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避孕药之父”翟若适（Carl Djerassi）因肝癌和骨癌的并发症在美国旧金山的家中去世了，享年91岁。人类在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化学家的同时，还失去了一位诗人、短篇小说作家和编剧。

翟若适生于维也纳，长于保加利亚，16岁那年随母亲移民至美国，是唯一一位先后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和美国国家技术奖章的科学家。1999年，他与爱迪生、爱因斯坦及牛顿等著名学者及发明家一道，被《泰晤士报》评为“千年最有影响力的三十大人物”之一。

63年前，翟若适与另一位化学家和一名学生助理在墨西哥城（Mexico City）成功合成了第一代口服避孕药的关键成分炔诺酮（norethindrone）——一种孕激素。1951年10月15日因此成为一个值得后世记住的日子，翟若适也因此成为人们记忆中的“避孕药之父”。

但他自己觉得这个称呼不太公平，因为炔诺酮的合成还有他的同事Gregory Pincus以及助理Luis E. Miramontes的功劳，M.C.Chang、John Rock和其它科学家亦对口服避孕药丸的最终制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口服避孕药问世后，被多家制药公司生产，包括翟若适和他的同事所在的公司Syntex。这种小小的药丸发挥了不可想象的巨大社会影响：生育繁衍变得前所未有地可控，意外怀孕和堕胎几率大大减少，成千上万的女性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怀孕、教育和职业生涯。它的发明和推广伴随了1960年代的社会变迁和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甚至动摇了传统的婚姻、性与生育三者之间的联系。

不过，和许多新生事物一样，口服避孕药也曾引起过广泛的争议。反对的声音认为，避孕药为性滥交提供了保险，为通奸和出轨推波助澜，是对社会伦理的挑战。而人工避孕在一些宗教中也被视为禁忌，比如罗马天主教会。

这一切也改变了翟若适的生活，让他对科学是如何影响社会的话题极为感兴趣。“将性行为与避孕措施分离，避孕药掀起了近代最不朽的运动之一。”翟若适曾在书中写道。同时他也注意到，避孕药可能反而造成了女性的负担，因为男人们可能因此不使用避孕套了。

1969年，他提交了一篇公共政策的论文，是关于美国避孕药的全球影响的研究。1970年，他发表了另一篇论文，阐述男性避孕药的可行性。“这两篇公共政策文章背后的思考让我确信，是政治，而非科学，会在人类未来的避孕上起支配性作用。”他写道。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尽管癌症的折磨让他衰弱不堪，翟若适依然乐于参与到关于生育技术最新研究的讨论当中，往返于他在旧金山、维也纳和伦敦的家。在一些文章和访谈中，他提倡通过冷冻卵子，使职业女性能够推迟生育。

除了化学家的身份，他还是一名诗人、短篇小说作家和编剧。《诺贝尔的囚徒》（Cantor’s Dilemma）是他出版的一部关于科学欺诈的小说，在美国出版后已重印十几次；他还写过一部关于18世纪发明的戏剧《氧》（Oxygen）。

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Syntex公司的股份给予了他足够的财富去经营这一花销不菲的爱好。他收藏了许多20世纪的重要艺术品，特别是Paul Klee等现代画家的作品——这些后来都捐献给了美国和欧洲的博物馆。

“我认识的人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把科学的掌控和文学的天赋结合得如此之好。”斯坦福大学教授、翟若适的同事Richard Zare评价道，“翟若适可能是我们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化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