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母亲

2014年，我为了一份教职搬到俄亥俄州，不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艺术家和朋友。我最先遇到的是劳拉·拉森（Laura Larson），她住在俄亥俄州的阿森斯，是俄亥俄大学的摄影系教授。作为礼物，她把自己的新书《看不见的母亲》（Hidden Mother）赠送给我。之后，我一直想写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影响。在这本小书中，拉森将她领养女儿（现9岁）的经历与19世纪“看不见的母亲”的历史结合在了一起。19世纪，母亲和她们的女儿一起拍照，但母亲的形象或会被布料遮盖，或会被刮除，或会以其他方式从照片中抹去。拉森的写作融合了回忆录、诗歌、传记和创意非虚构，继承了玛吉·纳尔逊（Maggie Nelson）、萨拉·曼古索（Sarah Manguso）、韦恩·科斯滕博姆（Wayne Koestenbaum），当然还有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风格。但拉森在亲切和含糊之间找到了一个中间点，展现了她自己的风格。

卡门·温特（Carmen Winant）：你在书中写道，你是通过照片来逐渐了解你女儿的，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她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 的孤儿院长大，你住在地球另一端的俄亥俄。你一直在与摄影打交道，你也许曾质疑过摄影是否能够捕捉到真相和实质，那么领养女儿的经历是否影响了你对摄影的理解？

劳拉·拉森：在完成领养加迪斯（Gadisse）的法律过程中，我大概收到了她的15张照片，第一批和第二批照片之间间隔了两个月。那时距离我提交领养申请已经过去了九个月，相比之下，两个月还不算太难熬。但自从我收到她的照片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母亲，加迪斯的母亲。我觉得真实，也觉得困惑，而这些强烈的情感都是基于几张照片而产生的。作为艺术家，我用了很长时间思考媒介的重要性。我本来不是一个感性的人，但现在我却变成了这个样子！作为父母总有一些好奇的成分，考虑这个小人会变成什么样，她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加迪斯的照片成为我投射感情的屏幕和脸庞。我努力平衡我的幻想、疑问和恐惧，而我的摇摆和怀疑早已消失。

温特：翻阅这本书时，其中有一句话老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你第一次和加迪斯见面，你写道：“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去接她的路上我有过犹豫，我停在一切都将变得真实的路口。”

拉森：是的。我收到的她的照片都是由陌生人拍摄的，比如政府官员、领养机构工作人员、和她见过面的家庭等等。他们和她有着面对面的接触，我却在世界的这一端盯着几张电子版照片，这让我嫉妒而又伤感。因为照片都是由业余人士拍摄的，所以质量参差不齐，这又为我的体验增加了一种陌生感。我开始越来越受挫。靠近一点！用闪光灯！我可以从照片中看出来摄影师有没有了解她，也能分辨出哪些照片只是摄影师例行公事的拍摄而已。我在书中没写这段故事，但她有一张照片的背景是一块白板，上面写着她的名字。这幅照片让我崩溃了。这些小细节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她的脆弱，也让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距离。当我终于和她见面时，那些照片都变成了一个模糊的背景，而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人。我能认得出她的脸，却并不完全了解她。我能够预料到这一点，在看了七个月照片后，真的见到我的女儿并抱住她，带来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温特：你在书中探讨了疗愈和摄影过程的直接联系。你写道：“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胶棉在战场上会被用来敷在患处起到保护和治疗效果。”而这种用于拯救生命的化学材料后来却让照片中的母亲“消失”了，这让我非常震惊。

拉森：胶棉可以用来修补人体，让人体变得更完整，而它也可以用来呈现母亲、母女和领养的过程。当照片中的母亲被擦除时，这是用胶棉造成的一个伤口。或许这本书也能用来检验女权主义。在照片中被隐藏、边缘化和损害的关系，在书中得到了修补。你可以治疗伤口，抚平身体上的伤痛，但心理上的创伤和疤痕仍然会留在身体上。 这才是疗愈的全过程，它一直在持续，没有尽头。

温特：因为这与你女儿有关，你能更直接地解释这个过程吗？

拉森：当然。这些思考都源自加迪斯的照片。我感觉自己与她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联系越来越完整，但这种完整是建立在心理愈合的基础上的。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领养过程中依恋所扮演的角色。对父母的依恋对儿童发展至关重要，而这种情感也是领养儿童心理疗愈的一环。与新的父母建立联系，是儿童情感健康和创伤恢复的关键。

写书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湿胶棉工作坊，以便对此有更好的了解。我在这里了解了胶棉在手术中的运用。这种液体材质非常粘稠，因此有着更强大的能力。胶棉的疗愈过程有着某种诗意，可以与分娩的过程类比。湿版摄影在摄影师和拍摄主体之间建立了一种身体上的联系，而这同样在主体的身体上有所体现。不稳定的化学物质能够治愈伤口，而人体摄影也同样是在脆弱的光影和化学反应中产生的。

温特：你能简单聊一聊这本书的写作结构吗？书中短小交织的章节让人想到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A Lover's Discourse），你把个人的成长和摄影的发展结合在了一起。

拉森：巴特的符号释义、简短章节、回环结构和棱镜效果都对这本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术界一直没有关于“看不见的母亲”的作品，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应该写一部批评作品。后来我意识到可以围绕我自己作为摄影师的经验进行写作，而不是以一位历史学家或批评家的身份来写作，这让我感受到了自由。我知道摄影需要情感的交流，也要解决呈现作品时要面对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同时也能体验到拍摄和成片时的兴奋。我希望我作为摄影师和母亲的两种身份能够形成对比。

温特：你是什么时候打算写这本书的？ 

拉森：我开始准备领养档案的时候写了一篇论文，这是这本书的起点。凑巧的是，我那时候刚好接触到了“看不见的母亲”摄影，我马上意识到我要通过这些照片来讲述一个故事。这些“看不见的母亲”的照片释放了我的所有渴望，也让我不再去想领养中要经历的事情，它们成了我的避难所。我不想写一本常规的回忆录或者告解书。我非常注重隐私，所以也根据主题有所保留。这些照片让我得以讲述自己故事的不同部分。 

温特：你开始写作时，领养已经正式生效了吗？它见证了你开始领养的过程，各种等待，流程和期待吗？ 

拉森：加迪斯四岁的时候，我开始写作。照料她耗费了我的大量精力，领养的过程让我失去了方向，而她还小的时候我也没有时间精力来写作。在我刚开始成为单身母亲的前几年，我没时间工作，没时间去摄影工作室，但我仍然能挤出一点时间写作。这真的很不容易！从她断奶，到我陪着她睡觉，到她自己一个人睡觉，我都会坐在她卧室门口的地上陪着她。她一般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入睡，这段时间她需要我一直陪着她。所以我坐在黑暗里，在笔记本电脑上写下零碎的想法，一边安抚她给她唱歌。一开始我围绕每一张照片讲述背后的故事，之后我用自己作为母亲的经历把这些片段串联起来。这本书的结构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像星座一样一点点连起来的。

温特：这也改变了你的摄影流程吗？

拉森：写这本书对我的摄影流程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历史研究在我的摄影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也成为了我的出发点。直接分析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抛下了作为作者的包袱，而此前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我背负着这样的包袱。我也很高兴看到这对我摄影工作带来的改变。

温特：我最近也在进行“母亲”方面的研究，但这个领域让我觉得紧张。我担心我会让自己与世隔绝，担心也许大家不会严肃对待我的成果。你能简单谈谈你对作品中呈现母亲这个身份的看法吗，包括养母的身份，单身母亲的身份。

拉森：我也有过同样的担心。女性作品总被边缘化，而母亲是女性的其中一种身份。但因为我了解那些边缘化的术语，并努力试图避开这些领域，所以我的焦虑也相应地有所缓解。幸运地是，我的导师们——帕特里夏·马修斯（Patricia Mathews）、玛尔塔·罗斯勒（Martha Rosler）、玛丽·凯莉（Mary Kelly）不仅仅是艺术家、学者，她们也是母亲。说实话，更让我惴惴不安的是向大众分享我的个人生活，尤其是我失去母亲这段经历，我和母亲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以巴特为榜样写这样一本自传，让我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回到你的问题上，有很多事情让我迫切地想要做一个母亲，而这些经历与我的作品是密不可分的，它们表达了我的生活方式。我希望我的书能把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

温特：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但我的确觉得自己从没阅读过关于领养的作品，尤其是你这样的背景。我第一次读你的书时才意识到这一点，这个领域好像还是一片空白。

拉森：作为母亲，领养一直是第二选择。除非你真的不能怀孕，除非你自己选择成为一个单身母亲，你才会去考虑自己领养。我在二十几岁时就知道自己想做一个母亲，而直觉告诉我领养是我的第一选择。对我来说，即使我知道可能会失败，这也仍然是一种想要寻求某种联系、对为人母有所图的决定。领养是很严肃的选择，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温特：你写道，“我不知道法律程序会如何进行，命运就这样揭开面纱，而我却逐渐开始担心我的兴奋是建立在另一个母亲的失去之上的。”我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无论是在艺术的范畴之内还是之外，这都让本就复杂的母亲身份更加复杂了。

拉森：我认为要孩子的过程是一个自私的行为。我并不是为了评判任何人。在我自己的例子里，我们是一个跨种族的家庭，她是我领养来的女儿，我无法逃避其中失去的东西。

温特：“看不见的母亲”的照片让我觉得非常伤感。我一直担心母亲会在背景中消失，把位置留给孩子，你在写作中用了一种更微妙的方式来谈论这个主题。

拉森：大部分照片都非常暴力。我不觉得我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些照片本身就可以讲述她们的故事。为什么不让母亲和孩子们一同出现在照片中？有些照片非常极端，就像是某种黑色喜剧一般，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会做出这样的事？照片上的裂痕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对母亲们的不公，但即便如此，母子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于照片中。母亲就像是在和相机玩着捉迷藏，孩子们的重力吸引着母亲看不见的身体，我为此着迷。我在这里！母亲在这里！失去是为人母的一部分。但我也能从这些照片中看到矛盾和犹豫。这种情绪迟早会出现，而我知道自己现在就已经有准备了。

温特：没错，就像你写的，“和‘看不见的母亲’一样，我和女儿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割裂。”

拉森：是的。她的生母也是“看不见”的，在亚的斯亚贝巴孤儿院里照顾她的女性也是“看不见”的。在我收到的加迪斯的照片中，最让我感到放松的是她和孤儿院女保姆的合影。我喜欢看到那些女性抱着她，但同时我也能感受到一种痛苦。这些保姆本身也是母亲，而照顾其他孩子是她们的工作。承担母亲角色的不一定是生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在更宽泛的框架中指出她们的贡献。

温特：书中用很大的篇幅描述了你在见到加迪斯之前，她在照片中的模样。你能谈谈为何决定只在书的结尾处仅放一张她的照片吗？这张照片中，我们看不到你们两个人的脸，她的身体是背对着电脑摄像头的。

拉森：《看不见的母亲》是我的故事，我故意没有把加迪斯的照片收录进去，因为总有一天她会讲述她自己的故事。小时候她很讨厌拍照，我电脑上的拍照应用是她唯一能接受我们一起合照的方式。在这张照片中我们互相拥抱，但她却转身远离我，因为她想看自己在屏幕里的样子。我截去了我们的脸，但从我们的身体接触中，你可以感受到我们之间的联系。这是我对拉康“镜像阶段”的致敬，孩子会意识到他们的自我认同和母亲是不一样的。而在领养关系中，我与她之间确实有着联系，但她的身体在远离我，恰如发现镜像自我的普通小孩一样。加迪斯在来到我怀抱之前已经失去了她的生母。她在这个世界的经历会和我的体验完全不同，因为她来自非洲，所以这也是我在考虑的一种割裂。

温特：巴特写过他的母亲亨丽埃特（Henriette），他为母亲的逝世而悲痛，只好在她五岁时的一张照片中寻求慰藉。而你写道，“他并没有把这张作品收录在书中，他的文字也非常克制。他称摄影这种媒介本身就体现了母性，主体和经历既存在当下，又已经消逝。”

拉森：巴特视摄影为一种母性媒介，这种看法是非常激进的，因为他并没有神化女性分娩这一过程。也就是，一切解读皆有因果，但个人的共鸣除外。他坚持认为摄影中的情绪有一种循环但不合理的节奏，这和我在“看不见的母亲”照片中所获得的为人母感受是一致的。他写道，亨丽埃特似乎永远被保存在了冬日花园的那幅照片中，而回忆和当下却是一致的。他在写失去自己的母亲，但母亲的伤口（我觉得是他父母的离婚）也成为了巴特的伤口。

温特：当你写你收到了加迪斯的第二批照片时，这时距离你第一次收到她的介绍照片已经过去了两个月，照片中的她已经长大了。你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巴特的克制。

拉森：我收到第一批照片时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也让第二批如此不同的照片给我带来了更深的震撼。这些照片就是我的冬日花园。出于对加迪斯隐私的尊重，我永远不会把这些照片打印出来，但照片中确实包含了她一部分难以言说的自我。和巴特悲痛的拒绝不同，我在书中收录了我们两个人的照片，尽管只是公开了其中一小部分。我在临近结尾时才插入这张照片，我们的故事很复杂，但这一刻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幸福的结局。

注：作者卡门·温特（Carmen Winant）是一位艺术家和作家，同时也是哥伦布艺术与设计学院（Columbu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视觉研究及当代艺术历史系的助理教授。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