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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投不能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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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投不能急功近利

投资于深度科学项目,很可能需要5-10年甚至更久的周期,耗费资金动辄数亿甚至更高,才能带来一个远未成熟的成果

所评图书:

书名:《科技创投启示录》

作者:(美)道格拉斯·W.贾米森、斯蒂芬·R.韦特

译者:桂曙光、于进勇、李潇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5月

 

2015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了一篇广受关注的研究报告《杀死下金蛋的鹅?科学在企业研发中的衰落》。这篇报告记录了1980年以来,美国大型企业在科学研究上的迁移。数据显示,几十年来,美国企业资助的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量在各个行业都有所下降。如果将申请专利的数量进行量化分析则可以发现,“归于科学研究的专利价值已经下降,而技术知识的价值保持稳定”。

这是什么意思呢?尽管美国企业几十年来投入到研发上的资金,刨除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因素,也是持续增加的,因为企业非常清楚,技术变革不断加速,要维持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就必须在创新上投入。但研发投入的方向却在这期间发生了改变,从过去聚焦支持深度科学研究,而转向能够带来“短平快”成果的信息技术应用。

美国西北大学社会科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在其所著的《美国增长的起落》(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版)书中就指出,虽然计算机-互联网革命带来了空前的应用便利,但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其实远远低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期间的科学成果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第二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因为政府资金、金融资本大量投入基础学科的研究,已经为后来的计算机-互联网革命之中的关键技术打下了基础。

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一段时期内保持对科学基础学科的高水平投资,奠定了该国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全面领先地位。而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风险投资开始在美兴起,成为促进科学技术商业化应用的关键因素,支持美国涌现出海量的创新型公司,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谷歌、苹果、微软、脸书,以及医药、运输、能源、消费品等各领域的知名企业。尽管如此,从20世纪末开始,风险资本业务的投向,开始从大量的基础学科领域撤出,不再青睐深度科学,而是聚焦于软件投资。

风险资本而今青睐软件投资,理由不难理解,因为投资于深度科学项目,很可能需要5-10年甚至更久的周期,耗费资金动辄数亿甚至更高,才能带来一个远未成熟的成果;而软件商业模式只需要几周、几个月就能带来回报。

美国著名的风险投资人、HALE.life公司董事长兼CEO道格拉斯·W.贾米森和战略顾问斯蒂芬·R.韦特合著的《科技创投启示录》一书就此发表警告指出,这种变化很可能葬送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破坏美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生态体系的多样性。这本书的观点毫无疑问对于欧洲、中国、俄罗斯、印度等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颇具启发和警示意义。

全书开篇回顾了深度科学时代的历史,指出牛顿时代以来的几百年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许多革命性科学发现,带动了数倍数十倍的应用技术成果的出现。可以说,英国、美国,以至于苏联、1949年以后的中国,都从深度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扩散中深深受益。从长期来看,投资于深度科学,无论是对于政府而言,还是企业,都会创造出丰沛的经济回报。书中指出,以量子力学的研究为例,过去一个世纪已经创造出数万亿美元的新财富,成为了若干个新产品和行业的基础,“与量子力学有关的发明,大约占美国现今GDP的1/3”,而且其贡献还在不断增长。

书中第二章讨论了美国的深度科学创新生态系统,指出这套系统在20世纪后期曾经形成非常良好的运转形态,形成了政府机构、私募投资人(个人、信托、家族办公室等)、学术机构、慈善机构等诸多主体参与的格局,还通过资本全球化的模式,使得外商直接投资等境外资本参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非营利组织如卡内基科学研究所、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都将大笔资金投入深度科学研究。大量资金的持续进入,对于深度科学从研究到突破性进展,再到商业化的过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比如,埃隆·马斯克就曾花费巨额资金来改进电动汽车动力传动系统以及电池,而清洁能源技术的研究从实验室到商业化更是动辄花费10亿美元级的资金。

风险投资曾一度成为支撑深度科学创新的主要资金来源。二战后,美国政府不同时期都出台过支持尖端科学发展的政策计划,还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但自然科学发展到20世纪后期,已经高度细化,再加上诸多学科的再融合,研究资金的需求已经大大超过政府供给能力,并且,资本机构也愿意进入科学领域发展。《科技创投启示录》书中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指出资本在孵化重大发明创新方面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强调资本机构在20世纪晚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将资金投入更可能带来更多短期回报的软件行业,而对于深度科学的资金流入开始减少。

《科技创投启示录》书中第四章以翔实的数据图表对美国风险投资多样性的降低、资本聚焦于软件领域和娱乐领域进行了说明,指出一些深度科学研究为此不得不争取海外资金的支持。但美国政府对于海外资金尤其是政府基金投资本国科学研究抱有很大疑虑,经常会为之设置审查障碍,所以这种情况下,深度科学研究的资金需求越来越频繁的面临来源不足的困境。不仅如此,随着近年来所谓的移动互联网“独角兽”创新企业的不断涌现,风险资本甚至进一步压缩了对软件领域投资选择的覆盖面,只有那种能够快速占据市场较多份额、尽快展现出“独角兽”气质的投资项目,才可能赢得大笔投资。

这本书指出,投资于深度科学,对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长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创新接力赛上处于领先地位。深度科学的创新是成功的,因为出现了一个投资人网络,并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接力赛的方式推动创新的发展”,但这一进程近年来渐渐失去了动力,不但风险资本,甚至公共资本也开始变得更加短视。不仅如此,书作者还梳理指出,近年来美国一些监管部门对于技术创新所采取的严格监管,很多情况下突破了合理的范畴。

最近几年来,美国科学界、产业界人士有关深度科学缺乏足够资金的警示呼吁,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响应。一些资本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增加了对于变革性技术的投资,包括量子计算机、神经计算机、DNA计算机、碳纳米管存储设备和晶体管、纳米治疗法、物联网等诸多项目。

本文首发于《中国证券报》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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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投不能急功近利

投资于深度科学项目,很可能需要5-10年甚至更久的周期,耗费资金动辄数亿甚至更高,才能带来一个远未成熟的成果

所评图书:

书名:《科技创投启示录》

作者:(美)道格拉斯·W.贾米森、斯蒂芬·R.韦特

译者:桂曙光、于进勇、李潇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5月

 

2015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了一篇广受关注的研究报告《杀死下金蛋的鹅?科学在企业研发中的衰落》。这篇报告记录了1980年以来,美国大型企业在科学研究上的迁移。数据显示,几十年来,美国企业资助的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量在各个行业都有所下降。如果将申请专利的数量进行量化分析则可以发现,“归于科学研究的专利价值已经下降,而技术知识的价值保持稳定”。

这是什么意思呢?尽管美国企业几十年来投入到研发上的资金,刨除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因素,也是持续增加的,因为企业非常清楚,技术变革不断加速,要维持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就必须在创新上投入。但研发投入的方向却在这期间发生了改变,从过去聚焦支持深度科学研究,而转向能够带来“短平快”成果的信息技术应用。

美国西北大学社会科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在其所著的《美国增长的起落》(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版)书中就指出,虽然计算机-互联网革命带来了空前的应用便利,但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其实远远低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期间的科学成果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第二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因为政府资金、金融资本大量投入基础学科的研究,已经为后来的计算机-互联网革命之中的关键技术打下了基础。

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一段时期内保持对科学基础学科的高水平投资,奠定了该国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全面领先地位。而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风险投资开始在美兴起,成为促进科学技术商业化应用的关键因素,支持美国涌现出海量的创新型公司,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谷歌、苹果、微软、脸书,以及医药、运输、能源、消费品等各领域的知名企业。尽管如此,从20世纪末开始,风险资本业务的投向,开始从大量的基础学科领域撤出,不再青睐深度科学,而是聚焦于软件投资。

风险资本而今青睐软件投资,理由不难理解,因为投资于深度科学项目,很可能需要5-10年甚至更久的周期,耗费资金动辄数亿甚至更高,才能带来一个远未成熟的成果;而软件商业模式只需要几周、几个月就能带来回报。

美国著名的风险投资人、HALE.life公司董事长兼CEO道格拉斯·W.贾米森和战略顾问斯蒂芬·R.韦特合著的《科技创投启示录》一书就此发表警告指出,这种变化很可能葬送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破坏美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生态体系的多样性。这本书的观点毫无疑问对于欧洲、中国、俄罗斯、印度等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颇具启发和警示意义。

全书开篇回顾了深度科学时代的历史,指出牛顿时代以来的几百年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许多革命性科学发现,带动了数倍数十倍的应用技术成果的出现。可以说,英国、美国,以至于苏联、1949年以后的中国,都从深度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扩散中深深受益。从长期来看,投资于深度科学,无论是对于政府而言,还是企业,都会创造出丰沛的经济回报。书中指出,以量子力学的研究为例,过去一个世纪已经创造出数万亿美元的新财富,成为了若干个新产品和行业的基础,“与量子力学有关的发明,大约占美国现今GDP的1/3”,而且其贡献还在不断增长。

书中第二章讨论了美国的深度科学创新生态系统,指出这套系统在20世纪后期曾经形成非常良好的运转形态,形成了政府机构、私募投资人(个人、信托、家族办公室等)、学术机构、慈善机构等诸多主体参与的格局,还通过资本全球化的模式,使得外商直接投资等境外资本参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非营利组织如卡内基科学研究所、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都将大笔资金投入深度科学研究。大量资金的持续进入,对于深度科学从研究到突破性进展,再到商业化的过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比如,埃隆·马斯克就曾花费巨额资金来改进电动汽车动力传动系统以及电池,而清洁能源技术的研究从实验室到商业化更是动辄花费10亿美元级的资金。

风险投资曾一度成为支撑深度科学创新的主要资金来源。二战后,美国政府不同时期都出台过支持尖端科学发展的政策计划,还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但自然科学发展到20世纪后期,已经高度细化,再加上诸多学科的再融合,研究资金的需求已经大大超过政府供给能力,并且,资本机构也愿意进入科学领域发展。《科技创投启示录》书中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指出资本在孵化重大发明创新方面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强调资本机构在20世纪晚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将资金投入更可能带来更多短期回报的软件行业,而对于深度科学的资金流入开始减少。

《科技创投启示录》书中第四章以翔实的数据图表对美国风险投资多样性的降低、资本聚焦于软件领域和娱乐领域进行了说明,指出一些深度科学研究为此不得不争取海外资金的支持。但美国政府对于海外资金尤其是政府基金投资本国科学研究抱有很大疑虑,经常会为之设置审查障碍,所以这种情况下,深度科学研究的资金需求越来越频繁的面临来源不足的困境。不仅如此,随着近年来所谓的移动互联网“独角兽”创新企业的不断涌现,风险资本甚至进一步压缩了对软件领域投资选择的覆盖面,只有那种能够快速占据市场较多份额、尽快展现出“独角兽”气质的投资项目,才可能赢得大笔投资。

这本书指出,投资于深度科学,对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长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创新接力赛上处于领先地位。深度科学的创新是成功的,因为出现了一个投资人网络,并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接力赛的方式推动创新的发展”,但这一进程近年来渐渐失去了动力,不但风险资本,甚至公共资本也开始变得更加短视。不仅如此,书作者还梳理指出,近年来美国一些监管部门对于技术创新所采取的严格监管,很多情况下突破了合理的范畴。

最近几年来,美国科学界、产业界人士有关深度科学缺乏足够资金的警示呼吁,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响应。一些资本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增加了对于变革性技术的投资,包括量子计算机、神经计算机、DNA计算机、碳纳米管存储设备和晶体管、纳米治疗法、物联网等诸多项目。

本文首发于《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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