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5日，是国务院颁布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十周年。十年走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知识产权战略在全国系统部署、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意识深入人心，创新创造活力蓬勃迸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及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在知识产权法规制度领域，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立足我国国情、符合国际通行规则、门类较为齐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行政保护全面强化，保护力度持续加大，保护及时性不断提高，“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知识产权保护格局逐渐形成。

在此背景下，就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与展望，界面新闻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明德。

界面新闻：十年间，在知识产权领域内有哪些法律制度上的进步与成就？

李明德：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整个社会越来越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相关的法律法规变得更具操作性、更精细。在这十年间，专利法、商标法、反不当竞争法、著作权法也进一步修订。

2003年左右，相关决策者起初准备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时，如同改革开放，事实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这和欧美、日本国家不一样，他们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当时许多人认为，纲要的内容有点超前了。后来08年颁布时，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纲要》反而滞后了。08年《纲要》提出“依法保护”、“适度保护”，2015年颁布的71号文《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又提出了“严格保护”，这就更加适应实际。这也适应了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总体上，这逐渐发展成为“政府主导、专家参与、面向企业、重在过程”的模式。

界面新闻：2008年至2017年，中国已成立3家知识产权法院，在16地中级法院内设立了知识产权法庭。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审判“三合一”在全国法院全面推开。如何解读其中的意义？

李明德：首先，这顺应了国际趋势。1982年，美国成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由美国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和索赔法院合并而成，着眼于知识产权领域。1990年，英国在伦敦开设郡专利法院；2004年，日本创设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很多年以来，欧盟也在酝酿成立专利法院。这体现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授权、侵权认定标准更趋向统一、愈加受到关注。这是因为，有效保护核心专利关乎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在我国，知识产权一开始就走向了专门化审理。1993年，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率先宣布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揭开了我国知识产权专业审判的序幕。随后，上海、广东等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纷纷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人民法院也在1996年10月成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最高人民法院还面向司法保护的需要，指定了一些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专门受理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纠纷的一审案件。其中体现了两个趋势，一是知识产权审判的专门化，二是技术类案件的专门化。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曾提出，集中技术类案件的一审和二审管辖，研究设立全国统一的上诉法院，这其后被写入了08年颁布的《纲要》。

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14年10月27日发布了《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14年11月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成立，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于2014年12月28日成立。三个知产法院设立以来体现了许多亮点，如跨区域管辖、扁平化管理等。在我看来，最大的亮点是大幅度提高了损害赔偿数额，比如，北京知产法院的一个专利案件判赔偿五千万。这传达了非常明确的信号，知识产权是值钱的，受到侵犯应当给予权利人足够的损害赔偿。

事实上，技术类案件也呈现了更加集中管辖的趋势。我参与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草案讨论，起初一审规定管辖的是专利、植物新品种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三项，后来我提出，为适应国际趋势，有必要把技术秘密和计算机软件收纳进来，这体现了在法院体系内，更侧重于保护技术类的创新成果。

界面：有人说，现在成立的“知识产权法庭”，就是将来的“知识产权法院”？

李明德：将所有的“知识产权法庭”都升格为知识产权法院，是不可能的。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我们或许可以将新近设立的16个知识产权法庭，视为知识产权法院的“派出法庭”。我认为，应当从顶层设计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审慎考虑地域、案件类型和案件数量等要素，稳步设立新的知识产权法庭。未来的知识产权法院也应当以五到八个为宜，超过十个就是失败的。在设立北上广三个知识产权法院之前，有87个中级法院管辖专利案件，7个基层法院管辖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案件。这就呈现相对分散化的特点。

界面：能否举个例子，来解读知识产权法院的特色制度？比如，在普及知识产权法律、与国际接轨等方面有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

李明德：从法院的角度讲，其角色是居间裁判。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还赋予了知产法院其他功能，如普法宣传、深入企业、主动介入纠纷。上海知产法院做了一些尝试，如创设法官工作室、举办“以案释法”宣讲会。我觉得做得不错。

界面：目前，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量由2007年的2.2万件增至2017年的20多万件。怎么解读案件量的迅速增长，带来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

李明德：1997年，我从美国考察回国，当时每年的案件量只有几千件，后来迅速增长，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权利人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反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案件。在我看来，法院的作用是解决纠纷，纠纷的解决有不同的阶段。一般而言，97%以上的民事案件在判决以前就解决了，进入司法裁判的是3%左右，进入二审的少之又少。案件量的猛增，究其原因，是法律职业训练教育的不普及，但最关键的是，法律判决不一致，导致了一些当事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通过上诉可以赢。由此法院、法官需要思考，规则是否一致，我们对规则的把握又是否准确。

界面：您对下一步知识产权领域法规、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有何展望？

李明德：这十年的发展取得很多成绩，也有很多欠账。比如，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立法没有什么进展。我写过一些内部的文稿，也提过建议。2008年，立法机构修订专利法时写入了对遗传资源的部分保护，但如果有人利用遗传资源制造生物药品，获得大量金钱利益，是否应该有惠益分享的安排，给遗传资源一定的补偿，这些没有明确。包括传统知识，传统中医药，如藏医药、蒙医药被商业利用后，传承医药的部落，他们的权益在哪里？据我了解，国家版权局目前已在起草民间文艺保护条例，希望在下一个强国战略里，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