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孟子·尽心上》

作者/张小媛

翻出1937年的老片子《左拉传》来看，年少的左拉和塞尚约定，要写下整个巴黎的疾苦寒酸。时隔多年，在他功成名就之后，一度沉溺于优渥生活中不问世事，带着老朋友塞尚欣赏着他从各处淘来的古玩。塞尚被动地听着这些，兴趣寥寥。他告诉左拉自己要离开的决定，也叹惋地对左拉说：“你变了，有才华的人应该应该享受贫穷，否则他的才华将和他鼓起的肚子一样养尊处优，无所作为”。不知是否是塞尚一语惊醒梦中人，1898年，左拉在《黎明报》上发表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即著名的《我控诉!》，为军方谍报案中的替罪羊德雷福斯鸣不平。随后，军方以“诬陷罪”的名义起诉左拉。在法庭上，左拉慷慨陈词，他说军人用手中的枪保卫国家，知识分子用手中的笔保卫国家。1899年9月，总统为平息民愤，还了德雷福斯自由。电影中左拉是在德雷福斯平反之后，由英国回到法国，不幸在平反仪式举行的前一夜死于二氧化碳中毒。

这是出于影片情节设置的考虑，而历史往往没有这么慈悲。左拉生前并未亲见他为此奔波多年的正义到来。1902年，左拉死于二氧化碳中毒。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真正得以平冤昭雪。 时光倏忽过去了百年，但回首那一切，似乎都近在眼前，历历在目，切切如诉。"德雷福斯案"因为左拉，因为左拉的《我控诉!》，永铭历史、永留人心。一代法国文豪左拉，正是以他控诉的姿态，反而最终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世界声誉——任何一个有良知、存正义的国度，都该为自己国家曾经出现这样的人士而感到骄傲。

其实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知识分子所谓的社会责任意识是让许多人进行过质疑的。“他们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哈耶克是二十世纪最有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抨击者之一，尽管他在后半生也成为该行列中最著名的一员。记者、教师与媒体代表等等，这些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在顽固的哈耶克眼中，就是那些“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以为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从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一直以来饱受诟病的关系模式来看，这样的说法不无合理性，确实，二者之间常常像是一个娇生惯养妻子为自己粗俗不堪的憨夫点了一桌佳肴，色香味俱全，憨夫碍于面子呵呵笑笑，表情僵硬，身后却倒吸了一道口凉气。我承认哈耶克的批评都有道理，但是也同时为他对于知识分子不加区分一刀切式的定义框架而感到愤愤不平，细化来说，他真正厌恶的其实只是那些未经过思考便盲从既有观念的应声筒，这样以偏概全的狭隘认知妨碍了他看到更深的危机。也许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埋头在瀚海辞藻之中避世求安，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知识分子最大的错不在过度传播了新观念，而是对新观念的出现与发展浑然不觉或者是故意选择了视而不见，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没有扮演好社会赋予给他们的角色，而且也没有把这个社会允许他们发展的自由度发展到极致。

《论语》中曾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这样的话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赴身于他们改造社会的信念。汉末党锢领袖李膺，史言其：“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又如陈蕃，范滂则皆有“澄清天下之志”。北宋承五代之浇漓，范仲淹起而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发着一代读书人的理想与豪情。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又或者是近代倡导民意至上，民权至上和思想觉醒信念的五四运动，这些人，这些事直到现在还能触动知识分子的心弦。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活跃思考的知识分子都作出正确的判断，但只要维系他们最重要的职责，保持不停地思考，用强烈的好奇心作为武器，打破日常生活的平庸与乏味，拒绝一切循规蹈矩与面目可憎的重复，赋予暗淡的现实生活以意义，这样的思考就是有意义，有可行度的。一个社会或国家有着一群有强烈的正义感与勇气的知识分子，也会是是抵制邪恶黑爪的利剑。时代赋予知识分子这样的角色认知，这就导致他们很难完全不理会这个社会，不参与公共事务，不关心国家大事，然而这种政治热忱就算他们再忍不住也好，也是有深浅程度之分的，这个一深一浅之间，会展现出一些不同的面貌，导致一些不同的结果。当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动物”，被拧在永远不停向前运作的革命机器上日复一日的碰撞厮杀时，这样的政治关怀、公共关怀无论是深还是浅，都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避免的障碍与问题 。

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放在今天知识分子的研究角度不难发现，1950年代经过“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即“集体失语”，“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 1949年10月，建国庆典刚过，哲学家冯友兰便写信给毛泽东表忠心。这位曾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写下“违万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骨鲠之句的国民党籍教授，此时在信中赞颂新政权“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但对于冯的主动示好，毛泽东却似乎不太领情。他回复道“像你这样的人”，准备改正错误是好的，但“也不要急于求效”，“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中，像冯友兰那样在共产党入城后，私下或公开表态拥护新政权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多半其实是自觉主动相应中共号召改造思想的”，并不是受到外力强迫的结果。但其中绝大多数，后来仍是难逃一劫，比如冯友兰后来还是被当成“唯心主义权威”并受到严重批判。这样的巨大反差，使得后来的研究者们对那批知识分子很不理解，指责他们从一开始就放弃抵抗, “看风驶船”，太过软弱，是“权力的仆从”。看到这里，也许你会对文弱书生的“软骨头”感到嗤之以鼻，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甚至能上升到某种民族性的论述。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后诸葛亮是最容易做的，因为一切是非对错在今天都已了然于胸。治史之大忌，就在于站在今人的立场，带着历史的后见之明去做一个盲目判断的主观评价。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却预见不到会有反右、文革。他们只目睹到国民党的“一场烂污”，而共产党却看上去那么朝气蓬勃，“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再加上新政权一开始确实较为民主，于是就连储安平、朱光潜那样曾激烈反共的人，都开始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转而支持新中国了。 所以，当时他们的认同许是一场政治的“识时务”也说不定。

萧乾在《北京城杂忆》里面这样写道;“1966年8月，丢在胡同口垃圾堆的六条尸体，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直接拉火葬场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一位干了一辈子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逼着校长在阳台抱着尸体跳舞，校长承受不了，干脆跳楼自杀了。那阵子，许多人都觉得死了比活着更美好”。那是一个比乔治·奥威尔笔下令人窒息的《1984》更让人恐惧的时代，因为死了比活着更美好，甚至有时会求死不得。这样的例子在文革中不胜枚举，谢泳先生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文革时期知识分子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 ”的调查，在这篇调查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文革”期间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最高峰，反右后已基本消失的因政治运动而导致大量自杀的现象又开始集中出现。仅湖南省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间被迫自杀的即达326人；文革期间，零陵地区的自杀人数达到1397人。

如果说我们借口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掌握的都是第二手资料来安慰自己视而不见的麻木，那么这组数字给你心灵引起的痛感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文革时天津有一阵子自杀成风，据说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的自杀开的头。巴金曾言：“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功击死者” 。一位天津的老大夫言其亲自目睹之事：1966年8、9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他在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上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三具。这期间的自杀者未必全是因为懦弱。有的人是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宁肯先死，比如1966年9月3日著名音乐家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也一起自杀；又隔了三天，傅雷生前的好友、该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随后，该院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也相继自杀。有的人是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异常的知识分子自杀高峰，这个现象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不仅具有摧毁社会传统的能力，而且对知识分子怀有特殊的敌意”,谢泳先生在最后总结道。但是其实有时候你回到一个现场去看，你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或者可以讲事情其实可以更简单。

二、对比的痛感·忍不住的“关怀”

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三层含义，一是社会的良心，二是智慧的传播者，三是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如今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过于泛化，若按此标准计算，知识分子的定义或许会成为是一个变质概念，将此定义升级，即知识分子与智识分子许会恰当一些。知识分子即词典中的解释，是个泛化的概念，智识分子的定义则颇为苛刻，他们应该是外国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独立，民主，批判，创造的特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用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社会运动。其中以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尤甚，他们未必最适合投入政治斗争，但正是这样一种忍不住的“关怀”让血气方刚的他们因为良心的驱使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担起了救国救命的重责，早年诸多以身殉义的革命者，如邹容，陈天华，吴樾，秋瑾，徐锡麟，林觉民等等，他们未必最适合革命斗争，可是依然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义无反顾地成为革命的斗士。所以每每读起林觉民的《与妻书》让我心生喟叹，这会是怎样一种视死如归的大气魄?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

可是历史的逻辑却极其残忍 ，虽说这些知识分子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自以为最了解政治，但到了最后，他们却成了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看谢晋导演的《芙蓉镇》，片子里面最让我动容的是谷燕山待在产房外等待胡玉音生产的那一幕，他坐在医院的长凳上看着对面护士军帽上的五角星，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这是他曾经为之搭上未来去奋斗过的理想，如今实现了，却成为非难自己的最好理由。那时的他，也许是一直在心里不断问自己是否后悔的吧。

在六七十年代的自杀者中也以早年信奉自由主义理想、并有留学和国外生活背景的知识分子为多，他们曾经感受过自由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回国前或者对中共的制度不了解，或者是对这一制度抱有不少美好的幻想，结果国内现实的政治环境与他们所期待和愿意接受的显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这样有一种严重威胁知识分子生存的气氛的政治社会制度之下，现实与理想之间隔了数个沟壑，知识分子的内心长期处于复杂的矛盾状态下而无法自拔，再遭遇突然降临的政治打击，很可能导致他们的精神崩溃。就像当年从香港回到中国的三个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容国团和傅其芳，最后全都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中共建政之初，有不少知识分子本来是可以选择离开中国大陆的，由于对新政权抱有幻想而留了下来。当后来他们面临政治高压时，或许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一种追悔莫及之感，这也是令他们走上自杀之路的可能原因之一。知识分子在艺术、科学和思辨中的敏锐，并不保证让他们在政治倾向的选择中也明察秋毫。相比与我们经历相似的国度，俄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轨迹大体相类——都是希求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鼓吹革命，然而革命非杀伐果决者不能行动，知识分子既不能认同杀伐果决，又不能为杀伐果决所容，于是要么与之同化焉，要么被革命红轮所压倒。最终，无论对权力是批判、迎合还是隐逸的姿态，都逃不过红卫兵的镣铐。

杨奎松在《忍不住的“关怀”》一书中举了民盟秘书长张东荪、《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社会学家潘光旦的三个例子来解读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他是忠厚长者，认为不应以今人的见识眼光，去苛求当时人，更不应该忘记所谓知识分子，也是普通人，也有软弱、恐惧和短视，他尽量客观、真实地还原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和选择动机。张东荪自矜于解放北平之功，在中共明确“一边倒”向苏联后，想要挽救新政权与美国的关系，仍试图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在政治上立大功”。他暗中联系美国人，不料触及政府的红线，因“叛国罪”被捕，不但自己老死秦城，一同入狱的长子张宗炳最后亦精神失常，次子、三子皆自杀，连孙子张鹤慈都被劳教，几乎全家被株连。

以王芸生为例，王芸生有名言：“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然而此一番话，只能在国民党时代说出。1943年2月初,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先发通讯《豫灾实录》，又发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直斥蒋政府于战时灾时仍花天酒地，蒋介石大怒，但处理也不过“勒令停刊3日”而已。共产党建国以后，他希望在新政权中为《大公报》寻找位置，因为不合作，便意味着他传承维持的《大公报》要被消灭，所以等到上海解放之后，王芸生便要积极悔过之前的“资产阶级思想”，与新政权合作。种种努力无果后，他发现新政权需要的是宣传工具，新闻业对他们毫无必要，王曾经认为正直的报人传统也在新时代毫无用处。而潘光旦努力适应新政权的思想和规则，真诚反思自己知识落伍无用，最终因为他研究土家族的民族识别，被认定“破坏民族关系”，划为右派，之后被批斗抄家。潘光旦临死，向费孝通索止痛药与安眠药皆不可得，遂惨然离世。潘光旦死后，费孝通曾谓：“有些文章说潘先生‘含冤而死’，可是事实上他没有觉得冤。这一点很了不起。他看得很透，懂得这是历史的必然。他没有怪毛泽东。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搞到那个地步不是毛泽东的意思。为什么呢?他推己及人，想想假定自己做毛泽东会是什么样的做法，那根本不会是这个做法。因此不应该怪他。”这样的话语是讽刺的，尽管对孔孟之道不屑一顾，但毛泽东自己，除了舶来的马列主义外，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大一统”式政治道德理想而浑不自知，所以说熟诵“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的大右派潘光旦，很可能会是当时少数几个真正理解毛泽东内心最高理想的人之一。

在革命暴戾的思维逻辑下，死后也难得到一份理解和尊重。瞿秋白以文弱书生的的身份，带着自己对于社会知识分子责任的认知投入于革命的洪流之中，在文化战线上打开了新的局面，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被捕，国民党得知他的身份后如获至宝，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但都被他严辞拒绝。他对劝降者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6月18日临刑前，他神色不变，坦然走向刑场，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还唱《红军歌》。到刑场后盘足而坐，回头微笑着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可是当他的《多余的话》 横空出世时，这份写满着对斗争哲学的深刻厌倦的个人自白书，却无法为那个时代所接纳。政治热情冲昏头脑的人们不能容忍这样的话多余存在，全然抹杀了其政治贡献，其后辈被迫害，瞿秋白也被官方认定为“背叛”，不仅砸了坟，还株连了子女和亲属十几年间一同遭受屈辱和折磨。不知道已就义的那位年轻的革命义士在另一个世界看到这一切会不会心痛的哭出声来，又仰或为自己曾经天真的革命理想后悔到捶胸顿足?

三、人代冥灭，清音独远

相较比中国知识分子更具在批判意识的俄国知识分子，保持批判性的其实也只是流亡者。金雁在阐述俄国知识分子在新政权建立之后的命运时说：“沙皇的专治和斯大林的专治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前者不过是重复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而后者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

政治是一元的，它的残忍性就在于它要多元的文化来服膺它的统治，如果这种文化的多元无法有效的巩固它的统治，二者的冲突难免。所以在历史上群雄割据政治动乱的时代，往往会百家争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即是如此。在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我们却很少可以看见文化上百花齐放的统治者愿景，更多的是独尊于各种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这印证了托洛茨基的那句话：“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政治有它与生俱来的敏感性存在，而这个脱敏的过程，是与这个政权的巩固程度成正比的。这样来讲，就不难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了，他们恰好生存于时代最敏感的节点,受传统士大夫入世精神驱使，他们从政干禄，以天下为己任。因为这种忍不住的“关怀”，奋不顾身投于政治斗争之中，后来却不免动辄得咎，欲辩不能。 若是从全知角度来架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模式，它必然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其主要悲剧性就在于：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有良心，就会在49年时反对国民党，不去台湾而留在大陆;接着在反右、文革时继续反对共产党，最后被政治运动的狂涛所淹没——这样无止尽的反抗很可笑对不对?就像是扎在这个时代皮肤里的一枚刺，稳稳地留在那里，不要一点点的苟同，也不能有一点点的妥协。可是，这样反抗的结果是现在的我们都有目共睹的。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他们的牺牲成了必然，这毋宁说是他们的宿命。

“一位纯洁、正直、真诚和灵魂有时会遭到意想不到的磨难、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齿于人群的绝境，而最后真实的光芒不能永远淹灭，还是要为大家所认识，使它的光焰照彻人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这段留给子女的文字在11年后“照彻人间”，却未能照亮傅雷夫妇逝前的那段黑暗时光。 究竟是什么能让一个民族整体陷入疯狂、残暴、毫无理性的状态之中？如果不把这个毒瘤剜除，恐怕这个民族就永远免除不了频死的恐惧。正如巴金老人在评述自己的良心之作《随想录》时所言：“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种脓血。”这样的悲凉感不是简单用“同情”来一概而过的，那个革命时代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思想曾经像快刀一样刺入这个社会的心脏，让这个沉睡已久的巨人从疼痛中醒来。对他们至少得是一种用钱穆在《国史大纲》序里所说的“一种温情与敬意”，至少不能“抱一种偏激之虚无主义”，即认为他们“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整个二十世纪正因为他们，才有一种消逝的知识分子文明得以值得被不断纪念，是谓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 。

巴金说：“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这盏照见前路的灯要我们这个民族齐心协力去点亮、去呵护，只有这样，才能照得远，照得长久。这个时代需要进步，这是共识，在没有取得进步之前，保留一定的耻感和痛感也是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