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5月正是农忙时节，吴江彦经常想起10年前那个季节，在她心中，那一直是个悲伤的季节。

10年后，记忆依然是清晰的，深刻且痛。

那一年，什邡市洛水镇洛城村五组村民吴江彦36岁。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夺走了她12岁女儿康健的生命。当时，女儿在洛城第二小学读小学六年级。

洛城村在洛水镇的西北角，一个典型的川西平原农村。

地震发生那一刻，吴江彦正在自家农田里收大蒜。大蒜是当地的一种特色农产品，几乎每家每户都种。

地震发生时，她正坐在凳子上忙碌着。突然，她感觉凳子一下子被掀了起来，然后就感觉大地晃动起来，地下还发出轰隆轰隆的响声。

糟了，地震了！她内心念叨着，随即就看到附近的房屋纷纷倒塌。

她随即想到正在学校的女儿。吴江彦踉踉跄跄站起来，立即向洛城二小跑去。半路，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康玉明，全身是血。

地震时，康玉明正在距离洛城二小约两公里的一个做磷矿生意的厂里做工。

吴江彦焦急地问他是怎么回事，康玉明说自己也是从厂子里赶过来找女儿的，“他说不是他的血，血是他在学校救助的两个孩子的。”被康玉明救出的孩子，有一个叫廖丽，是康健的同学，现在是吴江彦和康玉明的干女儿。

康玉明问女儿回家了没有，吴江彦说没有。他们又一起赶到学校，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女儿。

洛城二小的规模不大，只有一栋教学楼与一栋办公楼。廖丽回忆，这个小学的办公楼与教学楼“是合在一起的，中间只有一条很窄的缝隙。”教学楼高四层，廖丽所在的六年级在三楼。

地震中，该校教学楼倒塌，学校的围墙也全倒塌了。学校办公楼在四层楼，地震中，办公楼没有倒塌。

最终，在倒塌的楼板下面，康玉明找到了自己的女儿。女儿已经没有了气息，康玉明忍着悲痛把她抱了出来，并脱下自己的T恤，盖在女儿的脸上，然后把她背回家。

第二天，他用木板钉了一个简易的棺材，把女儿葬在了自家的自留地里，“陪她奶奶在了一起。”

地震中，洛水镇有300多人遇难，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伤亡最惨重的是洛水中学高中部和洛城二小。

廖丽与康健所在的六年级二班共42名学生，其中21人遇难。

震后，遇难学生家长在洛城二小自发搭起灵堂，祭奠自己的孩子。灵堂中挂满了遇难学生的照片。村民米文斌数过那些照片，他回忆说，“有78张。”

二

震后，康玉明一直认为他的命是女儿康健换来的。

震前，康玉明在红白镇（地震也几乎把该镇夷为平地）山里的磷矿上打工，在山洞里，他负责装矿、开车、打钻，工作辛苦且危险。

康玉明回忆，那年过了春节，12岁的女儿说不希望父亲去矿上工作了，“她说我在外面打工很难回来，她看不到我，觉得不安逸。”

康玉明听从了女儿的话。震后，夫妻二人认为，是女儿让康玉明躲过了一劫，“如果地震时还在矿洞里，哪里还会有命啊？”

平时，父女关系非常好。女儿懂事，也知道心疼父母，日常劳作，都已经是妈妈的好帮手了。

地震前一天是“母亲节”，女儿在田里帮吴江彦收菜籽，她见女儿手上磨得都是血泡，就不让她干了，但“她说今天是母亲节，爸爸又没在家，我怎么能不干呢”。

地震当天，女儿还帮妈妈洗了衣服。

关于女儿的种种，吴江彦说：“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

生于1995年的廖丽比康健大一岁。廖丽的家在洛水镇边上的菜蔬村，她原本在洛城第一小学读书，因为留级，转到洛城二小来，与康健成了同学。

她们是很好的朋友。时隔十年，对于大地震发生当天的事情，廖丽能够记起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她记得，她们下午上课的时间是在两点半，地震发生在两点二十八分，当时她正和康健等十多个女生在三楼教室外的平台上排练舞蹈，准备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的演出。此时，一些男生在教室里午睡，还有一些男生在校园里打篮球。

地震发生后，慌乱的女孩们朝教室方向飞奔。廖丽本来是跑在最前边的一个，被跑得更快的女孩们超了过去，成了跑在最后面的一个。进教室首先要经过一个走廊，在平台和走廊之间还有一个台阶，廖丽记得，在她下台阶时，房子就垮了下来。

廖丽回忆：“房子垮了之后，我被砸晕了，过了很久，我听到我妈喊我，才醒过来。”

由于跑得慢，廖丽幸运地成了这些女孩中唯一的幸存者，是康玉明把她从水泥板下救出来的。

三

洛水镇距离什邡市区约22公里。现在从什邡到洛水，是一条宽六车道的柏油马路。这是震后北京市对口援建什邡的项目，2008年6月动工了，当年10月实现主路通车，2009年4月底，全部完工。现在它的名字就叫“北京大道”。

大地震后的十年，洛水镇的镇容镇貌变化巨大。康玉明说：“变化最最明显的，是农民住的房子。”

吴江彦和康玉明现在的家是在洛城村中一个名叫“亭江佳苑”的住宅小区里，该小区共七栋楼，都是五层高，他们家在其中一栋楼的四层，两室一厅，80平方米。

在大地震中，他们家的房子并没有倒，只是房顶的瓦松动了，康玉明把房子修了修，在自家屋里又住了几年。

洛城村共13个小组，震后村民主要都住进了政府的统建房，因为其中几个村小组的统建房离当地一家大型水泥厂很近，污染严重，噪音也大，2014年他们被重新安置到“亭江佳苑”小区，也是在这一年，吴江彦、康玉明一家也住进了这里。

令人睹物悲戚的洛城二小、洛水中学都不见了，它们的原址今天已成荒地，野草丛生。震后，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在洛水镇上另择它址捐建了慈济小学与慈济中学。

像洛城村的很多村民一样，吴江彦和康玉明夫妇都不种田了，他们的田地被人租去种植药材。

康玉明现在镇上做城管中队副队长。大地震发生后，地方上给这些失儿家庭每家都安置了一个“公益性岗位”，主要是在镇上做城管和保洁，为期三年。

震后当年，康玉明到镇上的城管队做了一名城管，维护震后治安，半年后他当了副队长，他在三年后被续聘，并一直当副队长至今。

吴江彦也在镇上做了三年期的治安员，后来她离开治安队，跟五组的一些村民一起在镇边那家大型水泥厂“下车”，就是卸下每天拉来的煤炭、水渣。他们共二十多个村民，两班倒，“下一天耍一天，”按卸车的数量计酬，卸每辆车每个村民可得10元钱，一天下来，每个村民能赚50元到80元。

廖丽今年23岁了，长得高瘦清秀，她嫁到了邻镇，并在2017年9月有了一个女儿。大地震发生的当年9月，廖丽到什邡市区接着读初中，后来到绵阳读了三年职高，2015年到温州打工一年，回家后在学车时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现在她和丈夫一起在洛水附近一个小镇上经营一家床上用品店。

为了感谢康玉明的救命之恩，地震四个月后，廖丽的父母让廖丽拜康玉明夫妇为“干爹干妈”。

此后两家人经常走动，关系日益亲密起来。

因为身体原因，地震发生时，吴江彦夫妻没有再生育孩子。2011年，她们领养了一个女儿。

四

失去女儿的那一年，吴江彦已经36岁了，她本想自己再生一个孩子，但是康玉明不让她生。

“我有心脏病，老公说，女儿已经走了，如果为了生小孩，你再走了，我怎么办？”吴江彦回忆说。

本来，康玉明也不同意领养小孩，吴江彦说，是她“强迫”康玉明最终答应下来。

在领养小女儿之前的那两三年里，康玉明的状态非常不好。他忘不了遇难的女儿。这个男人为了不影响妻子的心情，当着妻子的面不会流眼泪。

但那些日子，“只要他一去上厕所，出来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吴江彦说。

在大地震发生前，康健与父亲最亲近，回家都是要坐在父亲的腿上。康玉明忆起女儿，仍旧难掩温馨之情：“她和我关系好。那年她12岁，已经有一米六九的个子了，比她妈还高。”

吴江彦回忆，大地震发生后的头几年，每到康玉明的生日，他总会思念小康健，“他白天不开腔，晚上就哭一整夜，你说这个日子还怎么过？”

当时，在他们身边，已有一些大地震失独者领养了孩子，这多少可以让他们从当年的创伤心理走出来，不再每天深陷思念孩子的巨大苦痛中。

吴江彦一心想说服丈夫也去领养一个孩子，康玉明一直不同意，康玉明说女儿活在他的心中，他不想找一个孩子来替代她。

吴江彦劝丈夫说：“没有小孩我们怎么过？我们老了怎么办？我有病，我走在你前边怎么办？到时候你靠谁？”她甚至吓唬丈夫：“不领养小孩，我只有跟你离婚。”

即便这样，吴江彦仍旧说服不了康玉明。在熟人介绍之下，已有多个可以领养的意向，康玉明都没有兴趣，“这借口那借口，就是不去见。”康玉明说，那时他只是觉得他们两个都已40多岁了，“领养孩子没有意义，当时也是灰心。”

后来身边的亲朋都来给康玉明做工作，吴江彦也向他“哭闹”，他才勉强答应去见了后来成为他们养女的一个小女孩。

吴江彦回忆，她接触到这个小女孩，“是在无意之中，”当时她还在做治安员，在街上巡逻时，一个一岁多的小姑娘朝她的同事走过来，稚嫩的童声问道：阿姨，你的矿泉水喝完没有，喝完把瓶给我。吴江彦问她要瓶子做什么，小女孩说：卖了买牛奶。

吴江彦听了忍不住的一阵心酸，眼睛潮湿。

“后来就有人把她介绍给了我们，又经过慢慢接触，就领养了她。”吴江彦说。

康玉明则认为，和这个孩子之所以会成为父女，是一种冥冥中的缘分。他回忆着当时的场景说：“我到她家去，她笑，也跟着我走。其他任何人想带走她，她都要哭。”

现在，康家的这个小女儿已经9岁了，在镇上的慈济小学读三年级。

这次领养是对的。吴江彦能逐渐感觉到，丈夫在领养了这个孩子后一直糟糕的心情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变得越来越开心了。

“他跟小女儿的关系，跟我家大女儿比，有过之。”康玉明每天都要接送孩子去上学，把感情和心思都用在了这个孩子身上。

在吴江彦的手机里有几段前不久刚刚拍的小视频，其中一段，小女儿刚刚洗完头，康玉明在给她吹头发、梳头，画面温馨；另一段视频里，小女儿穿着一件红色的裙子，在家里蹦蹦跳跳地跳着舞；还有一段，小女儿把她的假发戴到父亲头上，视频里的康玉明朝小女儿大笑着。

吴江彦承认，无论是震后自己生育，还是领养，他们都是想把对失去孩子的“亏欠”，补偿在现在这个孩子身上。

“在受到伤害的时候，孩子肯定第一个会喊妈妈，那时我们做妈妈的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没有第一时间把她救出来。”虽然10年过去了，吴江彦提到当初，仍然无限伤感和自责。

五

震后十年，对于包括康玉明夫妇在内的洛水镇这些失去孩子的家庭来说，始终围绕着的一个主题，就是孩子。

大地震彻底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康玉明夫妇看到了不止一例此类家庭因为震后没有了孩子而破裂。吴江彦说：“本来是一个和谐的家，孩子没了，有的婆媳关系破裂了，有的夫妻关系破裂了。”

像吴江彦一家一样，新孩子来到家庭里，则往往意味着一个破损家庭的复苏与重生。米文斌的遭际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1973年生的米文斌是洛城村12组村民。在大地震中，他那将要年满12岁的女儿米雪遇难，当时女儿正在洛城二小读四年级。

和康玉明一样，米文斌与女儿的关系也非常好。1997年，在女儿一岁时，他与前妻离婚。1999年再婚，妻子比他大三岁，他说他再次择偶的唯一条件就是女方必须要对女儿好。

大地震发生后，米文斌也赶往洛城二小找女儿，半路上，他还遇见了康玉明，当时康玉明正背着遇难的女儿回家。

米文斌到了学校，却怎么也找不见他的女儿。米文斌回忆，一连几天，他都像是行尸走肉，失魂落魄地守在现场。后来，女儿被救援者从瓦砾中挖了出来，和女儿在同一处遇难的还有其他17个孩子。

米文斌认出了女儿，他去摸女儿的脚，是冰凉的。米文斌回忆，在那一刻，他痛不欲生，甚至想自杀。震后那段时间，对儿子性格了解的父母都是紧挨着他睡，他们害怕在失去孙女后，再失去儿子。

米文斌觉得自己对不起女儿。很早前，女儿就曾经跟他说过，她想到洛城第一小学去读书，米文斌认为一小距离他家远，就没有答应。

洛城一小在大地震中几乎没有师生遇难。米文斌一直悔恨不已。

大地震发生后的头两年，米文斌都觉得自己是在“度秒如年，每一秒钟都过得难受。”直到2010年发现妻子怀孕，“才觉得生活有了一点希望。”

他们的儿子在2011年出生，在大地震十周年的前夕，这个孩子年满7岁，已在慈济小学读一年级了。

儿子改变了他，使他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你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就要尽量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从2015年夏天开始，米文斌在距离洛城村不远的洛水镇上租了四间门脸房，开始经营一家绿植店。如今，他的店铺门口摆满了各种盆栽植物，郁郁葱葱，给人以旺盛的生命感。

这是洛水镇上唯一一家绿植店，米文斌精心打理着，他说，“生活要过得好一点。”

六

并非所有地震中遭遇创伤的家庭都像吴江彦、米文斌这些家庭一样幸运，能最终走出地震阴影，并重建一个完整的家庭。

今年45岁的洛城村五组村民红云在大地震中失去了13岁的女儿钟敏，当时女儿正在二小读六年级。

至今，伤痛的记忆在这对夫妻心里依然挥之不去。他们还记得，女儿是在震后三天才被从废墟中挖出来的。寻找女儿的那几天，一直下着雨，丈夫钟兴友身上只穿着一件短袖，衣服淋湿了捂干，干了又湿。他连续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喝水喝，他不觉得冷，也不觉得饿。

震后，红云由于不能再生，她和年长她一岁的丈夫本也打算像吴江彦一样去领养一个孩子，但是，按照她自己的说法，一直“领养不到。”

震前，她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好，精神状况也不太好。“父母都希望孩子过得好一些，谁愿意把自己的小孩交给一个条件不那么好的家庭呢？”洛城村一位村民解释说。

现在，他们已经也不像早年那样想再领养孩子了。“我们都一身的病，养大的话都要60多岁了，还能做啥子？”红云说。

去年之前，钟兴友还跟吴江彦他们一起到水泥厂打工，因为身体的原因，今年“一天活都没有做了”。

按照当地的政策，从2017年开始，像红云夫妇这样震后没有生育也没有领养孩子的家庭，每人可领取的“独保费”涨到了650元/月，之前，“先是每年1200元，后来又涨到每月300多元。”

目前，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这个家庭就靠这笔钱来生活下去。当地妇联也会在她生日等一些特定日子提着米油来家里慰问。

每天无事，她都是和一些村民坐在安置小区外的河边树荫下闲聊。

最近，村民们感觉她的精神状况更不好了。

“她说话的语气更冲了，但我们都不会跟她计较。”吴江彦说。

（编者注：文中红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