过渡安置工作。

李桂花出生于1956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父亲是山东籍南下干部。上世纪50年代末，李桂花随着父亲的调令定居北川。她的父母养育了六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她排行老二。

李氏六姐妹皆因貌美在北川享有名声，“六朵金花”的名号家喻户晓。四妹李桂芳的女儿，是震前北川官方旅游宣传照的主角，被称为“北川之花”。

临时主任的第一个任务是劝说幸存者离开北川，外出务工。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反问她，“挣了钱给谁花？”这让李桂花无言以对。

晚上的九州体育馆通常是一片哀嚎。连六七十岁的幸存者都要每晚喝酒，把自己灌醉，而后嚎啕大哭。李桂花又多了一个任务，把倒在厕所、草丛里的醉酒者抬回体育馆。她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出事。

每次做完这项工作，都已经到凌晨时分。李桂花提着啤酒，偶尔还有白酒，一个人走出九州体育馆，找个没人的地方，边喝边哭。

三

导演赵琦就是在九州体育馆认识李桂花的。震后不久，这位导演到北川寻找素材，他打算制作一部灾后幸存者故事的纪录片。

李桂花成为这部名为《殇城》的纪录片的三位主人公之一。

《殇城》的三个主人公，一个是失去父亲的少年，一个是失去独生女的壮年父亲，另一个是五十多岁的李桂花。

“地震发生之后，比较谁更适合拍摄，其实挺残酷的。李桂花面临（生活）的挑战是最大的，她的家庭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同时她的生命在走向衰老。”赵琦说。

在担任回龙社区临时主任、代理主任的近三年时间里，李桂花不仅要独自照料瘫痪多年的母亲，还要供养正在读大学的小女儿李茉。地震发生时，李茉正在外地上学，躲过一劫。

而李桂花的月工资，一直没到500元。李家幸存的大姐、六妹每月给李桂花一笔照顾母亲的钱，失去独生女的七弟则整日以泪洗面。李桂花又找妹夫借了一笔钱，才勉强供李茉读完大学。

但观众们看到的李桂花，并没有过多地展示地震的创伤。每天早上，李桂花要先用勺子喂母亲吃饭，然后前往社区忙碌，通常是调解家庭矛盾，或者是协调处理灾民安置房分配，林林总总的社区事务交替出现在她日常的工作中。如果天气允许，傍晚她会叫上社区里失去亲人的女灾民一起露天跳舞。

只有夜晚是她专享的时间。入睡前，她独自一人坐在临时板房杂乱的客厅里，对着陈琰熙生前钟爱的会唱歌跳舞的玩具娃娃，眼神里充满悲楚。

当然，她也决定开始重新生活，并将这种“生活还要继续”的信念传递给周围的人。2010年，李桂花甚至给大女儿李娜的丈夫介绍了一个对象：她的社区的一位丧夫的女灾民，独自抚养着遗腹子。大女婿和这位年轻的母亲结婚之后，仍然称李桂花“妈妈”，他的妻子则叫李桂花“干妈”。

她那时唯一的愿望，是守护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和母亲、小女儿安稳渡过震后临时安置期，搬进新建的北川县城开始新的生活。

在2011年4月12日之前，这个计划看起来一切顺利。

四

2011年4月12日，两名警察来到回龙社区办公室。“他们喊我，李主任你出来一下。”

李桂花有些纳闷，“我问，社区公章要不要拿？他们让我不用管了。我知道，可能出事了。”

她要求给李茉打个电话。那时李茉即将大学毕业，正在北川一家单位实习。她告诉李茉，自己过两天就会回来。李茉问她出了什么事，李桂花说她也不知道，但应该不是大事。

在分配震后安置住房的过程中，李桂花为三位亲属盖章，证明他们在北川老县城的户籍和房产情况。除住房外，每户灾民还可以得到一笔政府发放的救济款。这三笔救济款也暂存在李桂花处，几天之前她跟上级干部刘盛提过，三位亲属都在外省务工，为避嫌，她想将这三笔救济款交由上级部门代为暂管，但刘盛让她再等几天。这三笔救济款也成为她被抓的原因之一。

有关这段经历的自述真伪难辨。《殇城》这样解释她入狱的原因：“搬进新县城之前，李桂花被捕入狱。她在新县城，虚报冒领了三套住房。”

李桂花先后被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和四川省女子监狱，赵琦在两个地点各拍摄过一次。在狱中，他曾问过李桂花，“经历过这么多生生死死，钱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他已经记不清李桂花的原话，“她的意思是，钱这个东西，说重要就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多就多用，少就少用。”

赵琦后来剪辑这段片子时深受触动。“不是李桂花一个人。人性中的弱点，比如贪婪，无论这个人经历了什么，都很难去克服。”他说，对此他一度感到沮丧。

李桂花失去自由，六妹李桂萍将母亲接走。他们很快搬进新县城分配的房子。李桂萍的家在顶楼，每次带母亲出门，李桂萍先背她下楼，返回时由丈夫背她上楼。大多数时间里，有些痴呆的母亲坐在阳台的轮椅上望着窗外，面无表情。

李桂萍并不相信姐姐会犯罪。北川的律师没人愿意接这个案子，李桂萍最终找到一位绵阳市区的律师。案毕宣判，李桂花获刑三年半。

李桂花入狱半年之后，母亲病逝。她梦到母亲来看守所给她送衣服，醒后认为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她不敢向李桂萍求证，她听到母亲的死讯，便只对妹妹说她想念母亲。

李桂萍给李桂花送了一套衣服。那是李桂花入狱前给母亲买的一套真丝面料的夏季深色坎肩和短裤，这让李桂花明白了自己梦境的意义。

五

后来，李桂花说，如果不是李茉那么坚强，她不知道能在监狱里撑多久。

2011年4月15日，李桂花在北川新县城分配的三居室安置房交付使用。李茉按规定缴纳了6万元的成本价，又从亲友处借了一大笔钱装修新房。

李茉比李娜小十岁，在爷爷奶奶家长大，7岁上小学才回到李桂花身边。2008年地震夺走她的胞姐，一年之后她又经历父母离异。而这一切发生时，她还不到20岁。

2013年7月9日，李桂花假释出狱。大女婿在监狱大门外等她，“妈妈，你终于出来了。”她流着泪蹲下，两只手摩挲着脚下的土地，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是啊，我终于出来了。”

大女婿开车带她去自家的理发店洗头，大姐买来一身新衣服。一切都收拾妥当，她顺手把监狱里带出来的旧衣服都扔在了河里。

她第一次走进震后复立的家门。年轻的女儿把棕色的门全部换成白色的，选购了清一色的米色家具。她在客厅沙发上的显著位置挂上四幅风景画，都是薰衣草花海掩映在青草地和橡树林里的景象，橡树林尽头的天地相接处霞光万丈。

李桂花猜，李茉的用意是借此象征妈妈清清白白。但出狱以来，她从未向女儿求证过，女儿也没有主动提起。

她也得知了这段牢狱生涯对家庭成员产生了何种影响。亲友为李茉介绍过的几个异性朋友，知道这个消息后都不见踪影；在北川的公交车上和到绵阳的班车上，李茉都听到过乘客讨论李桂花的案子，三万人口的北川新县城几乎藏不住秘密，隐秘的议论让李茉时常丧失“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大姐和六妹有时出门也会被人指指点点。“虽然我相信她，但我还是觉得她给我父亲丢脸。”李桂萍当着李桂花的面也这么说，在北川，李氏一门各各体面，李桂花的入狱使整个家族维持多年的尊严荡然无存。

李桂花不敢出门。2013年7月底，当她才鼓起勇气面对新生活，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大姐、六妹、七弟一起安葬母亲。

母亲去世后，大姐和六妹商定，先把母亲的遗体停放在殡仪馆，等李桂花出狱，让她们见最后一面。

六

出狱后的李桂花先在北川一个艺术团干了两年杂活，又去江苏的纺纱厂打过一阵工。2015年至今，她一直在北川打零工。境遇如此，让女儿借的那笔十几万的装修款至今没有还清。

在艺术团打工期间，李桂花见过一次已经升迁的刘盛。她问刘盛，当年她要上交那三笔救济款的时候，他为什么让她再等几天。

刘盛说，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那几天他要开会，没时间接收。李桂花半开玩笑地踹了刘盛一脚，他讪笑着，颤颤巍巍地走了。

她把判决书藏好，没给任何人看过。“事情过去了，再想，没意思。”

现在，李桂花将生活的中心移到李茉身上。李茉婚后仍与李桂花居住，一日三餐仍由母亲照料。

大多数时间里，李桂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边绣鞋垫边回忆过去。一双绣好的鞋垫能卖到30元，但至今她还没有客源。她不时抬头望向电视机旁边的饮水机，饮水机上摆着会发光的鲜艳的电子花，花瓣团簇下的照片显现着陈琰熙三岁半的样子。

傍晚，她听到李茉上楼的声音，急忙打开电视。这是个老习惯了，她必须要让女儿明白，自己并没有胡思乱想。

2018年4月12日，离“5·12汶川”地震十周年还有一个月。李桂花回到北川老县城，祭拜家人。震后她向北川县红十字会捐献出了自己的老房子，已经成为受政府保护的地震遗址的一部分。

她依次去了母亲家、李娜家和妹妹家，神色如常。当她步行至陈琰熙墓穴对面一座新建的桥上，眼泪便再也无法控制。

她带了一瓶雪碧，倒了八瓶盖，“爸爸，妈妈，三妹，四妹，五妹，女儿，外孙女，侄女。”最后，她自己喝了一口，“我活得很累很累，只有到你们这里才能说一下子。”

有一个外地女游客问她，“十年了，你的眼泪应该早就流干了，怎么还哭得出来？”李桂花没有回答。

那天下午回到新县城，她才说，“一走进那个地方，就想起死去的亲人和失去的家园，人怎么能不流泪？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眼泪永远流不干。”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想永远活在伤痛中。人生来到下半场，现年62岁的李桂花对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仍怀有憧憬，她想找一个老伴一起出游，“但不能是北川的，北川人都知道我坐过牢。我就想清清闲闲地过好最后二十年。”

出狱后，李桂花习惯每天晚上在小本子上写下对过往生活的一些反思。有一句她这样写道：“一辈子那么长，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

（应受访者要求，李茉、刘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