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娱铁锈区

费尽心思打磨每个镜头和场景。

让每个句子都有意义，像金子一样金光肆溢，成为串联片段的那条丝线。可回到作品本身，主题和意义却不重要。这是姜文想要的。

姜文是“讲究人“，如同他在电影里讲的“讲究是根本”。因此画面、配乐、剪辑、演技、台词，场景，道具，都十分讲究。他讲究的“电影语言”。

意义不重要

观影群体一分为二，一边是水，一边是火。

看到姜文讲究之处的人，视其为神。看到姜文不讲究之处的人，视他为神经病。后者将姜文电影主题和整体指向模糊，看作最大的“不讲究”，认为姜文在“臭显摆”，报以恨铁不成钢的“批评”。

其实，艺术史上总有些作品是多意多元的，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意义，导致外部解读同样是多元多意的。解读无尽，则作品的生命不衰。这种审美趋势，从后现代主义开始，然后越走越远。

因此，不要试图从整体或主题上读懂它们，即便作者本人，未必能看懂自己的作品。因为创作之初，意义和整体指向就不是目的。

姜文上“十三邀”和许知远尬聊。许知远问他，“你在创作过程中，也经常带有一种戏谑吗？”姜文对外部的这种解读，持某种变相承认的态度。许知远接着问，历史就是这么戏谑的？

面对有点儿咄咄逼人的质疑，姜文答：“不是我戏谑。你觉得他们严肃吗？外国历史也不严肃，你看狄更斯写过英国史，他写英国诺曼底的贵族打来打去，最后找着仇人一下把头砍下来，说我终于找到你，报仇了，接着把敌人鼻子都咬下来了。这严肃吗？很不严肃我觉得。”

姜文看待“世界和意义”这种宏大主题，骨子里显示出“不屑”的气味。他似乎觉得这世界本来就不严肃。不严肃，还需要什么意义？既然历史都不严肃，干嘛还要装模作样的赋予它意义呢。

对“邪不压正”在整体上的“意义”，姜文的确很不屑。

“没有意义本身，就是意义”，这是不是姜文的潜台词？

如果是，很符合他的口气。里面也多少有点儿萨特的“存在主义”味道。电影中，明明可以用故事制造意义，可全都被姜文自己有意识的堵上了。

一个打着复仇主题的故事，最后变成对“复仇”意义的消解，或者说，姜文对复仇本身固有的意义不屑一顾，就像对待冰箱里的隔夜菜一样。给你制造意义的期待，在意义呈现过程中消解它。给你点燃火苗的预期，照亮黑暗的中途吹灭它。姜文依旧延续“一步之遥”对大众的俯瞰。

05年，姜文接受专访时，记者拿顾长卫的“孔雀”问姜文：“你觉得顾导通过这部片子想反映什么主题？”

姜文反问记者，“拿主题说事，那是评论家的事。中国现在有很多影片拿出来是散的，摄影、导演、演员好像是用连环画粘在一起。而‘孔雀’拍得是浑然一体，这样的境界很高，也很难做到。”

显然，对电影的主题和意义的不care，是由来已久的态度。电影中，蓝青峰十五年做“局”，电影的节奏和安排，也算步步为营。对观众而言，这个局无论走向国家情怀，还是朴素的杀人偿命，或许都可接受。

但姜文偏偏不如你们愿，半路杀出来，把这个局给砸烂了。“局”的意义是什么？不需要意义。姜文告诉所有人，“古典叙事”不是他追逐的地平线。

为了拍北京城的房顶，他去云南找了块地，搭出四万平米的屋顶，瓦片很容易碎，每次拍完一场飞檐走壁的戏，瓦片都会碎成一地，因此又要重新整理、搭建。

对现实的姜文而言，他给自己和他人打造了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屋顶”，那里可以自由奔跑，可大多数人依旧爬不上这片自由之地。“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都可以算是姜文无拘无束的屋顶。

不过，“邪不压正”的屋顶还是有烟火气的，房子是造在地面上的，“一步之遥”那座大教堂，则是立于云端。那里的风景，只有姜文孤独的看着日落与云海。

语言可自证存在

演员时代的姜文，曾对海外电影节上映的中国电影很不满，参加电影节观影时，一度还想从影厅里逃走，深怕别人知道他是片里的演员。

他认为中国电影最门槛的事都没做好：“中国电影虽然有很多思考在里面，但节奏又慢，颜色也不好，很多电影的技术、手段都没有充分利用上。好多国外电影并不高级，思想性也一般，但是他们的技术做得非常好，就是要声有声，要色有色，光是声音和色彩，你就有很大的享受。”

姜文认为这事儿是可以做好的，“于是我就一直在追求，起码把它做好”，上海电影节有人问他中国电影的变化。他答：“起码现在电影拍得让人乍一看还都像电影，样儿都没错。这其实是挺大一进步，以前连样儿都不是。”

因此，相对于“故事”本身，姜文显然更关心“语言”，看看“邪不压正”每个镜头和画面的质感，每个精致的场景，密度很大，很重。他在“圆桌派”与窦文涛对话时就直言：“难的是，你能不能不讲一个故事。”

故事是标准化的，早写完了，通过故事“表意”和跨出熟知边界，被艺术家视为“有限”的。语言更能彰显野心。从语言角度看，除了对词汇、句式训练带来的审美未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往往也代表了作者的可能性。

追求“语言”是伟大作者的第一道门槛。表现在电影中是对细节反复斟酌、反经验的冗长对话，及故事逻辑退居幕后和角色行为驱动力不足。无论“邪不压正”还是“一步之遥”，语言都成为替代电影的主体。

因此，姜文的电影中，语言本身才是节点，是最大的那个“意义”，将表意的主体替换为语言，而不是电影本身，这是姜文电影创作的门槛和追求。所以，语言逻辑构成了整个电影的逻辑。

语言逻辑和故事逻辑不一样。比如，彭于晏在电影中没头没脑的被打了一针，然后拉出了“偷刀，把章盖到女人屁股上”这条重要线索。这些情节是突然出现的，不是小心翼翼铺陈出来的。这不符合故事推进原则，不符合一个复仇者的角色行为。

姜文却这么做了。这条导致剧情急剧走向的线索，是彭于晏毫无目的走到街上，不小心碰倒店铺的下水。不知哪儿跑出来个烟鬼，拿走了他的钱。因为拿不到钱，被免费赠送了一剂鸦片针，带出一系列荒诞情节和行为。

没有交代与伏笔，算得上“任意妄为”。如同上帝在说，彭于晏要遭罪，于是彭于晏就遭了罪。姜文就是那个枉顾故事逻辑的“上帝”。

这也符合姜文看待世界、生活、历史的那种戏谑的世界观。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个世界本来就不严肃的。所以，他的电影中，人之常情的“逻辑”往往是“无效”的。

另一面，在电影的局部是精彩绝伦的：抓烟鬼，烟鬼把钱给了鸦片贩子，他就跟鸦片贩子要钱，伸到窗口内拿钱，可对方不给钱，说是可以免费打针。然后给了彭于晏一针。打了鸦片针的彭于晏，在迷幻中干下一系列导致命运和剧情转折的荒唐事。

这里，视觉逻辑是流畅的，语言是连续性的，有趣的，气味是统一的，前后相接的。这种局部呈现，是姜文巴不得把满汉全席塞进饭盒。试图让观众从故事，回到语言，制造反经验的阅读。

姜文试图通过语言对片段进行排列和连接，重建电影叙述。情节、逻辑和故事，退到幕后。因此，观众试图从故事和逻辑进入电影，很难。

这就导致，我们在电影的阅读中，不得不随时“急刹车”，停下来，来深入内里品位这种“密度”。

从语言角度看，彭于晏“走到街道，挨了一针”，堪称神来之笔。轻松写意，迷离魔幻。所谓历史和大事，姜文用这种戏谑和无所谓的态度告诉大家，都来自琐碎和无常。就像电影中那句暗号“C’estla vie”，意思是“这就是生活”。

语言的目的是，逃出“故乡”和熟知区域，在制造“陌生感官”的道路上，寻找符合经验主义的内里，用大白话讲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然后，突破大众审美，开拓新的边疆。

语言追求这种“美感”的同时，往往表现出反主流、反次序的特点，可是，语言的内部结构，又是被作者进行精致有序排列的。这真的需要大的才华。

语言足够“出色”，可以解构作品的整体性和主题指向。

某种意义上，“语言”的确也可以“自证存在”，让一部没有“意义”的作品找到存在的意义。

因此，对语言投资没有任何问题，浓稠的密度也没问题，姜文的问题是，一方面，因为故事的反逻辑，导致观众无法从故事本身进入电影，另一面，语言体现出来的审美倾向，又没找到反大众深处的“大众共鸣”。因此，观众也无法从语言本身进入，或者说，进入很不容易。

姜文把无限风光和百花盛开，围在高墙内的花园里，然后跟我们说春色满园。这是招来批评的重要原因。

结尾：个人表达同样可以通往大众共鸣​

对迈过那道“门槛”的作者而言，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的天花板，姜文式的“作”，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许知远问姜文怎么看待“反叛”，姜文对此嗤之以鼻，他说，他只想表达自己。

个人表达和大众之间，通俗理解上的确是相悖的，前者代表了反主流，后者代表了通俗文化。但个人表达，依然可以通过“反大众”，找到伟大的“大众”。

黑泽明当年从“大众娱乐”的角度切进去，切出来一部名留青史的经典。姜文会不会搞出一部中国式的《七武士》。至少，他是很有希望的那个。

可是，如果姜文永远停留于对“词汇和句子”的训练，停留于享受寻找那些隐秘的“分叉的小径”的窃喜，他同样也会杀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