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巴勒斯坦将于2015年4月1日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巴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对此表示：“这是正义、自由、和平及国际法的进步。”

巴勒斯坦这一举动引起以色列强烈不满，决定暂停向巴方移交去年12月代巴方征收的1.27亿美元税款，并考虑实行更严厉的“惩罚”措施。美国也表示，可能中止对巴勒斯坦每年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之所以引发美以两国强烈反对，是因为一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巴勒斯坦将可能以战争罪起诉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据巴方统计，去年夏天由以色列发动的“护刃行动”造成214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近30万人流离失所，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0亿美元。

杜克大学的法学教授玛德莲娜·莫里斯（Madeleine Morris）对波士顿公共广播电台表示，这就意味着，国际刑事法院将面临着成立10多年以来的最大挑战，“这将是一场噩梦”。

莫里斯称：“被卷入（巴以冲突），以及无法从外交和政治沼泽中解脱出来，被要求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刑事裁定，这一直都被视为各仲裁机构潜在的灾难。”在莫里斯看来，这是巴勒斯坦赢不了的官司。

2002年7月1日，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加上巴勒斯坦，已有123个成员，主要审理2002年7月1日以后发生的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严重的国际犯罪案件。

自那时起，这个机构就要面对大量的案件，对抗各国政府，甚至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然而联合国对于该组织的工作推进又没有做出实际的支持。

这个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机构一直被认为没有足够的影响力，甚至被质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它并没有能力逮捕那些被指控的嫌疑人，也无法强制命令那些相关政府进行合作。

2008年8月，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因南奥赛梯领土归属发生战争，格总统萨卡什维利向国际刑事法院控告梅德韦杰夫和普京，接到控告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宋相现签署了逮捕令，却遭到俄罗斯强硬的威胁信号。国际刑事法院最终无计可施，此事不了了之。

许多观察家称，如果国际刑事法院总检察长法图·本苏达(Fatou Bensouda) 对俄罗斯侵略格鲁吉亚展开调查，她将有激怒克里姆林宫的风险。

除了对大国无计可施，国际刑事法院就连非洲弱国也没有多大办法。

2012年上任的本苏达不得不承认其自身的局限。去年12月, 她宣布将暂停对苏丹总统巴希尔的种族灭绝案调查，因为她无法动用资源逮捕带这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就在同一个月，她又对肯尼亚总统肯雅塔镇压人民一案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本苏达12月份向该法院院长宋相现提交了工作报告，字里行间透露出安理会对该法院工作不重视。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无数妇女和儿童被无辜迫害，但安理会还没对当事人采取行动，”报告中提到，“强奸案的受害者一直在问：要怎么样才能引起重视？”

本苏达说，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向安理会递交了八次申请，要求确保缉拿在达尔富尔犯罪的嫌疑人。安理会至今仍无回复。

肯尼亚政府拒绝就缉拿总统肯雅塔的案件进行合作，利比亚也没有送交前独裁者卡扎菲的儿子伊斯拉姆。伊斯拉姆仍若无其事地在非洲各国出入。

自成立至今，国际刑事法院已发出了30张逮捕令，却只完成了两次审判。

另外，法院在说服证人出庭指证上也存在很大难度。法院官员表示，取证时间太长，其受理案件数量之巨大，超过了其承受能力。

在接下来这一年里，该机构将不得不回应外界的质疑，证明本身存在的必要，而巴勒斯坦对以色列提出的指控无疑将是它首先要解决的议题。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背后有宗教的、文化的、民族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牵涉到大国的利益问题。巴以冲突的复杂性非同一般。

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国际刑事专家、《粗糙的司法》（Rough Justice）一书作者David Bosco说，“国际刑事法院一直很不愿意介入此事，我想他们一定意识到了，这个案件无论在法律上的复杂性，以及政治上的危险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历史性挑战。”

但也有一些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者认为，巴勒斯坦人加入该组织，激起的强烈反应证明国际社会已在逐渐重视他们。本苏达的前同事阿历克斯·怀廷（Alex Whiting）写道：“这起码反映出国际刑事法院仍有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