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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香港不再错过阿里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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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香港不再错过阿里巴巴

对我而言,从来都是会赢什么?而不是会输什么?因为我原本就是一无所有。

文 / 华商韬略 毕亚军

4月30日,港交所新制《新兴及创新产业公司上市制度咨询总结》正式生效,被认为是25年来最大改革的港交所由此进入新时代。

允许双重股权结构公司上市是该制度的最大看点。当年,正是因为双重股权结构的局限,香港错失了阿里巴巴。未来,香港则将因为这个新制,不再错过新的阿里巴巴。

一手推动大变革的关键人,是港交所史上的第一位内地人总裁,也是工友们都抽烟喝酒,打牌侃大山,他却独自学英语的,既合群,又不合群的——石油工人李小加。

【石油工人出国记】

李小加习惯被人称为小加,而不是总裁。

小加祖籍东北,生于北京,很小就跟支边的父母去了甘肃,从石油技术学校毕业后,加入中国最早的海上采油钻塔喝了4年的海风。

塔上的生活枯燥无味,一个小房间挤了10来个青壮年。8小时之外,除了从塔架这头走到那头,如何打发时间是个大问题。

工友们抽烟喝酒,打牌侃大山,李小加也参加,但总是稍微娱乐一下,就去看书、背单词、学英语了。他说自己当时并不知道学了会有什么用?但就是不愿浪费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多学点至少没有坏处的。”

这让李小加在队伍里显得既合群,又不合群。合的是,不管工友有知识没知识,他都处得来,玩得来;不合的是,他太爱学习了,不少哥们觉得,他有些无聊。

这不合群之处,最终让李小加走出了跟工友们越来越不合的人生,越走越远——

国家恢复高考后,李小加因为英语比较好考入了厦门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他先是加入刚刚创刊的《Chinadaily》做了记者,之后又到美国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继续深造,也谋求发展。

在这所大学,小加最大的收获是改变了“怕丢人”的性格。“每次老师提问,其他同学问题还没听完就举手抢答,我却总是担心答不好,不敢答,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真是无用。”但一学期下来,他却考了全班第一。

这让他认识到那些争着抢答的美国同学并不比自己强多少,也让他明白一个道理:竞争的社会,必须非常主动地表现自己,争取机会,如果等待别人来发现或提拔,那可能永远也等不到,因为有的是人会去主动争取。

弄清这个道理后,小加取长补短。一方面向美国人学,有了五分把握了就去试;一方面继续发扬中国人的传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既敢人前争先,又擅人后修炼,这种作风也渐渐融入血液,成为信仰,沿袭至今。

当时的留学生活非常困窘,李小加到美国时只有40美元。为了挣钱,摆摊儿修车他都干过,但却不觉辛苦,而是深感“太幸福了”。

“一个晚上就可以挣七八十美元,在国内哪见过那么多钱!”走进大超市、大卖场,也像是进了天堂。“当时我们就在心里想,咱们中国如果能像这里一样,那该多好啊!那时,没人敢想象中国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小加说,那种幸福感,那种反差,一直激励他加倍珍惜每一个机会。包括到今天,这也依然是他的财富,让他可以面对常人不能面对的困难:“现在再差也比那个时候好。”

【一个星期,1600美元】

在美国,小加最初学的是新闻,这让他常为工作犯愁。至今,在美国新闻界出人头地的中国人也十分罕见,当时希望就更是渺茫。

拿到学位后,小加碰了很多钉子才得到一份小报的工作机会。每月20个工作日,一月600美元多一点,“都不够养活自己的,所以我朝思暮想地要转行。”

思来想去,他决定去学跟新闻相对近一点的法律。虽然在美国,中国人学法律也同样难以出人头地,但多少比新闻好一点,再加上也没其他选择,他闷着头就去读了。

这成为他“柳暗花明”的契机,也让他多了一个体会:“我们那个年代比较不幸的是没什么选择,比较幸运的也是没什么选择。很多事情因为没选择,所以我们没多想就傻乎乎,死心塌地去干了,然后就给干成了。”

向多所学校递出申请后,李小加得到了包括哥伦比亚在内多所大学的入学邀请。权衡后,他决定选择收费最便宜的印地安那州大学,但出于礼貌,给所有录取他的学校和教授都写了一封信,感谢对方的录取之恩。

这个毫无他心,纯粹出于礼貌的周到,让幸运之神大大地关照了他。

“哥大一位教授打电话给我,问我是被哈佛、耶鲁录取了,还是被斯坦福录取了。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几所学校会比哥大更有吸引力。我说他们谁也没有录取我,我是要去印地安那。他很奇怪,问我为什么?我于是如实相告,印地安那一个学期学费才4000美元,但哥大要两到三万美元。”

李小加回忆,听完他的困难后,教授很果断地问:“钱是唯一的问题吗?”他则有些羞涩又肯定地回答:唯一的问题就是钱。

教授决定邀请小加到学校去看一看,然后再作讨论。忐忑中,小加去了,一番交流下来,得到一个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大惊喜:教授不仅答应给他读哥大法学博士的全额奖学金,还给他每年1.5万美元的生活费。

他简直不敢相信:“那我当然就要去哥大了。”后来,当这位教授退休,小加捐了一大笔钱给哥大,以教授之名成立了爱德华教授终身基金,让哥大资助像自己当年一样的人。“他是我感激一生的恩师,在关键时刻改变我的一生,也改变对美国社会的看法。”

在哥大,小加第一个学年就考了全班第一,之后一直优异。好成绩让他具备了进入著名律所的基础,之前就有经验的“敢于表现自己”,则让他把基础变成了现实。

哥大法学院每半年举行一次模拟法庭,从全年级选出几个代表分别扮演原告、被告律师,法官则由外面请来著名的校友担任。在一次模拟法庭中,李小加的辩护力压全场,并被担任模拟法官的校友特别看好,而这位校友不但是美国一所著名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同时也是美国律师协会主席。

然后,李小加走进了这位校友的办公室。

“他说我给你一份工作,工资差不多是1600美元。”小加回忆,当时他还在读书,只能暑期到公司上班,校友也清楚这个情况。

“我心想,妈呀,一个夏天就可以挣1600美元,多棒呀,美死我了。”

就在小加欢喜溢于言表时,校友补充道:

“一个星期,1600美元。”

【一代投行精英】

哥大法学博士毕业后,李小加进入了华尔街最大的Davis Polk & Wardwell律师事务所,主要工作是证券及兼并与收购的法律服务。

进律所不久,李小加就接到一个有关中国的案子。中国财政部首次面向海外发行国债,Davis Polk & Wardwell则是指定的律师事务所。因为中国背景,李小加被派上了用场,让他作为中国财政部的代表律师,与主导此次发债的主承销商美林集团(Merrill Lynch & Co.)合作,协助完成这个项目。

李小加配合完成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项目,并在过程中被美林看上了。

1994年,李小加进入美林,不久即被派回中国,然后一工作就是9年,并从1999年开始出任美林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兼总裁。期间,他牵头完成了中国移动、中海油、中国电信等多项具有突破性意义,也被全球资本市场瞩目的重大交易。

2003年春天,李小加从美林“转会”,加盟摩根大通,担任其中国区主席兼法人总裁。

由大通银行与J.P.摩根合并而成的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Co.),被业内称为“小摩”,但这个“小摩”却不小,它既是美国第二大综合金融服务机构,也是一个流着摩根和洛克菲勒两大家族血液的悠久品牌。

摩根大通与中国的交往由来已久,但到李小加上任时,其在中国市场的成绩,尤其是投资银行业务,却乏善可陈。李小加带着厚望上任,也以漂亮的答卷离开。

在2006年中国股票交易账簿管理人的排名榜上,摩根大通已超过被称为“大摩”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以及他的老东家美林证券,成为中国排名第三的投行新巨头。李小加任前,这个成绩是第11位。

亮眼的业绩来自李小加的创新变革,最大动作是:规划并实施“哑铃式战略”。

该战略的核心是,将尚未被外资大投行重视的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与历来被外资高度重视的超级大国企,同等作为公司的目标市场,就像“哑铃”的两端并重发展。

“超级国企的大项目,有巨大的业绩和收入,还是必须做。”李小加在2007年对华商韬略解释说:“但你特别需要想清楚,明天、后天以及未来的客户会是谁,并且抓紧行动,提早准备,布局未来。我的答案是,大国企独占市场的时代正在结束,民企正在迅速崛起,这是制定‘哑铃式战略’的直接动因。”

从“选美式胜出”向“不可替代的胜出”努力,也是李小加的关键一招。

所谓“选美式胜出”,是所有投行都知道这个企业有业务,大家都去争。“就像选美小姐一样站在那里,等待企业决定选谁不选谁。”

“不可替代的胜出”则是投行结合企业需求,主动为企业创意项目方案然后去实施。“方案是你出的,只要企业认,项目自然就是你做,因为你不可替代。”

这一过程中,李小加以身作则,为摩根大通做出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标杆案例——中海油竞购尤尼科(Unocal)交易大案。

完成上市后,中海油希望跨越式发展,洞察老客户心思的李小加,让摩根大通为其量身设计了一个方案,并“不可替代”的成了方案的操盘人。

“我们认为中海油只有通过兼并收购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靠自己去找油根本不可能达到目标,而且必须是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收购才可以,小打小闹也不行。”

按这一思路,摩根大通以“漏斗”策略帮助中海油筛选出了合适对象,开动了并购的战车。“把全世界的石油公司放进大漏斗,首先筛掉吃不动的;其次筛掉太小或者和中海油业务没有关联的;然后去掉根本不可能卖给我们的;最后剩下大概八、九家。”

最终,尤尼科被认为是最佳对象,中海油与摩根大通于是紧密合作,不断将交易从构想推向现实,李小加还从总部争取到支持:由摩根大通提供130亿美元的过桥贷款。

虽然这个项目最终因为政治干扰等原因以失败告终,但李小加依然将其视为辉煌的成绩,因为它拉开了中国国有大企业进军海外搞并购的序幕,并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美国《时代》周刊还因此将中海油总裁傅成玉评为200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称他以过人的胆识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保持平常心】

李小加认为,在商业上竞争,如何差异性地优化自己非常重要,而如何建立信誉,则比差异化优势还重要。

李小加建立信誉的第一准则是,不黑对手,甚至要维护对手。“心里都是希望赢的,但用什么代价去赢,非常非常重要。”

在李小加的价值观里,胜之不武对成功者的伤害比坚守原则的失败还要大。

李小加评价自己,“IQ和EQ对比,我可能EQ更强一些;数字和感觉对比,我可能感觉更强一些;从数字性训练和概念性训练来说,我可能概念性训练强一些。”

他认为,他们这群早期留学生与海归的成功,都要归于时代的造化和赐予。“因为生逢中国人不了解外国人,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而双方又都想努力靠拢的时代,这种时代机遇给我们的,远远胜过自己的努力。”

所以,他总宣扬:“我们这群人成功以后,或者自认为成功以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他也总保持谦卑、平和,以从容淡定的形象示人。

这让他成为有名的长期关系信奉者,很多客户、朋友,都和他是“百年好合”。当2009年接受港交所邀请,2010年正式出任港交所行政总裁,成为港交所历史上第一位非香港本土人士和“内地掌门人”之后,也是好人缘帮他很快进入角色。

当华商韬略问到李小加如何应对逆境,会不会也有自己的痛苦时,李小加的回答是:“困难总是有,但不曾觉得有什么太大的痛苦,因为我从来没有那种觉得自己天生就该怎么样的想法。对我而言,从来都是会赢什么,而不是会输什么,因为我原本就是一无所有,即使遭遇挫折也是收获,收获了经验。”

至于所谓的成功秘诀,小加强调,很重要的是,用结果证明自己的能力,用过程证明自己的品行,要让人喜欢跟你打交道,让人看到你就对你有信心,敢对你作指望,“每天都要欣欣向荣的,不能死气沉沉。”

加入港交所之后,一直强调自己是“桥梁”的李小加,成了更为重要的“桥梁”。上任不到3个月,他就给了港交所两个发展新定位,其核心都指向,要将港交所建成一座沟通香港与内地,内地与国际的“资本之桥”。

在他的推动下,沪港通、深港通、双重股权结构相继登场……“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就真正开始了。”

▲李小加谈香港交易所发行及交易监管

8年过去,功夫没负有心人。

内地证监会与香港交易所针对,创新企业出台的不同发行安排对比。

  ——END——

图片均来自网络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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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华商韬略 毕亚军

4月30日,港交所新制《新兴及创新产业公司上市制度咨询总结》正式生效,被认为是25年来最大改革的港交所由此进入新时代。

允许双重股权结构公司上市是该制度的最大看点。当年,正是因为双重股权结构的局限,香港错失了阿里巴巴。未来,香港则将因为这个新制,不再错过新的阿里巴巴。

一手推动大变革的关键人,是港交所史上的第一位内地人总裁,也是工友们都抽烟喝酒,打牌侃大山,他却独自学英语的,既合群,又不合群的——石油工人李小加。

【石油工人出国记】

李小加习惯被人称为小加,而不是总裁。

小加祖籍东北,生于北京,很小就跟支边的父母去了甘肃,从石油技术学校毕业后,加入中国最早的海上采油钻塔喝了4年的海风。

塔上的生活枯燥无味,一个小房间挤了10来个青壮年。8小时之外,除了从塔架这头走到那头,如何打发时间是个大问题。

工友们抽烟喝酒,打牌侃大山,李小加也参加,但总是稍微娱乐一下,就去看书、背单词、学英语了。他说自己当时并不知道学了会有什么用?但就是不愿浪费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多学点至少没有坏处的。”

这让李小加在队伍里显得既合群,又不合群。合的是,不管工友有知识没知识,他都处得来,玩得来;不合的是,他太爱学习了,不少哥们觉得,他有些无聊。

这不合群之处,最终让李小加走出了跟工友们越来越不合的人生,越走越远——

国家恢复高考后,李小加因为英语比较好考入了厦门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他先是加入刚刚创刊的《Chinadaily》做了记者,之后又到美国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继续深造,也谋求发展。

在这所大学,小加最大的收获是改变了“怕丢人”的性格。“每次老师提问,其他同学问题还没听完就举手抢答,我却总是担心答不好,不敢答,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真是无用。”但一学期下来,他却考了全班第一。

这让他认识到那些争着抢答的美国同学并不比自己强多少,也让他明白一个道理:竞争的社会,必须非常主动地表现自己,争取机会,如果等待别人来发现或提拔,那可能永远也等不到,因为有的是人会去主动争取。

弄清这个道理后,小加取长补短。一方面向美国人学,有了五分把握了就去试;一方面继续发扬中国人的传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既敢人前争先,又擅人后修炼,这种作风也渐渐融入血液,成为信仰,沿袭至今。

当时的留学生活非常困窘,李小加到美国时只有40美元。为了挣钱,摆摊儿修车他都干过,但却不觉辛苦,而是深感“太幸福了”。

“一个晚上就可以挣七八十美元,在国内哪见过那么多钱!”走进大超市、大卖场,也像是进了天堂。“当时我们就在心里想,咱们中国如果能像这里一样,那该多好啊!那时,没人敢想象中国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小加说,那种幸福感,那种反差,一直激励他加倍珍惜每一个机会。包括到今天,这也依然是他的财富,让他可以面对常人不能面对的困难:“现在再差也比那个时候好。”

【一个星期,1600美元】

在美国,小加最初学的是新闻,这让他常为工作犯愁。至今,在美国新闻界出人头地的中国人也十分罕见,当时希望就更是渺茫。

拿到学位后,小加碰了很多钉子才得到一份小报的工作机会。每月20个工作日,一月600美元多一点,“都不够养活自己的,所以我朝思暮想地要转行。”

思来想去,他决定去学跟新闻相对近一点的法律。虽然在美国,中国人学法律也同样难以出人头地,但多少比新闻好一点,再加上也没其他选择,他闷着头就去读了。

这成为他“柳暗花明”的契机,也让他多了一个体会:“我们那个年代比较不幸的是没什么选择,比较幸运的也是没什么选择。很多事情因为没选择,所以我们没多想就傻乎乎,死心塌地去干了,然后就给干成了。”

向多所学校递出申请后,李小加得到了包括哥伦比亚在内多所大学的入学邀请。权衡后,他决定选择收费最便宜的印地安那州大学,但出于礼貌,给所有录取他的学校和教授都写了一封信,感谢对方的录取之恩。

这个毫无他心,纯粹出于礼貌的周到,让幸运之神大大地关照了他。

“哥大一位教授打电话给我,问我是被哈佛、耶鲁录取了,还是被斯坦福录取了。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几所学校会比哥大更有吸引力。我说他们谁也没有录取我,我是要去印地安那。他很奇怪,问我为什么?我于是如实相告,印地安那一个学期学费才4000美元,但哥大要两到三万美元。”

李小加回忆,听完他的困难后,教授很果断地问:“钱是唯一的问题吗?”他则有些羞涩又肯定地回答:唯一的问题就是钱。

教授决定邀请小加到学校去看一看,然后再作讨论。忐忑中,小加去了,一番交流下来,得到一个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大惊喜:教授不仅答应给他读哥大法学博士的全额奖学金,还给他每年1.5万美元的生活费。

他简直不敢相信:“那我当然就要去哥大了。”后来,当这位教授退休,小加捐了一大笔钱给哥大,以教授之名成立了爱德华教授终身基金,让哥大资助像自己当年一样的人。“他是我感激一生的恩师,在关键时刻改变我的一生,也改变对美国社会的看法。”

在哥大,小加第一个学年就考了全班第一,之后一直优异。好成绩让他具备了进入著名律所的基础,之前就有经验的“敢于表现自己”,则让他把基础变成了现实。

哥大法学院每半年举行一次模拟法庭,从全年级选出几个代表分别扮演原告、被告律师,法官则由外面请来著名的校友担任。在一次模拟法庭中,李小加的辩护力压全场,并被担任模拟法官的校友特别看好,而这位校友不但是美国一所著名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同时也是美国律师协会主席。

然后,李小加走进了这位校友的办公室。

“他说我给你一份工作,工资差不多是1600美元。”小加回忆,当时他还在读书,只能暑期到公司上班,校友也清楚这个情况。

“我心想,妈呀,一个夏天就可以挣1600美元,多棒呀,美死我了。”

就在小加欢喜溢于言表时,校友补充道:

“一个星期,1600美元。”

【一代投行精英】

哥大法学博士毕业后,李小加进入了华尔街最大的Davis Polk & Wardwell律师事务所,主要工作是证券及兼并与收购的法律服务。

进律所不久,李小加就接到一个有关中国的案子。中国财政部首次面向海外发行国债,Davis Polk & Wardwell则是指定的律师事务所。因为中国背景,李小加被派上了用场,让他作为中国财政部的代表律师,与主导此次发债的主承销商美林集团(Merrill Lynch & Co.)合作,协助完成这个项目。

李小加配合完成了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项目,并在过程中被美林看上了。

1994年,李小加进入美林,不久即被派回中国,然后一工作就是9年,并从1999年开始出任美林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兼总裁。期间,他牵头完成了中国移动、中海油、中国电信等多项具有突破性意义,也被全球资本市场瞩目的重大交易。

2003年春天,李小加从美林“转会”,加盟摩根大通,担任其中国区主席兼法人总裁。

由大通银行与J.P.摩根合并而成的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Co.),被业内称为“小摩”,但这个“小摩”却不小,它既是美国第二大综合金融服务机构,也是一个流着摩根和洛克菲勒两大家族血液的悠久品牌。

摩根大通与中国的交往由来已久,但到李小加上任时,其在中国市场的成绩,尤其是投资银行业务,却乏善可陈。李小加带着厚望上任,也以漂亮的答卷离开。

在2006年中国股票交易账簿管理人的排名榜上,摩根大通已超过被称为“大摩”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以及他的老东家美林证券,成为中国排名第三的投行新巨头。李小加任前,这个成绩是第11位。

亮眼的业绩来自李小加的创新变革,最大动作是:规划并实施“哑铃式战略”。

该战略的核心是,将尚未被外资大投行重视的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与历来被外资高度重视的超级大国企,同等作为公司的目标市场,就像“哑铃”的两端并重发展。

“超级国企的大项目,有巨大的业绩和收入,还是必须做。”李小加在2007年对华商韬略解释说:“但你特别需要想清楚,明天、后天以及未来的客户会是谁,并且抓紧行动,提早准备,布局未来。我的答案是,大国企独占市场的时代正在结束,民企正在迅速崛起,这是制定‘哑铃式战略’的直接动因。”

从“选美式胜出”向“不可替代的胜出”努力,也是李小加的关键一招。

所谓“选美式胜出”,是所有投行都知道这个企业有业务,大家都去争。“就像选美小姐一样站在那里,等待企业决定选谁不选谁。”

“不可替代的胜出”则是投行结合企业需求,主动为企业创意项目方案然后去实施。“方案是你出的,只要企业认,项目自然就是你做,因为你不可替代。”

这一过程中,李小加以身作则,为摩根大通做出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标杆案例——中海油竞购尤尼科(Unocal)交易大案。

完成上市后,中海油希望跨越式发展,洞察老客户心思的李小加,让摩根大通为其量身设计了一个方案,并“不可替代”的成了方案的操盘人。

“我们认为中海油只有通过兼并收购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跨越式发展,靠自己去找油根本不可能达到目标,而且必须是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收购才可以,小打小闹也不行。”

按这一思路,摩根大通以“漏斗”策略帮助中海油筛选出了合适对象,开动了并购的战车。“把全世界的石油公司放进大漏斗,首先筛掉吃不动的;其次筛掉太小或者和中海油业务没有关联的;然后去掉根本不可能卖给我们的;最后剩下大概八、九家。”

最终,尤尼科被认为是最佳对象,中海油与摩根大通于是紧密合作,不断将交易从构想推向现实,李小加还从总部争取到支持:由摩根大通提供130亿美元的过桥贷款。

虽然这个项目最终因为政治干扰等原因以失败告终,但李小加依然将其视为辉煌的成绩,因为它拉开了中国国有大企业进军海外搞并购的序幕,并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美国《时代》周刊还因此将中海油总裁傅成玉评为200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称他以过人的胆识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保持平常心】

李小加认为,在商业上竞争,如何差异性地优化自己非常重要,而如何建立信誉,则比差异化优势还重要。

李小加建立信誉的第一准则是,不黑对手,甚至要维护对手。“心里都是希望赢的,但用什么代价去赢,非常非常重要。”

在李小加的价值观里,胜之不武对成功者的伤害比坚守原则的失败还要大。

李小加评价自己,“IQ和EQ对比,我可能EQ更强一些;数字和感觉对比,我可能感觉更强一些;从数字性训练和概念性训练来说,我可能概念性训练强一些。”

他认为,他们这群早期留学生与海归的成功,都要归于时代的造化和赐予。“因为生逢中国人不了解外国人,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而双方又都想努力靠拢的时代,这种时代机遇给我们的,远远胜过自己的努力。”

所以,他总宣扬:“我们这群人成功以后,或者自认为成功以后,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他也总保持谦卑、平和,以从容淡定的形象示人。

这让他成为有名的长期关系信奉者,很多客户、朋友,都和他是“百年好合”。当2009年接受港交所邀请,2010年正式出任港交所行政总裁,成为港交所历史上第一位非香港本土人士和“内地掌门人”之后,也是好人缘帮他很快进入角色。

当华商韬略问到李小加如何应对逆境,会不会也有自己的痛苦时,李小加的回答是:“困难总是有,但不曾觉得有什么太大的痛苦,因为我从来没有那种觉得自己天生就该怎么样的想法。对我而言,从来都是会赢什么,而不是会输什么,因为我原本就是一无所有,即使遭遇挫折也是收获,收获了经验。”

至于所谓的成功秘诀,小加强调,很重要的是,用结果证明自己的能力,用过程证明自己的品行,要让人喜欢跟你打交道,让人看到你就对你有信心,敢对你作指望,“每天都要欣欣向荣的,不能死气沉沉。”

加入港交所之后,一直强调自己是“桥梁”的李小加,成了更为重要的“桥梁”。上任不到3个月,他就给了港交所两个发展新定位,其核心都指向,要将港交所建成一座沟通香港与内地,内地与国际的“资本之桥”。

在他的推动下,沪港通、深港通、双重股权结构相继登场……“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就真正开始了。”

▲李小加谈香港交易所发行及交易监管

8年过去,功夫没负有心人。

内地证监会与香港交易所针对,创新企业出台的不同发行安排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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