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生活周刊记者 唐骋华

“我常常讲说，如果没有阅读和写字这两种嗜好，我要不然疯掉，要不然早就杀人。”写字，包括小说、随笔、剧本等。2011年推出故事集《这些人，那些事》。2015年1月底，他将携舞台剧《台北上午零时》（大陆版），登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六十岁的时候，做了舞台剧《人间条件5：男性本是漂泊心情》，又拍出微电影《新年头，老日子》。三年过去了，问吴老先生有没有新体悟，他侧头想了想：“还好哎。”他依然那样忙碌，甚至更忙。舞台剧、电影和阅读依然是人生的支柱。连脾气都没变。人说“六十耳顺”，但数十年来就以耳顺著称。至少表面如此。

 

“我是不习惯生气的人，什么都往心里压。”尽管被誉为“全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可那往往是别人的故事。他喜欢听人家讲段子，然后转述，再将家事和心事杂糅其间，令外人难以分辨。这不是矫情，而是天性。他不擅直接表露情感，无论是消极的，抑或积极的。

 

弟弟自杀后，有段时间吴念真找过若干心理医生，到最后，“没有医生有把握跟我谈”。从此他只进行自我治疗：读书、写作、拍电影、排舞台剧。

 

 

剧情简单，用情至深

 

20世纪70年代末，三个年轻人从家乡来到台北，在私人铁厂当学徒。期间，他们共同爱上了一名打工女孩，并相互约定：谁有勇气先表白，另两人就转而鼎力相助。

 

然而吴念真不是九把刀，学徒不同于学生。美好懵懂的初恋，因女孩遭强暴而夭折。出于愤怒，三人之一杀了施暴者，因此入狱。狱中，他定期收到那女孩的来信，给予鼓励。实际上女孩已找到归宿，写信人是三兄弟中的另一位……二十多年后爱恨情仇消散，铁厂即将拆迁，人们重返故地，回忆往事。

 

这就是《台北上午零时》，剧情不复杂，用情却至深。剧中不少细节为吴念真亲历，用他的话说，都是些“生命中很难被磨灭的记忆”。例如代人写信。

 

小学四年级起，吴念真就帮邻居读信、写信。通常，邻居会拿着信纸和信封跑到吴家，交代完内容由他记录。如涉及隐私，就把他叫来家中，或躲到无人角落。所谓隐私，多为父母对儿子带回的女友不满，公婆向在外工作的儿子抱怨媳妇不孝、不检点，等等。念完或写完信，大人总不忘关照一句：“阿钦，可不要跟人家讲哦！”

 

本名吴文钦的吴念真是遵守“职业道德”的。年幼的他，也渐渐成为村里掌握秘密最多的人。谁能想到，日后这会成为取之不竭的素材库。

 

有关写信的故事还能讲很多。吴念真二十岁应征入伍，报到前夜，他去女友打工的面食店话别。女友准备了一千多只信封，希望以后每天都通信。那晚，两人一起往信封上写地址、贴邮票，写累了，女友趴桌上睡着了。然后呢？“我继续写啊，写完了把她叫醒。”吴念真淡淡地说。在风气保守的1970年代，从热恋到分开他俩也没牵过手。

 

熬夜写信封的往事，后来写进了《恋恋风尘》剧本，却被导演侯孝贤删去，理由是“太煽情”。吴念真忍不住嘀咕：“我把真事全掏给他了，他还觉得假！”

 

其实《恋恋风尘》仍处处印刻着吴念真的青涩初恋。影片于1987年上映，随即引发轰动。整整二十年后他创作舞台剧《台北上午零时》，再回首一代人的青春——离家的年轻人，折断的恋情，爱恨交错的城市……

 

 

 

十六岁，出门远行

 

抱怨归抱怨，吴念真又与朱天文合作，写出剧本《悲情城市》。影片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透过林家四兄弟的命运遭际，呈现历史与现实的纠缠繁复。该片取景地，正是侯孝贤和吴念真共同的家乡——九份。

 

九份，现属新北市瑞芳区，因《悲情城市》而成旅游热点。当年却只是个村落。据说最早仅九户居民，到集市采购每样都来“九份”，故此得名。19世纪初周边地区发现了金矿，淘金客蜂拥而至，村镇迅速扩大。此地鼎盛时年产黄金以吨计。

 

十六岁那年吴念真的父亲离开故乡嘉义，只身来到九份。缘起，与二二八事件有关。因此吴念真认为能参编《悲情城市》，属冥冥中自有安排。

 

因为没资本，父亲和多数人一样做了矿工。挖出一吨原矿能炼出几克黄金，金子落入老板口袋，矿工拿微薄的薪水。1952年8月吴念真出生，为家中长子。“那时候穷啊，全家七口人挤一张床。”好在父亲重视教育，小孩个个有书念。

 

说到读书，吴念真自幼声名卓著。小学阶段就读《读者文摘》《文坛》《皇冠》等杂志，欧洲小说如《基度山恩仇记》《铁甲面》《四骑士》也看过不少。他是村里唯一的初中生。

 

某年暑假前，国语老师布置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名作《马拉卡佐夫兄弟》，还要写读后感。几经波折，吴念真搞到一本，却完全不知所云。他写下看书全过程，坦承“看不懂”。结果，他成了唯一如实交代的学生，受到老师肯定。那些抄袭的学生则被严厉批评。由此吴念真得出奉行一生的教义：“不要讲谎话，不懂就是不懂嘛，干吗要抄呢？”

 

吴念真很早就遵从父亲的教诲，给邻里提供帮助。作为村里学历最高的人，他承担起替村民读信和写信的任务，还有念报纸。“我常常把那些抢劫案、分尸案，添油加醋，讲得扣人心弦。”听众也很是刁钻，剧情稍不圆满就提出异议，他得“重新顺一次”。

 

反过来，大人也会给他讲故事。例如怎么会跑到九份来挖金矿的，是听了谁的蛊惑，当初人是如何形容这儿的……“比报纸上那些无聊幼稚的故事有趣多了。”

 

凡此种种，都促使吴念真早熟。“同学会不懂你。你讲一个故事，很感动，但他根本搞不清楚你在感动什么。”初中毕业后，吴念真觉得必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年他十六岁，正是父亲从嘉义到九份的年纪。“都是离开，只不过离开的地方不同。”

 

 

大笑或大哭，人需要被理解

 

临行前吴念真带弟弟妹妹攀到山顶，指着台北的方向说：“以后到那里赚钱给爸爸妈妈。”随着创作生涯的成功，吴念真确实有了些钱，二十七八岁就在台北买了房子。

 

然而很多问题是经济解决不了的。

 

1990年，饱受矽肺折磨的父亲从医院坠楼身亡。吴念真的儿子吴定谦曾对生活周刊记者说：“我爸爸跟爷爷这辈子说的话不会超过一百句。”意即，两个都是把事情压到心底的人。但交流的渴望是始终存在的。至少做儿子的如此。

 

幼年时，吴念真最渴望父亲上小夜班。“因为每次爸爸回来，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一摆正，才能腾出自己的空间。”他感受到父亲的大手穿过肩胛和大腿，将整个人抱起来。那是父子间罕见的亲近机会。不过，这感受吴念真从未向父亲提及。

 

父亲故去后四年，吴念真拍出电影《多桑》。那是他首次执导。影片取景在九份，主角多桑即父亲，一个夹在历史缝隙中的小人物。毕生的愿望是看看富士山。多桑有句关键性台词：“就像一只鸟仔飞入笼”。那是吴念真儿时听父亲说过的。

 

《多桑》在台湾新电影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但那之后，他只拍了一部电影。

 

1980年，吴念真进入中影担任编审。时任中影总经理明骥对台湾电影现状很不满意，大力提拔年轻人搞改革。1982年中影出品杨德昌、柯一正等人执导的《光阴的故事》，拉开了“台湾新电影运动”序幕。此后，《海滩的一天》《搭错车》《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等佳作相继诞生。吴念真以编剧身份积极参与，成为重要推手。

 

吴家的悲剧却愈演愈烈。2002年吴念真的弟弟引汽车废气自杀，地点，就在当年哥哥为弟妹们励志的那个山头。2005年妹妹又烧炭自杀。没几年，母亲因癌症去世。

 

亲人接连非正常死亡，使吴念真患上抑郁症，一度靠药物治疗。自从弟弟自杀，他就转向舞台剧，现已将《人间条件》系列做到第七部。“我觉得人最需要的是被理解。”这方面的效果舞台剧好过电影。“当演员站上舞台，他们的情绪会和观众共鸣，大笑或者分享面纸擦眼泪。这跟小时候我给别人念报纸的感觉一样，有种最单纯的快乐。”

 

他一直记得弟弟在遗书最后写的话：“当你的弟弟妹妹，也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