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过后:70年代后的女性主义摄影

是时候躁起来了。

《美杜莎》,出自“Ricas y famosas”系列,丹妮拉·罗塞尔(Daniela Rossell)摄,1999年。

“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博物馆更倾向于讲述悲伤的故事,”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全国女性艺术博物馆(下称NMWA)馆长凯瑟琳·A·沃特(Kathryn A. Wat)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2017年,她把部分博物馆藏品带到伦敦的怀特教堂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叫做“身体地形”(Terrains of the Body)的全新展览。沃特表示,历代以来,女性画家和雕刻家都顶着巨大的社会不公,努力突破重围。“但在摄影方面,情况就不同了。从19世纪中期一开始,女性就开始大批从事摄影工作。我对女性摄影史的轨迹非常感兴趣。”

“身体地形”中的作品全部来自NMWA,由一系列知名国际女性摄影师所拍摄,在充斥着厌恶女性氛围的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结束之后,随着欧洲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场展览完美地顺应了时代潮流。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像这样的展览或者说像NMWA这样的博物馆现在还有存在的必要,我建议他们去怀特教堂美术馆一楼参观一下“游击女孩”(Guerrilla Girls)的调查成果展示。2016年,匿名女性主义活动团体向欧洲博物馆与艺术空间发起问卷调查,这场海报展览呈现的正是其中101家的回答数据(还有282家拒绝了)。一份发人深省的数据赫然显现:“藏品作者中女性艺术家比例达40%及以上的只有两家博物馆。”

《无题》,海伦·范·梅内(Hellen van Meene)摄,2000年。

近年在欧洲举办的几场展览都把聚光灯对准了女性摄影师,目的是重写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摄影历史,比如2015年在巴黎奥赛美术馆和橘园美术馆进行的展览“谁在害怕女性摄影师?”,再比如欧洲巡展好几年、最近在伦敦摄影师画廊展出的“1970年代先锋女性主义者”,其主题更为鲜明。这些展览不仅聚焦性别主题,也有力说明了机构藏品性别平等的持续需求。

但是“身体地形”与上述展览不同。首先,摄影师里不乏当代知名艺术家,如斯瑞·娜莎特(Shirin Neshat)、莱涅克·迪克斯特拉(Rineke Dijkstra)、坎迪达·赫费尔(Candida Hofer)、安娜·加斯凯尔(Anna Gaskell)和海伦·范·梅内(Hellen van Meene)。这些艺术家在当今博物馆和艺术品市场的强势地位,与上世纪女性主义先锋如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 和弗朗切斯卡·伍德曼(Francesca Woodman)当时的籍籍无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正表明了过去四十年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次是图像本身。尽管在女性主义第二波浪潮中拍摄的照片往往以暴力、蔑视和彻底的“恶”为特征,“身体地形”展出的当代摄影师作品则展现出了梦幻和超现实的一面。例如,贾斯汀·柯兰(Justine Kurland)在大自然里拍摄的伊甸园主题作品,其中的女性就如超凡脱尘一般。而安娜·加斯凯尔(Anna Gaskell)双腿倒挂在树上的灵感可能直接来源于童话故事,珍妮娜(Janaina Tschape)幻觉般的卧室场景或许也是如此,里面的女人有一双气球般奇怪的手。

《与布莱恩的和服自画像》,纽约,南·戈丁(Nan Goldin)摄,1983年。

沃特表示:“我认为这种梦幻感是在20世纪90年代畅所欲言自由自在的氛围下推动产生的,这些女性正在打造全新的世界,她们选择地点,寻找服饰,把控图像。”对于这些艺术家而言,重塑女性身体的形象,从而打破那些女性身体应该是什么样子、做出什么行为的刻板印象,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活动。海伦·范·梅内在大街上寻找普通的少女来拍照。“这些女孩并不拥有‘完美’的身材,但我想要的也不是一张单纯好看的照片,因为单纯好看的照片往往让人过目即忘,”范·梅内解释道。

《英雄》,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摄,2001年。

这次展览中彰显的女性主义,乃至当今许多艺术家作品中体现的女性主义,都并不像40年前那样容易定义。它可能隐藏于坎迪达·赫费尔镜头下宽阔的威尼斯宫殿内部——凑近一点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赫费尔在镜子里的小小身影。而在姆旺伊(Mwangi)和海特(Hutter)摄影师二人组合的作品《皮肤光泽》(2001)中,女性主义的色彩就十分鲜明了。英格丽·姆旺伊(Ingrid Mwangi)和她的同伴罗伯特·海特(Robert Hutter)协同完成了很多摄影作品,关于姆旺伊,沃特评论说:“她作为一名从肯尼亚移民德国的年轻女性,曾经历过种族歧视,因此她的表达都十分直接和尖锐。”

沃特和怀特教堂馆长艾米丽·巴特勒(Emily Butler)一致认为“身体地形”是早期女性摄影时代的“外延”,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和南·戈丁(Nan Goldin)就构成了过渡的桥梁。在沃特调查展览时,她也观察到了NMWA艺术家解构身体的欲望。尤其是三位艺术家——斯瑞·娜莎特、姆旺伊和海特组合、阿德里安娜·瓦莱乔(Adriana varejao)——都单独拍摄了人的手。巴特勒说:“斯瑞·娜莎特对手的表现独具一格,在伊朗,女人能够展示的身体部分少之又少,手是为数不多的一个部位。”

《警戒》,出自“Turbulent”系列,斯瑞·娜莎特摄,1996年。

娜莎特的作品来得正是时候。2017年,美国和伦敦各地的抗议活动都在反对特朗普政府针对来自7个穆斯林国家的难民和国民实施的歧视性旅行禁令,其中包括伊朗,娜莎特的出生地。全世界还有数百万人参加了妇女大游行。

那么现在要如何呢?现在我们需要做的还有更多:要让更多的女性摄影师作品进入机构性典藏和私人珍藏;要举办更多的展览,出版更多的书籍挖掘被遗忘的人物;要举办更多的个人展深度展示她们的作品。另外,正如“身体地形”中的姆旺伊和海特组合、斯瑞·娜莎特以及“先锋女性主义”中的罗琳·欧格雷蒂(Lorraine O'grady)和安娜·门迭塔(Ana Mendieta)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对于有色人种女性摄影师,对于关注边缘领域的艺术家,我们还需要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平台,让所有人都能畅所欲言。比如,在美国举办来自上面7个穆斯林国家的摄影师作品展览,就是一个好的开始。用女性主义者艾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的话来说,是时候躁起来了。

(翻译:朱雨婷)

来源:Aperture

原标题:After the Avant-GardeHow has feminist photography changed since the 1970s?

最新更新时间:05/09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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