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名年收入仅4万美元的工厂工人被降薪10%，你会同情他吗？那如果对象换成年收入40万美元的高管呢？

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人们对社会阶层概念的理解。根据一项来自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调查，平均来看，大部分人会同情工人多于高管。

人们的观念对他们的选择有很大影响。对于这些平等主义支持者，他们倾向于平直的社会结构的同时，比起反平等主义者会对工人展现更多的共情。而对于反平等主义者来说，他们会更加同情高管。

“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反平等主义者比起平等主义者，拥有较低的共情能力。而后者对所有人都展现这种能力。”凯洛格商学院管理和组织助理教授Nour Kteily说。

选择性的同情

Kteily与来自康奈尔大学的的合著者Brian Lucas共同进行了一项超过3000参与者的网上调研以及亲身实验。在这项试验中，参与者们被要求完成一项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自我测评平等主义等级。比如，问卷会要求他们回答“有些人必须在他们应该在的的位置上”或者“有些人比较适合在社会顶层，有些人适合在底层”之类的问题。

此外，Kteily和Lucas也设置了不同的情景，为参与者展现了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

举个例子，有一个情景设置如下：一位经济条件优越、社会地位高的高管和一位两者皆无的学校老师同样遭遇了入室盗窃。参与者被要求回答他们有多同情，感觉多么悲伤，有多担忧等等此类问题。

对于学校老师，平等主义者永远比反平等主义者展现了更多的共情。对于高管，反平等主义者展现了更高的共情。其中支持社会分层的参与者会更加同情和担忧高管的遭遇。

有趣的是，这次的调研结果和Kteily此前的研究发现还有点出入。

“我们此前研究的结果是——有些人（反平等主义者尤其）是天生缺少共情能力，他们生来如此。”Kteily说。但此次调研却显示，反平等主义者实际上对两者的同情等级比较中立，没有很极端地同情某一方。反而平等主义者展现了相对强烈的共情等级，更加偏向弱势一方。

总的来说，平等主义者会展现更高的共情等级，但“有些情况下他们也可能比不过反平等主义者。”

调查同时显示，造成这种差异与样本人群的社会定位也有关系。研究者同样还考虑了导致不同的因素是否还有与情景对象的价值观差异。比如说，他们认为平等主义者会假设自己的价值观更贴近工人，而不是高管，因此会展现更多共情。

不过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这个现象。

对“损失”的认知差异​

调查认为，两个群体的共情差异也许是因为对“伤害”这个概念不同的认知。平等主义者认为，减薪或者入室盗窃对于底层人员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而高管因为社会地位优越社会资源丰富的原因，会更有能力去处理解决问题。

为了证实这个假设，研究者将上文情景重现，不同的是，要求参与者回答到底对老师和高管造成了多少实际损失。比如说，在减薪的例子里，参与者要回答：“你认为对工人和高管分别造成了多少实际损失？”

平等主义者和反平等主义者都认为对于年薪4万美元的工人来讲，10%减薪确实会造成损失。当提到40万年薪的高管时，反平等主义者认为20%的减薪已经会对其造成很大损失，而平等主义者认为1/3的减薪才会对其造成实际损伤。换一种说法就是，平等主义者认为高管有更多社会资源去调和经济损失。

经济损失的认知差异是一方面。研究者设置了另一个相对生活化的损失：工人和高管都误机了，并且没有赶上儿子的生日会。尽管此次的“损失”跟金钱没有什么关系，平等主义者还是不怎么同情高管。不过除开跟金钱有关的损失衡量，双方的态度明显差异比较小。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觉得错过儿子的生日会是件“损失”很大的事。甚至有少部分人认为，若是不幸孩子在车祸中丧生，对于富人来讲也是相对不那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阶层，维持还是瓦解？

在过去的时候，研究者之间有一个共识：反平等主义者比较不那么富有同情心，平等主义者反之，造成这个的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来自于他们的性格不同。不过这个结论恐怕要被推翻了。

相反的，结果显示，无论对社会阶层有没有个人倾向，在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的交叉作用下，共情也许都会产生。

反平等主义者，对于弱势人群，或许会相对保留共情，因为这么做可以一定程度上维持社会阶层的分布。同样的，平等主义者对于社会地位高的人，或许不那么同情他们的“损失”，因为他们潜意识里有一种想瓦解社会阶层的倾向。

“我们的共情能力和倾向是组成人性的一部分。”Kteily说，“我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我们认为谁值得同情——或者不值得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