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季节之前，是上海天气颇为舒服的短暂时间。这座充满了年轻活力的城市一角，新华路上，一处浓郁欧洲风格的历史建筑以及现当代本土建筑结合的新街区，置身其中让人略有恍惚，就像这座城市其他的一些地方一样。但归根结底，西方文化落实于城市的细节虽已司空见惯，这里依旧存在着中式的语言环境与思维方式，嵌套在一整个集体主义文化的基调之上。在这处新街区的一家书店之外，树荫之下，甘莹莹和李威娜刚点好了自己的下午茶，菜单上的名字与杯盘摆放的方式都颇为精致。她们两人分别来自广西和沈阳，目前都居住在上海。她们的另一个共性，除了摄影师，还有英国留学的经历。而巧合的是，甘莹莹与威娜在学生时期拍摄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涉及到来自中国的他们在异国他乡遭遇文化冲击之后的感受。
全球化进程的迅速，使得文化上的差异在某些时刻尤其明显，带来不可回避的“迷失”感。如同索菲亚·科波拉执导的电影《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的情节，让来自美国的主人公们在东京感到异样的因素，来自时差带来的失眠、不懂其中逻辑的日式火锅、以及异邦传统文化所带来的新鲜感，甚至一首KTV里的英文歌就能一下子把他们拉回遥远的故乡。这样的体验早在旅游开始兴起时就变得不再陌生——参与到另一种异域文化之中并引以为乐，同时充满困惑。
在多元文化方面，美国可以作为多文化国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上个世纪40年代时，有百分之七十的移民来自欧洲，而五十年之后，则亚洲与拉美等地的移民比例逐渐上升甚至超过了欧洲移民。文化的多元性要求人们逐渐具备更强大的理解力和接纳度。自上个世纪中开始，有关此类课题的概念就被相继提出，诸如跨文化敏感性与文化融入等概念都在从各自的角度尝试衡量与理解由文化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影响。
文化冲击：一种崭新的语言
“我当时研究了很久这个文化冲击是什么，它不是简单的两个文化之间的冲击，而是交杂了很多东西。”甘莹莹在英国留学的过程中，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文化冲击，并试图用摄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个拍摄项目由最初“栖居”的主题，慢慢发展为具有指向性地探讨居住地的变化所带来的人状态的变化。她拍摄了许多和她有一样状况的留学生，每个人都相处了一个月，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她发现令自己很痛苦又无法诉说的经历，在别人身上是可以被理解的，当这一切被重现，反而她自己“被治愈了”。
对于国人来讲，自改革开放开始，史无前例的留学潮将许多年轻人推向了陌生的文化环境之中。如今，每年有几十万留学生被送出国门，而完成学历的目标使得他们至少要在异国度过一至两年。如果说短暂的异国停留也许会带来强烈的文化冲击，却可以维持新鲜感，那么留学的经历则或许能将人们带到一种更为迷茫甚至孤独的状态中去——很多留学生往往需要克服重重障碍，才能够逐渐适应并调整自己，从而获得更高心理质量的留学生活。
“首先是语言的问题。”甘莹莹这样形容文化冲击的来源，“我当时还去研究了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是存在之家’的相关论文，人借由语言存在于一个‘家’中，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栖居在完全不同的‘家’里，不同‘家’之间的人对话十分困难。尽管我可以用英语和英国人交流，但我说出来也许不一定能表达完全我的意思，对方还不一定能够理解。”在她当时的论文之中，她对“语言”是这样理解的：“语言预先形成了视觉，引导人们如何观看，并赋予一切以意义和名字。语言让世界成为它本来的样子，也让个体成为他们自己。简而言之，人类生活在语言建构的世界中。所以当人们来自一个语言完全不同的国家时，他们很难完全理解对方，因为他们的运作方式不同。”
李威娜的留学生涯则长达九年。她在硕士期间的摄影作品由方位的迷失开始，拍摄了从家到学校往返路上途径公车站的站牌，但站名被她改成了车站方位的经纬度。这颇像那时英国给她的感觉——那条熟悉的路，或是家里的普通物件，当去掉了“身份”时，人对它们便失去了判断。在下一阶段，她拍摄了许多自己的肖像，试图探寻不同装束、身份下的自己与自我身份认同的差异。“本科时候就会有迷失的感觉，整个专业只有几位母语非英语的同学，也只有自己一个亚洲人。来英国前以为英文只有英音、美音之分，读书期间才发现英音中还有伯明翰、苏格兰等各种难懂的口音。克服了语言障碍、逐渐了解了当地文化之后，这种感觉会没有那么强烈了。”威娜在英国时的朋友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但非英国本土的会多一些，因为“和国际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大家母语都不是英语，表达不够精准时却不会成为交流的障碍。大家同为异乡人，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有共通之处，对彼此的同理心与包容性更强一些。”
变化的居所：家与孤岛
居所不一定等同于“家”的概念，但对于归属感的需求，让很多人对每天都要生活的空间产生了“家”的期待，由此产生的人们对于居所的要求，从外部的风格到内里的摆设，都充满了乡愁。然而每一种由居所和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感受都是十分个人与具体的，甚至，所处的人生阶段也会直接产生影响。
“在英国的住处和家的感觉不一样。心理上，家是中国离英国很远；身体上，仅仅是住在英国，却离中国很远。所以这种感觉就是你在一个孤岛上，离哪边都很远，没有人能触及到你，你也不能触及到任何一方。”从甘莹莹的形容之中，可一窥很多留学生对于“家”的概念的理解——在中国的时候，“世界”的概念是中国以外的地方，而到了英国以后，曾经很远的地方变成了非常具体的，身边发生的事情，而“家”反而“变成了社会概念”。
在这样的“孤岛”状况下，留学生们各自寻找着慰藉的办法。比如甘莹莹观察到的，大家会在居所里放一些有着中国认同感的东西，或是家人的照片——那就像一个窗口，透过它，可以看到家。中秋节之类的节日，甘莹莹会想要中国同学喊她一起吃一顿饭。或者，像李威娜做的一样，陌生的城市里有一家经常去所以可以被酒保认出来的酒吧，就可以获得一些归属感。而若干小时的时差之外，在国内的亲人，比如威娜的母亲，则会捧着她的相片入睡。
这样的情景和感受都被甘莹莹通过摄影记录了下来，运用半纪实半构建的方法，她将身边所搜集到的留学生的居住状态呈现出来，照片中，观者无法一眼看到这些亚洲学生的面孔——他们以个体出现，多半侧着或藏着自己的脸庞，从而具备了一种模糊的指向性。他们是一个群体，代表了拥有类似困惑的留学生。“当时中国人对留学生有一些误解，有一种他们都是很有钱，去了国外每天都是玩儿，学习就得过且过这样的刻板印象。而我自己根本没有时间玩，也是因为想学东西才出国。所以也想要国内的人看到真正的留学生活是怎样的，是挺辛苦的，大家都要经历这样的文化冲击，也都不容易。”
居所的迁移确实会给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在长期看来，可能对人的个性也有不小的塑造——它不仅来自，像甘莹莹所描述的，住所周围的人或关系网，也可能来自人与某个具体空间发生独特的关系时，这样的联系给人带来的熟悉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短暂”与“长久”的概念。除了跟随父母搬了八次家，升学、出国留学、gap year、回国，甘莹莹一个人就搬家将近二十次。长期居无定所使得她总是“习惯性寻找那种不长久的东西，因为知道肯定是无法长久”。但她又“习惯性专注”，比如即使知道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一个地方，也许不要投入感情比较好，但还是会投入感情。“所以离开时会伤感。于是到下个地方觉得不能再走了，再投入感情，最后发现自己还是要搬走。就是这种循环。”
有时候，家与异国他乡带给人的感觉又产生了调换，这往往出现在留学生们回国的时候。再次回到这个被称之为“家”的国度，甘莹莹和李威娜反而感觉到了逆向文化冲击。这体现在大城市的冷漠——同住一个小区却并没有熟络的人，也更不会有拿着烤好的热饼干送来打招呼的邻居。
对话甘莹莹、李威娜
界面影像：在中国与英国，人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有什么不同呢？
甘莹莹：我和一个印度同学关系很好，回国后还保持联系。每次聊天都会开玩笑说，我们是来促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的。但有一天他跟我说，即便我们互相信任、无话不谈，但因为文化的关系，有些事我说出来你无法理解，你说出来我也无法理解，所以还是要找家乡的人来倾诉。包括其他英国朋友，我们经常互相到家里玩，一起开车出去哪里旅游，即便如此，也让我觉得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不会越过界限来帮你，因为越过了，也许就会伤害你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
李威娜：在英国每个人个性上更独立，也因此创建了彼此交往的界限，而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紧密，相互影响更多一些。比如在中国亲朋遇到问题我们会想到主动去帮助他，当然，中国南北文化差异也很大，我指的更多是北方文化；而在英国你需要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助，得到允许才可以，否则会被认为是不尊重对方，或认为他能力不足。而与陌生人的交往中，拿公车上让座来说，直接为你自认为有需要的外国人让座他也许会觉得被冒犯了，但在中国会感觉为老人让座是一种礼节。
我在英国时的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来自津巴布韦，虽然她是英国和津巴布韦的混血，但除去血统，她并不认为自己与英国有太多关联，我们反而在文化中有更多的认同点，交往的时候更容易建立与中国朋友一样的亲近感。
界面影像：你们觉得一个固定的住所为什么会给人带来安全感？
甘莹莹：稳定，和所带来的周边的东西，比如关系网，熟悉的人（邻居、亲人）。我以前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管住在哪里都无所谓没问题的人，直到前两年我家把我从小住到大的房子卖了，那一瞬间，意味着我们家在老家就没有房子了，那一段时间我就非常地难受，一直在想我在那个最熟悉的地方就没有一个家了。我要回老家的时候，那些熟悉的老朋友，同学老师，亲人都在那边，我没有家，就会觉得流离失所，会觉得在那里没有安全感。包括在英国的时候，总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行事须小心谨慎，生怕说错一句话别人就不理你了。当时做这个拍摄项目研究的时候还引用了一个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提到的，在异国他乡就像走在一个钢丝上面，下面是没有安全网可以保护你的，没有那些你熟悉的人、事、物。
李威娜：我反而是回国之后才会小心谨慎，在英国与人交往时是比较轻松的状态。 固定的住所会更像家，会有归属感及拥有它的感觉，而不仅仅是一个一定会告别的住所。离开故乡近二十年，几乎每年都会搬家，而清楚随时要将自己从这个环境中抽离，我就不会与它建立太深的联系与情感。
界面影像：你们觉得，人和城市的关系是怎样的？
甘莹莹：我当时在拍世博园，起因是在这个城市里很难找到一个自由享用的公共空间，这边的公园会不太一样。日本就有那种可以让你俯瞰整个城市的山，重庆也有类似的，但它不是一个景点。上海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李威娜：生活的城市是可以从某些方面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我在英国时的生活状态是很放松的，早上听着鸟叫醒来，躺在公共空间的草坪上晒太阳、睡一觉也不会有人打扰、走在路上也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刚来上海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在准备世博，噪音让你感觉无处可逃，焦虑感随之而来。我对噪音很敏感，所以后来有一个系列是关于噪音的。比如地铁上有一些人喜欢公放手机的声音或大声讲话，想读书时就会不断被打扰，或者有一些咖啡馆很嘈杂，就很难带着电脑去工作。在上海城市中要找到安静独处的公共空间是很奢侈的，这不仅限制了我与空间的共处方法，也影响了我对住所的要求，在嘈杂的大环境中需要有让我安静独处的一个小世界。
界面影像：如果面对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真的让你很痛苦的时候，会不会反而不想把它拍下来？比如它会让你觉得，把它拍下来的这件事情比起痛苦来说太轻了。
甘莹莹：我最大的痛苦就是强迫症。这个系列里最开始我先拍了静物，是因为我当时在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房间会这么乱。听起来好像毫不相关，但当时我找到一些书，说环境变化和居住变化（Residential Mobility），会导致某些情况下房间的混乱。我觉得之前的室友不喜欢收拾自己的东西，后来发现是因为房间大部分被我的物品占有了，她就觉得这个空间不属于她，就会通过不收拾东西的方式去宣誓整个空间的主权。回国后也发现有些来上海工作的年轻人租的房子里，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马桶烂了，他们也不会去修，因为觉得这里不是他们的家，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个睡觉的地方而已。其实居所让人产生的心理变化，会通过物体显现出来。一开始我就在拍这些乱的东西，觉得可能是一种治愈的方案，后来发现不行，那些乱已经堵在我的脑袋里了，拍摄并没有解决痛苦，这么乱拍下来也不好看。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痛苦已经强大到拍照已经无法解决了。
李威娜：我之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在看摄影师周仰拍摄外婆的“漫长的告别”系列时，心里的震撼特别大，有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有勇气举起相机。而今年的前五个月中，我不断的被迫面对离别多年的情感的逝去、用心经营的工作室的结束、猫咪的离去、以及至亲的突然离世。真的面对时，我还是很挣扎是否要纪录下这些悲伤的情绪，后来我决定，与其让自己陷入痛苦中，不如与一直陪伴自己的摄影一起来面对。所以我一直有在纪录这段时间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直面痛苦并按下快门，就像一个有仪式感的告别，也为自己悲伤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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