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想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赚取第一桶金的耿万喜，因诈骗罪锒铛入狱。当年，只有36岁的他，被迫和家人一起走上了鸣冤之路。如今，已经68岁的耿万喜，终于盼来了无罪判决。在接受第一财经1℃记者采访时，虽然精神矍铄，但对于往事，耿万喜依旧不想回首。

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对耿万喜诈骗案重审宣判，认定江苏省滨海县人耿万喜无罪。

6月8日，第一财经1℃记者来到江苏省滨海县，见到了耿万喜。据他介绍，案发至今32年，他没有停止过申诉鸣冤的脚步。这起案件实际是一起经济纠纷，办案人员在当年就曾认为他不构成犯罪，但由于某些地方领导干预，酿成了最终的错案。这起错案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

耿万喜案在已知的已获纠正的案件中，成为时间跨度最大的一起。

2016年11月以来，中央层面出台专门意见，加大产权保护力度，并甄别纠正一批重大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耿万喜案终被平反。

代购水果遇纠纷终获解决

6月8日下午，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坎东社区的一栋2层民房内，68岁的耿万喜的电话不断。打来电话的多是亲朋好友，大家向他表示祝贺和问候。

32年前，36岁的耿万喜年富力强，又有过人的经商头脑，意气风发的他准备在商海里闯出一片天地。但正是这起冤假错案，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1982年，改革开放之初，民间商业和贸易逐渐红火起来。滨海县位于苏北，虽然经济发展程度不如苏南，但商业头脑发达的人们也纷纷开始下海。当时30多岁的耿万喜也投入到经商大潮中。一开始，他和妻子陈素林在滨海县的乡镇上开了一个小卖部，取名为东平货铺。1984年，耿万喜到附近的阜宁县进货，偶遇多年的老友田某。当时的田某是阜宁县总工会成立的一家商业公司——阜宁县综合贸易服务部（以下简称“阜宁服务部”）的经理。阜宁服务部当时由田某承包，每年上交承包费后，剩余的收益全都归服务部。这种经营模式在当时还是很先进和灵活的。

田某邀请耿万喜到服务部当会计。全家都支持耿万喜去阜宁去上班，因为在当时，从农村搬到县城生活工作，是很多人的梦想。

来到新岗位的耿万喜工作很卖力，特别是自己会做生意的特长有了更大的用场。他一年时间内就为公司创造利润2万元。一系列的表现下来，耿万喜在当地及周边已经小有名气。1985年，当时的滨海县土产果品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土产”）慕名找到耿万喜，希望他能帮忙到四川购买3万元的橘子罐头。耿万喜也正在准备为服务部到当时的四川省江津县（现为重庆市江津区）采购橘子。对于来自老家的公司的帮忙请求，耿万喜没有推辞。

经过商谈，双方确定了合作方式，由滨海土产将3万元货款汇给江津的供货方。耿万喜回忆，他没有接触这笔货款，只是负责联络货源，“但是没想到罐头价格上涨，滨海土产最终决定不买了”。双方的这次合作没能成功，由于是耿万喜负责联络组织货源，滨海土产希望由他继续出面，把3万元货款要回来。耿万喜与滨海土产商量后，决定把罐头换为橘子，由阜宁服务部购买，卖完后再把3万元返给滨海土产。很快，耿万喜组织到价值3万多元的橘子，准备从江津运回。

但当年的交通、仓储条件都还很落后，加之对方发货也出现拖延，原计划当年11月中旬运抵阜宁的橘子，直到12月中旬才抵达阜宁。当时已经是深冬，位于苏北的阜宁也开始上冻。耿万喜回忆，橘子冻坏了不少，想尽各种办法销售，也只卖出1.05万元，“这个情况很突然，之前确实没有想到，卖了橘子返货款的想法等于失败了”。由于不能按照原有的想法返还货款，耿万喜只能和滨海土产协商其他解决办法。经过商量后，耿万喜又筹集9000元现金，外加1.05万元的白酒，这样才凑足3万元返还给滨海土产。耿万喜对此印象深刻，当时已经到了1986年3月，为了免除后续麻烦，双方还在法院见证下进行调解，“当时打开公司仓库，里面有奶粉、白酒等各种商品，滨海土产看中了白酒”。

归还货款仍被认定诈骗罪

耿万喜与滨海土产的合作并不算成功，但在他看来，这也算是搞活经济的一种尝试。当他经手这次合作时，身边不少朋友夸奖他有魄力，“当时的3万元不是小钱，不是谁都敢轻易尝试，很多人当时就说我胆子大”。耿万喜最后用灵活的方式解决了突发的争议，他以为这个失败的尝试已经过去，但仅不到一个月后，厄运突袭，并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

1986年4月，滨海县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来到阜宁县，以涉嫌诈骗罪将正在阜宁工作的耿万喜带回了滨海，羁押在滨海县看守所。在被讯问时，耿万喜被告知，在与滨海土产的合作中，他用滨海土产的3万元购买橘子用于自己售卖，已经构成诈骗罪。对此，耿万喜予以了明确否认，“我反复解释了，这是个经济纠纷，钱已经还完了，对方没有损失”。

在被抓后，耿万喜还获悉，他所涉及的案件被列入进盐城的十大经济犯罪案件，名列第三位。家人为耿万喜请了辩护律师，耿万喜清楚记得，在一审、二审中，辩护律师虽然不是同一人，但这两名律师都为他做了无罪辩护，“两位律师的辩护意见是非常明确的，我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一起经济纠纷”。直到宣判前，耿万喜还一直相信自己会最终无罪，因为他把货款归还给滨海土产，而且在法院见证下与对方达成调解，这个民事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

1986年10月初，滨海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耿万喜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1985年10月21日至26日，耿万喜以代购橘子为由，先后两次将滨海县土产果品公司的3万元骗到四川省江津县果品公司，作为自己贩卖橘子的资金，使滨海县土产果品公司遭受一定损失。经多方追款，直至1986年3月才追回赃款。

面对一审判决，耿万喜一度绝望，但坚信自己无罪的他，立即向盐城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当年11月，盐城中院维持了原判。耿万喜被转到监狱服刑。由于这一变故，耿万喜的家庭几乎无法撑下去，儿子只有5岁，女儿刚刚出生不久，父母已年过7旬，“可以说是上有老下有小，家庭重担全都压到妻子一个人身上”。耿万喜后来还听说，在他被抓走并判刑后，位于阜宁的服务部也一直经营不善。

被错案彻底改变的人生

在监狱服刑期间 ，耿万喜没有停止申诉，每隔半个月就会写一份申诉信到法院或检察院，陈述自己的观点。但这些申诉全部如泥牛入海。1990年9月，耿万喜获得假释，回到了滨海。他之后找到了当年“十大案件”中其他案件的几名当事人。通过深入交谈，耿万喜得知，有的当事人比他幸运，虽然当时也被抓捕，但获得了取保候审，最终以撤销案件结尾。

耿万喜始终坚信自己无罪，回到滨海后重新开始了申诉。但此时，他的人生轨迹已经彻底改变。耿万喜告诉1℃记者，当时家中的困难他已经不想再回忆，每当想起那段往事就无法平静。整个家庭需要他养活，但再让他去重拾出事前的生意，已经完全没有了心气，“就感觉这几年的经历太打击信心，本来是灵活做点生意，却换来牢狱之灾”。此外，自从背上罪犯这一精神负担，他也觉得信誉被摧垮，“到了外面让别人知道是劳改释放犯，做生意都没人信你”。

自此，从前有魄力的店铺老板耿万喜，只能变成了游走于街头卖水果的普通商贩。耿万喜从微薄的收入中挤出部分钱，用于继续申诉。出狱后的20多年中，耿万喜一直在盐城、南京，甚至北京之间来回跑，为自己伸冤。妻子也在照顾孩子的同时，外出打工挣些钱，用于支撑耿万喜的申诉。当时的交通、通讯都不发达，从滨海县到南京，最少也要几个小时，去趟北京更加不易。耿万喜伸冤的脚步始终没有间断，但20多年的时间里，耿万喜的申诉没有任何进展。

在耿万喜看来，转机是从2013年到2014年之间开始出现的。这两年中，浙江张氏叔侄案等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得以纠正。耿万喜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可以获得平反的机会。耿万喜向1℃记者回忆，他当时最关注冤案平反的消息，包括聂树斌案、呼格案等。他尤其关注这些案件申诉的程序问题，在耿万喜看来，这些案件的案情都重大且复杂，而他的案件并不大，事实也比较简单。在多年的申诉中，他咨询过律师，更多时间是自己研究，“我也属于俗话说的久病成医，申诉了20多年，也把涉及的程序和实体问题都研究得很熟悉了”。

2014年，耿万喜的申诉被盐城中院驳回，他随即向江苏高院申诉。2014年12月，江苏高院再度驳回他的申诉。耿万喜再次前往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这一次，耿万喜终于迎来了一次大的转机。2015年11月，耿万喜接到滨海法院的通知，让他到滨海法院参加视频接访，最高法的工作人员将通过视频向他询问案件的相关问题。对于这次视频询问，耿万喜印象最深刻的是，最高法工作人员在询问案情中聚焦两个关键问题：当年与滨海土产的合作，是耿万喜的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归还3万元货款，是在被抓捕之前还是被抓捕之后？耿万喜明确回答，当年是阜宁服务部与滨海土产合作，属于公司行为。在被抓前，就已经归还了3万元货款。

申诉艰辛一波三折

2016年3月3日，最高法作出再审决定，指令由江苏高院对此案进行再审。耿万喜当时觉得，这次肯定可以获得平反了，在他看来，最高法工作人员在视频询问中最关注的两个问题，是案件的核心所在。他也已经研究了20多年，已经烂熟于心。最高法点出了核心问题，应该也是看清楚了案件的核心实质。但2016年12月，江苏高院经过再审作出裁定，再度驳回了申诉，维持原判。

刚刚看到的一线曙光，又很快消失。但耿万喜没有选择放弃。2017年年初，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在南京开始办公。耿万喜这次不用再到北京申诉，他将申诉材料递交到这里。同时，耿万喜又找到江苏省检察院，也提交了申诉材料，希望可以由江苏省检察院提出抗诉。很快，江苏省检察院询问耿万喜，是否同步向别处提交过申诉材料。耿万喜表示，也已经向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提交了申诉材料。

江苏省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耿万喜，由于案卷只有一套，如果检方启动程序调阅案卷，那么第三巡回法庭需要调阅时，就出现了冲突。因此建议耿万喜从检方和法院选择一处进行申诉。经过考虑，耿万喜撤回了在江苏省检察院的申诉材料。就在耿万喜这一系列申诉的过程中，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出台，该《意见》旨在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审慎把握处理产权和经济纠纷的司法政策。随后，最高法、最高检也陆续出台文件，明确要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

耿万喜告诉1℃记者，由于掌握的信息和知识有限，他在当时注意到了这个意见，但并不理解深入的意义，一度还以为是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措施。有律师告诉他，这一系列新政策将有利于他的申诉。耿万喜说，这也再次坚定了他申诉的信心，“后来听说了张文中、顾雏军的案子获得再审，跟这些政策有关”。在耿万喜看来，如果不是当年的案子，即使成不了张文中、顾雏军这样的全国级别的大企业家，他也有信心在本地发展出一个大企业。

2018年1月底的一天，耿万喜接到一个电话，打来电话的是第三巡回法庭的办案人员。办案人员通知耿万喜，找时间来一下第三巡回法庭，一是谈一下案子的事，二是有司法文书要向他送达。

经过准备，耿万喜一个人来到第三巡回法庭。接待他的办案人员再次和他详细了解了案情，听取了他的介绍和意见。办案人员把一份司法文书送达给耿万喜，耿万喜清楚记得，这份文书是再审决定书，他尤为印象深刻的是，决定书正文的最后写着，案件由本院提审。已经是半个法律专业人士的耿万喜明白，最高法提审案件，就意味着不论最终是什么判决结果，都是终审判决，不会再有其他结论。耿万喜说，那一刻他觉得天亮了。在这次见面中，办案人员也向耿万喜建议，毕竟是专业的法律程序，最好要有个律师来提供帮助。

二十多年的申诉，耿万喜的经济条件虽没有达到拮据的程度，但也并不宽裕。此时，妻子又患上重病，刚刚做过手术，花费了不少钱。滨海县一名律师为耿万喜提供了法律援助。2018年3月末的一天，耿万喜又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的电话，约他见面谈一下案情。让耿万喜感到温暖的是，为了给他节省交通费，最高检的办案人员将见面地点选在了南京的江苏省检察院。这次见面中，办案人员也详细向耿万喜了解了案情，交谈持续了半天多。交谈结束前，办案人员还叮嘱耿万喜，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

要搞清楚冤案是怎么形成的

耿万喜和律师一直忙于准备案件材料。6月1日，耿万喜接到第三巡回法庭的通知，开庭时间初定在6月5日或6日，让他询问律师能否协调好时间参加庭审。律师毫不犹豫地告诉耿万喜，推掉其他所有工作安排，一切服从最高法的开庭安排。

6月5日，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在南京开庭审理这起案件。耿万喜告诉1℃记者，他和律师提前一天到了南京，开庭的前一晚，他的心情一直是激动的，差点失眠，在他看来，等待这一天，已经花去了自己32年的大好时光。历经32年，当年正值年富力强的耿万喜，已经头发花白。

在当天的庭审中，耿万喜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当年案发时辩护人的意见一致，耿万喜的行为不是诈骗，这是一起经济纠纷，货款返还给了对方，没有给对方造成损失。因此，耿万喜不构成诈骗罪，原审判决错误，应当宣告耿万喜无罪。出庭履行职务的最高检检察员认为，在客观上，耿万喜没有实施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行为；在主观上，耿万喜没有诈骗故意和非法占有滨海土产财产的目的；在后果上，耿万喜没有实际占有、控制滨海土产的款项，在合同不能履行后耿万喜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补救，滨海土产没有实际损失；在社会效果上，法院以经济合同纠纷调解结案后，再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不妥。所以，原审裁判认定耿万喜构成诈骗罪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最高法审理后认为，耿万喜在代表其单位为滨海公司代购橘子罐头中，确有夸大履约能力、擅自将货款挪作他用的过错。但其并未实施刑法上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行为，亦无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其具有一定履约能力，也为履行合同作出努力，涉案款项也已于案发前返还，滨海土产并未遭受经济损失。因此，原审认定耿万喜犯诈骗罪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最高法当庭宣判，耿万喜无罪。

时间定格在6月5日下午4点多，历经32年的申诉，耿万喜终于获得了清白。耿万喜向1℃记者表示，当听到最终的宣判后，他难掩心中的激动，但是他没有落泪，“眼泪已经哭干了”。

宣判后，耿万喜连夜返回了滨海。如今，他的生活已经回归平静。这样一起并不复杂的案子，从案发到最终平反，整整历经了32年。这起案子当年是如何发生并宣判的？耿万喜向1℃记者回忆，在他出狱回到滨海后，有朋友告诉他，滨海法院在审案期间，办案人员是明确认为诈骗罪不成立的，但最终还是判决了他有罪。耿万喜说，下一步他将开始着手办理国家赔偿的事情，也希望启动追责，“搞清楚这起冤案是怎么出现的，也可以还全社会一个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