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丽来让我们怀念被日光漂白的旧照片、梦幻的回忆和对旧时光的渴望，但早在此之前，宝丽来曾被认为是昙花一现的未来科技。
1972年，宝丽来公司的SX-70拍立得相机面世。当时，美国正在征兵参加越南战争，索尼随身听七年之后才会出现，大多数人需要等几天甚至几周才能看到冲洗出来的照片。
同一天，德国导演、摄影师维姆·文德斯来到美国，对他来说，SX-70是进步的缩影，是科技的奇迹。
在70年代早期，创意的喷涌让他拍摄了12000张宝丽来照片。文德斯在邮件采访中写道，宝丽来“是数字时代的黎明，代表着新的开始。”
“那时候，每个人都会站在你身后盯着你手中打印出来的小小照片，他们不仅仅是为之惊奇，同样也充满渴望。‘我也要这个玩意！’”导演过经典公路电影《德州，巴黎》（Paris, Texas）、奥斯卡提名纪录片《乐士浮生录》（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文德斯说。
“小孩子们尤其为此疯狂。现在，我们理所当然地在电子设备上实时看到世界，但那时，宝丽来就像是一场文化的革新。我们都觉得看到了未来，事实的确如此。”
70年代，方形的宝丽来照片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并自此成为人们迷恋的主题。宝丽来的审美影响了创意人士，比如摄影师赖恩·麦金利（Ryan McGinley）和艺术家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Instagram早期的成功，可能也是部分因为它模仿了经典宝丽来照片的外形和形式。《即影即有：宝丽来的故事》（Instant: The Story of Polaroid）作者克里斯托弗·博纳诺斯（Christopher Bonanos）将宝丽来与苹果公司相提并论，后者在70年代后期带来了家庭电脑的大变革。
在繁盛时期，宝丽来是一家专注于设计的科技巨头，它也有着自己的乔布斯——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1948年，兰德制造出了第一架拍立得相机。兰德将这项发明归功于他的女儿厌倦了冲洗照片的等待。
随着SX-70面世，宝丽来照片吸引了巨大的人气。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等艺术家接纳了这种充满趣味性的相机，并探索了其技术界限。他们拍摄拼贴照、自拍和上千张肖像。这些照片通常是正面照，焦点在方形相纸的正中，这成为了宝丽来照片的代表构图。
不间断的吸引力
本月，德国的“C/O柏林”摄影展览馆举办了两个展览来庆祝宝丽来的前世今生。其中一个展出了文德斯拍摄的部分照片，除了他对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等好莱坞明星的风采捕捉之外，还有他1972年对自己平淡生活的记录（比如早餐），而这样的题材在宝丽来出现之前是很少值得捕捉的。
第二个展览名为《宝丽来项目》（The Polaroid Project），囊括了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盖·伯丁（Guy Bourdin）、荒木经惟（Nobuyoshi Araki）、巴尔巴拉·克兰（Barbara Crane）、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等艺术家拍摄的宝丽来照片。
C/O柏林的策展人安娜·杜克-冈萨莱斯（Anna Duque y González）说，是亲密感让我们怀念宝丽来。“宝丽来是一种真实的社交媒介，那时，社交仍然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她在电话采访中说。
“你观察这些照片成形，这需要一点时间，然后把它作为礼物送人。这是人类之间的真实交流。现在的社交媒体让一切都变得如此抽象。”
自SX-70面世45年以来，宝丽来照片仍然有着持续的吸引力，反映了宝丽来在摄影过去和未来的地位。即影即有介于模拟和数字之间，介于一门手艺与反射行为之间。它就像是Instagram上的闪照（snap），但却在摄影师和拍摄主体之间创造了另一种珍贵的客体。
冈萨莱斯说，文德斯在70年代捐出了他拍摄的三分之二的照片，因为他相信这些照片也同样属于拍摄主体。
“这也是为什么宝丽来现在又重获了成功。因为人们开始渴望真实的关系、物体，而不希望一切都是数字化的。”她说，“现在，世界变得更抽象、更数字化，也许更虚假，而宝丽来照片是一种回应，它很重要。”
宝丽来的未来
宝丽来和它的老对头富士胶片（FujiFilm）在数字时代都经历了跌跌撞撞，却依然尽全力坚持尝试复兴即时成像照片。尽管如此，在销量下降和二度破产的影响下，宝丽来公司在2008年停产了相纸和模拟相机的生产。
欧洲“不可能项目”（Impossible Project）公司收购了宝丽来的知识产权，自己生产即时相纸。2017年5月，该公司拿下了“宝丽来”的商标名，并在去年9月以“宝丽来原创”（Polaroid Originals）的名字上市了相纸和相机。
同时，当代艺术家一直在探索即时成像的界限和意义。对许多艺术家来说，即时成像仍然是表达怀旧趣味的根本方式，可以带领人们回到曾有着更加光明前景的过去。
安迪·沃霍尔和艾多·波特格里奥（Edo Bertoglio）的工厂时代宝丽来照片，德比·哈里（Debbie Harry）、格雷丝·琼斯（Grace Jones）和麦当娜（Madonna）等明星面无表情的高对比度肖像照片，仍然散发着慵懒的光芒。其他艺术家则用宝丽来这种形式呼吁人们关注移民危机等政治问题。
但在高像素手机摄影的年代里，包括文德斯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宝丽来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文德斯的新纪录片《方济各教宗：遵守承诺的人》（Pope Francis: A Man of his Word）刚刚上映，这位电影人一直勇于接受新科技，他在2011年拍摄舞蹈纪录片《皮娜》（Pina）时就运用了3D摄影技术。文德斯仍然很容易怀旧。他承认自己要是能留下更多之前拍摄的宝丽来照片就好了。“天啊，我要是能留下一半也好啊！”他说，并怀念已在2010年去世的丹尼斯·霍珀在拍摄1977年电影《美国朋友》（The American Friend）关键一幕时自拍的照片。
“霍珀用SX-70自拍了一系列照片，然后他躺在撞球台上，把这些照片洒在自己身上。这可能是他自责的一种奇怪表现，也可能是他自我净化的一种仪式。”
“我们每次都用一盒新的相纸，那一场戏的好几个镜头我们都拍了。但那时拍摄的宝丽来照片没有一张保留了下来。也许是丹尼斯把所有照片都私藏起来了，也有可能是剧组的每一个人拿走了一张。”
翻译：李思璟
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