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林

编辑｜余蔚

闻名全国的“改革开放第一村”在1978年末率先尝试“大包干”的时候，只是一个名叫小岗的生产队，仅有20户人家，还不是一个行政意义上的“村”。

那年发生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在安徽省凤阳县，18位小岗村民为了吃饱饭，秉着“就是杀了头，也要当一回饱死鬼”的想法，摁下“包干到户”的红手印，把田地和牲口分到每家每户。这一举动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亿万中国人告别了饥饿。

在后来的40年岁月中，“改革开放第一村”的称号可谓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小岗村带来了更多的财政资源、政策红利，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它的发展。

如何在21世纪再趟出一条路来，不仅仅是小岗人思考的问题，更是当下乡村振兴的现实挑战。

红色旅游，有喜有忧

小岗村出名了，调研者、参观者接踵而来。在这些来访者当中，最受瞩目的是最近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他们分别于1998年9月22日、2008年9月30日和2016年4月25日到小岗村视察。

据小岗村委透露，每年单单来小岗村采访的记者就有上千名之多。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预计将有超过3000名记者来访。

就在刚过去的6月，世界左翼政党干部考察团、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调研组、北京大学国发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先后来小岗调研考察。也是在6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在小岗举行了第十九届万寿论坛，中组部、农业农村部今年首期农业农村电子商务专题培训在小岗开班上课，安徽财经大学与凤阳县小岗村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共建基地签约揭牌仪式暨小岗村乡村振兴讲习所揭牌仪式也在小岗村举行。

此外，农业农村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安徽省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还在小岗设立了培训教育基地。2017年，小岗干部学院培训各级干部4800人次，小岗创发公司、小岗村培训中心培训农村实用人才等2.1万人次。

来的人多了，逐渐带起了当地的餐饮、住宿等产业。2005年，时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为小岗确立了红色旅游的发展方向。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时，小岗村启动申报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并在2009年初获批。此后，小岗村陆续获得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安徽省农家乐旅游示范点、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称号。2017年，小岗村游客量达7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约5600万元，带动农民增收200多万元。近期，小岗村正在加速推进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争取在今年年内创建成功。

旅游业的发展让部分小岗人有了在家门前就业的机会。在培训中心、游客中心、大包干纪念馆、沈浩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在景点附近摆摊的农民，大多是小岗的居民。

“以前也在外面打工，到了年纪，家里让结婚就回来了，现在有了孩子，更出不去了。”一位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旅游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当地以“岗二代”（18位带头人的儿女）为主体的农家乐的兴起。

“我在90年代也出去打过工，后来发现来老家参观培训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就回来开餐馆，到2006年开始做农家乐，算是这一片最早的。现在一年纯收入大概有20万。”大包干农家菜馆总经理关正景对界面新闻说。

关正景兄弟姐妹四人，其他均在外工作安居多年，只有他在小岗村和父母同住，他的父亲关友江是当年“大包干”18位带头人之一。2008年，胡锦涛曾经在他家的院子里与小岗村民交谈。

关正景非常看好小岗旅游业的发展，正在筹划扩张他的农家乐，准备在现址对面的自家宅基地上再起一栋楼用于住宿。

不过，游客停留时间过短是小岗村旅游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缺少旖旎的自然风光，游客只需半日就可以结束行程，动作快一点的，两小时就可以走完。行程短促，游客大多只在当地餐厅吃一顿饭，很少会留宿。

停留时间短意味着消费少，对当地经济拉动有限。而且，小岗旅游资源的特殊性，使得前来参观的游客更喜欢去国家领导人访问过的“农家乐”。比如，18位带头人之一严金昌的两个儿子住宅相接，都开了农家乐，其中，国家领导人视察过的哥哥家，生意可以说是整条街上最好的，无论早晚，吃饭的人都络绎不绝，而隔壁的弟弟家，记者曾在那里吃过一顿午饭，从点餐到用餐结束，唯记者一人。

此外，和其他热门景点相比，小岗村吸引的游客数量并不多，近年来参观人数也并未随着全国旅游趋热而有显著增长。2011年，小岗的旅游人次已达71万，与2017年的74万相差无几。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凤阳县计划在小岗村新建11处景点，包括小岗干部学院、天荒红街、研学基地、当年小岗、乡愁院子、漫享田园、国家农业公园、中国红乐园、梨园公社、麦田大地艺术园、石马文化园等，重点突出农村改革和美好生活。

光荣历史可能也是包袱

红色旅游仅仅是政府对小岗村众多扶持项目的一部分。随着关注度的不断增加，小岗村从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获得的财政与社会资金远远超过一般农村，这使其在道路、环境、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水平比一般农村高出一大截。

1993年，小岗生产队合并了相邻的大严队，成立了行政村，此后不断扩容，如今下辖23个村民组，1028户、4288人。2006年，小岗村村支部升级为村党委，这在村一级党组织中较为罕见。在小岗村的领导班子中，村党委第一书记和村党委书记均为上面委任，前者由安徽省财政厅派驻，后者由凤阳县任命。

现在的小岗村像极了城市的一角：干净整洁的街道、大型的住宅小区、统一的徽派建筑风格、现代化的便民服务中心。在当地消费，无论住宿、餐饮、超市，还是路边售卖自家农产品的流动摊贩，都可以用手机支付。

从凤阳县的公开信息看，过去一年，有一系列的项目计划或正在小岗村实施，如人民法庭装饰工程、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装饰改造、小岗村卫生院外墙与绿化工程以及手术设备采购、小岗学校道路改造工程及机器人竞赛设备采购、小岗村西外环路建设工程、小岗干部学院二期建设工程、小岗村马家坝水库和四面塘坝清淤扩挖弃土运输工程、石马和严岗二期基础设施工程等。

4月27日，滁州市财政局下达凤阳县1000万元，用于小岗村“三年大提升”行动。6月5日，凤阳县局为小岗各餐饮经营户免费配送了消毒柜、灭蝇灯、切菜台、货架、排气扇等设备，此举意在创建餐饮示范一条街，进而推进小岗村5A景区的建设。

不过，小岗人在获得政府大力支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发展的选择权。

自改革开放以来，小岗村被树立为农村改革的标杆，发展道路就被锁定在“农”上。1980年，小岗村产粮22万斤，人均收入420元。1990年，小岗村产粮48万斤，人均收入630元。1990年代当地不断调整种植结构，种过花生养过猪，均因商品率太低而无法形成优势产业。

“没有什么厂子，只能种地，农业又挣不了什么钱。”记者在走访小岗村时，这种想法在村民们口中出现的频率很高。

根据《小岗村的故事》一书记载，1984年，小岗村18位带头人之一严宏昌办起塑料制品加工厂，时任凤阳县委书记为此专门找他谈话，他说，“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工厂，闹得上上下下都以为小岗出了问题。”据该书记载，这位书记上一年还在为严宏昌夭折了的轮窑厂构想跑贷款，希望能借此推动小岗集体经济的发展。1993年，严宏昌再次尝试办厂，他联合外部资金创办的三家工厂，都最终关门。

2005年左右，以“改革开放第一村”为主题的“大包干”红色旅游在小岗村兴起。旅游业成为小岗的主要产业之一，工业也退出了小岗村发展的官方选项。根据2010年12月发布的《凤阳县小岗村总体规划》，凤阳要将小岗建设成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旅游观光的示范村。

目前，无论是在小岗村超市中售卖的，还是在大包干纪念馆区展示的冠有小岗之名的加工食品，加工企业都不在小岗村，已知的三家，一个在凤阳县小溪河镇，一个在滁州市，一个远在天津。近几年，小岗村广受关注的4300亩高标准农田、土地确权登记和流转、“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的“三变”改革都不是由小岗首发推动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对界面新闻表示，小岗村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符号，这一光环既为它赢得了许多其他村庄无法得到的政策支持和关照，也让这个普普通通的村庄背上了难以承受的包袱。

小岗背后的中国农村问题

尽管头顶“改革开放第一村”的光环，小岗村在过去40年里仍然和全国农村一样起起落落，同样在1980年代初快速发展，同样在1990年代面临重重摊派，现在又同样面临老龄化、空心化的问题。

“我记得包产到户以后的头几年回家，老百姓还劲头不减，使满马力向前奔，他们每晚到了深夜都不愿离开，和我讨论除了种地还能干点啥。”从湖北洪湖走出来的刘守英在《我们一家子教我的“改革”》一文中写道。

但是，根据刘守英的回忆，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卖粮难的情况出现了，化肥农药价格翻番上涨，就不见粮价升。到了1990年代前后，老百姓种地负担沉重，一亩地收成就是400多元，但各种提留摊派加起来居然高达500多元，有些农民甚至靠贷款完成上交。

“从那时开始，一部分农民开始出村谋生，出不去的农民留在土地上挣扎，乡村不再是希望的田野，农民不再相信在农业上能寻到出路，尽管后来陆续取消粮食统购订购，再后来取消沿袭了两千年的皇粮国税，但我村乡亲脸上从此没有再现80年代那样的灿烂。”刘守英感叹道。

“种得越多，亏得越多。”如今虽然现在有了粮食补贴、综合补贴、良种补贴以及农业的政策和商业性保险，但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种粮挣钱难的问题。

从友谊大道入口处费孝通题字的“凤阳县小岗村”牌坊步行出发不久，就能见到连片的庄稼地。初夏时分，本是收获时节，但5月24日晚间开始的一场大雨，彻底终结了小岗今夏的小麦丰收梦。

“今年麦子灾害大，水多的麦田，减产一半都不止。”一位大爷站在自家的麦田旁看着颜色发黑的麦子叹息着，“小麦赤霉病严重，麦头死了半截，长了芽。”

在拉着麦粒回家的路上，另一位姓缪的大爷估算了一下自家的收成，“今年麦子晒干了不到1000斤，大概能卖得700元，其中，使用收割机大概200元、打地机200元，农药和肥料200元，今年算是白忙了。”

“很想把土地流转出去，但没有人接手，又不能荒着，只能自己种。”很多在田间劳作的村民表达了想将土地流转出去的意思。

从数字上看，2018年初，小岗村已流转土地8885.6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61.2%，远高于全国约33%的平均水平（注：农业部只公布到2016年6月）。其中4300亩是2016年9月安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为扶持当地经济与凤阳县签署的承包协议，2017年租金每亩600元。

当承租人出价低于村内现有的土地租金时，一些村民就会抱着再等等看的心态。在农村，即便是同一个家庭的耕地大多也是分散的，各家耕地犬齿交错，但凡有一家不同意，都会对土地规模化经营形成阻碍。而且，小岗村的地理条件在发展农业上并不具有明显优势，其所在的丘陵地带高低不平，灌溉成本和土地一次性平整费用相对较高。

小岗村也没能逃脱老龄化的命运。走在小岗的街道上，碰到的多是老人家。小岗的各村民小组大多已经拆迁，集中入住石马、严岗两大住宅区，但新小区显得有些空空荡荡，有的房子一看就没人住过，甚至已变得破败。

记者随机拜访了几家院子，基本都是带着孙辈的留守老人，偶尔会有在家带小孩的年轻媳妇。一位带小孩的年轻爸爸对记者说：“我家住的这两排，前后八个院子，就我们一家常住。我也是因为没人带孩子，等小孩大一点，还得出去。”

在地里收割麦粒、弯腰拔秧插秧的也大多是老人家。一位在梨园工作的大爷说，梨树挂果后要套袋，现在套袋的工人都是从河南请来的，一天120元，而且不少也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

“在小岗，过去十年，跟着我们一路干到现在的，原来五六十岁，现在也有六七十了，而且没有新的血液进来。”梨园公社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始人黄庆昶对界面新闻说，“未来，谁种田？这是农业的产中环节面临的最大问题。”

小岗村面临的这些问题——农业风险高、土地难流转、老龄化和空心化，在刘守英看来，都是传统农区的共性问题。

这些问题也是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的现实挑战。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常伟认为，新型城镇化带来人口大量流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农业生产成本上升较快、农业生产风险性因素凸现，农业规模经营在提高集约化程度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因素的集中，都是乡村产业振兴需要解决的问题。

乡村振兴路在何方？

40年前，被饥饿、窘境所逼的18位农民无意之间闯出了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新路，带动了全国农村的发展。但“一年迈过温饱坎、四十年迈不进富裕门”，在取得突破之后，小岗村迟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2017年，小岗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06元，比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151元的纯收入增长近120倍。但若横向比较，小岗村的收入不仅远远低于华西村、长江村等，也低于全国居民25974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既有政策束缚的缘故，也有城乡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对农村造成伤害的客观原因，还和小岗村自身的禀赋条件有关。

“小岗远离中心城镇，缺乏资金，没有发展二三产业的天然优势，”4月25日，“小岗精神与乡村振兴”研讨会在安徽省凤阳县召开，安徽省滁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赵鲲在会上表示，“小岗村长期以来人才等资源匮乏，无法广泛积聚人才。这使其成为发展难度较大的基础薄弱村庄的典型代表。”

作为“改革开放第一村”，如果小岗能够再次趟出一条路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刚刚起步的背景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小岗村已经按照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制定了振兴方案。小岗村的方案与中央的时间表同步，也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20年，小岗村乡村振兴相关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发展思路明确，重点任务取得突破性进展；第二步，到2035年，小岗村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美丽乡村先行区；第三步，到2050年，全面实现小岗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

根据方案，未来几年，小岗村将在夯实农业生产基础上，实施产业兴农战略，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作为改革排头兵，小岗村还将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不过，多年来小岗村的发展规划并不是一以贯之的。2010年发布的《凤阳县小岗村总体规划》提出的目标之一是不断提升当地的城镇化水平，实现小岗村由改革知名型村庄向改革发展知名型新市镇的跨越。2017年，在特色小镇发展风潮下，安徽省又要将小岗村发展为特色小镇。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小岗的发展规划再次调整。

专门养殖仔猪和肥猪的小岗致富带头人殷玉荣目前正在着手筹备她的现代化新猪场。根据她的设想，将会采取认养方式，通过互联网，让客户能全程监测到养殖的过程，让客户吃到放心猪。

安徽农垦集团正在小岗建设生态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以“科技服务、农旅结合”为核心，配套建设综合服务区、农机展示区、烘干仓储服务区、科技农业产学研生产区、现代农业展示区、育秧工厂区，推广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

“安徽农垦集团正在推动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的‘331’模式”，安徽农垦小岗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对界面新闻说，所谓“331模式”，即政府提供技术、资金和烘干仓储三项服务，建立一支专业的农业经纪人队伍，帮助农民规避自然、经营责任和市场三项风险。

而黄庆昶在经过十年的摸索后，开始走出小岗，在全国范围内整合农庄，发展生产型生态农庄，以生产为主，以餐饮和住宿为辅。

在他看来，投资农庄应该有一个顺序，先有稳定的一产，再做二产，最后才是三产。“现在有很多农庄是反过来的，先发展休闲产业，短期看很红火，却没有长期的可持续的收益。”过去十年，这位曾经的无锡家具协会会长在小岗村非常坚定地按照这一顺序发展他的农场，不仅将种植发展为种植、养殖、水产多位一体的微循环农业，还将梨花、梨子等进一步加工成衍生产品。

“我们的合作伙伴会先种上梨树，等到梨树有稳定收益以后，再启动休闲产业。”黄庆昶说，“如果整合起来，相互之间可以共享需求和供给。你当地的农产品，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农产品可以在你那边销售。”

“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重要指示。

“自上而下必错。”刘守英认为，政策的形成必须要自下而上，必须要有来自底层的充分信息，必须要以符合农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权。

中国乡建院院长、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李昌平也对界面新闻表示，中央可以定好底线，比如守住粮食安全、集体所有制不能变等等，然后放手让农民自己干，形成内生动力。

40年前，正是小岗人自主推动了“大包干”，从而走上了温饱的道路。而今，乡村要振兴，仍然需要广大农民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也是包括小岗村在内的中国广大农村必须要趟出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