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2月18日，农历大年初四的上午，邓小平兴致勃勃地登上了上海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透过宽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咐身旁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2017年，上海浦东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651.39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财政收入）996.26亿元，外贸出口额19565.04亿元，分别占同期上海市的32%、15%、61%。

“我们感谢邓小平选择了浦东。”6月26日，浦东新区首任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在新锦江举办的“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论坛上感慨道。

赵启正说，浦东开发之初，曾被外国人笑话过。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看过浦东之后，嘲讽地说：“看来，浦东开发计划就是一个‘波将金村’(Potemkin)吧。”

波将金村出自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典故。波将金是俄罗斯帝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官至陆军元帅、俄军总指挥。此人为了给女皇留下一个良好印象，不惜工本，在女皇必经的路旁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因此，波将金村成了一个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的代号。

“弗里德曼是大经济学家，他懂经济懂货币，但他不懂中国，也不懂上海。我很想再请他来访问，但不幸他去世了。”赵启正说。

不看好浦东开发的外国人远不止弗里德曼。若干年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赵启正说，浦东宣布开发开放之初，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一句口号。但基辛格认为，许多美国人不了解中国，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只要想干一件事，就一定能干成。因为中国人能把资金、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办大事。

站在地球仪旁 思考浦东开发

赵启正说，现在人们在研究中国的开发区时往往关注的是“硬成果”，即物质的成果，比如城市景观、道路楼房、GDP、进出口数据，而不太注意总结开发过程中的“软成果”，即思想进程。

“软成果是浦东开发中实践可行的思路和体验，往往容易被人忽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在软成果当中。软成果和硬成果是孪生的，没有软成果，何来硬的成果呢？”他说。

在赵启正看来，浦东开发的过程不仅是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还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

“在九十年代说全球化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对中国来说，全球化还是一个期望。国际间的政治对话是通过首都进行的，经济对话一定是通过最大的工商经济城市进行的。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像伦敦、像纽约、像巴黎、像东京，有资格作为后备的城市就是上海。”赵启正说，浦东开发就是要使上海更有条件具备与国际现代大都市平等对话的资格。

为此，赵启正当年创作了一条标语——“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并将它挂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前线指挥部——浦东大道141号浦东开发办公室简陋的食堂里。“大家每天吃饭的时候，在考虑浦东开发的时候，不是考虑和中国的某个城市竞争，我们的目标是要和世界上最大的几个城市竞争，着眼于提升上海的国际等级，着眼于中国和世界的对话，这样规划就不一样了。”

浦东开发也不仅是吸收世界的资金，还要吸收智慧。关于吸收智慧，赵启正曾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吸收世界营养：“如果你只吃榨菜、吃泡饭，你能长得身强力壮吗？你喝太平洋的水，吃太平洋里的鲨鱼，吃牛排、吃带血的牛肉，就壮了。”

先简政 后精兵 

1993年1月1日，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和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在浦东大道141号挂牌成立。当时浦东新区只有10个职能部门、800名机关人员编制，被媒体称为“八百壮士”，却管辖着近300万人口和570平方公里土地。当时，上海平均每个区县的党政机构是51个，平均每个区县公务员1250个。

简政就是减少政府的功能，厘清哪些是政府必须要管的，哪些是不要管的，哪些是可以让民间组织去管的。不过，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模式有时会和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发生冲突。

赵启正讲了一个小故事：“当时我们没有水利局，只有农业发展局，外高桥要修一条小运河，按照国家规定，地方修运河是中央财政，水利部拨钱。我去要钱，人家说你们连水利局都没有，还要钱？没有。怎么办？我说这样吧，印一个水利局的信封，水利局的信纸，刻一个图章，上面批了。”

“后来我调北京了，800壮士变成了1800壮士。”赵启正调侃道。2000年后，浦东的行政管理机构扩容，管委会翻牌成区政府，人大、政协也相继设立，至此浦东成为上海市的一个行政区，配之以传统的政府建制，在机构设置上略微增加。到了2009年，浦东将邻近的南汇区纳入后，委办局机构增加到19个。

亦软亦硬的成果

赵启正说，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起步之时，提出了“三个先行”策略，即基础设施先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化先行。上海市人大和市政府为浦东开发先后颁发了约20项吸引外资的法律法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高科技不敢来，就是怕中国人偷他们的专利。”赵启正说，浦东开发之初陆续成立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其中，建设最困难、进展最慢的是张江高科技区。“原因很简单，中国要引入外国高科技项目比较难，并且二流三流的技术还要很多代价，很多钱。”

1994年6月，全国基层法院首家知识产权审判庭在浦东成立，并于当年7月受理第一起知识产权案件。1995年，中美合资上海吉列有限公司的“飞鹰”商标屡遭假冒，当时浦东新区法院刑事庭、行政庭及知识产权庭分别受理了假冒“飞鹰”注册商标的案件。知识产权庭判决侵权单位赔偿吉列公司20万元损失。美方胜诉后，感念浦东完善的法制环境，追加了对中国的投资。

此外，外高桥保税区为上海在WTO框架下以货物贸易为主体的自贸区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赵启正透露，外高桥保税区这个名字的来由还经历了一番曲折。上海当年提出来要建设自由贸易区，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怎么处理？叫保税区吧。但外国只有保税仓库bonded warehouse，没有保税区bonded zone。朱镕基市长说，‘好吧，中文叫保税区，英文叫free trade zone’。”但保税区里的政策就是按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区来设定的，可以说浦东先于全国5-10年打了前站，为后来的自贸区建设进行了先行探索。

（本文部分历史资料来源于《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