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再次到达“钢城”辽宁鞍山的时候，天还未黑透。

从酒店窗口望出去，脚下的这座城市被一条穿城而过的铁路整齐分割，路东是鞍山钢铁(以下简称“鞍钢”)家属区，路西是工民区，北边是鞍钢主厂区，南面是鞍山市区。

整个城区的建筑风格依然顽固地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模样，钢厂、铁厂、医院、学校……甚至连体育馆前都钉着“鞍钢”二字，远处的高炉依旧日夜不停。

时间似乎在这里静止了。

唯有火热的工地之外，日渐多出的一间间废弃厂房，隐隐让我瞥见了时代变幻里，这座城市还在缓慢挣扎着的身影。

“这都是原来的老厂子了，现在不比当年喽，不比喽。”作为土生土长的老鞍山人，刘明一家都扎根在这座城市的大钢厂里。

但每当我向他问及一些废厂房的由来，老人便会操着浓重的鞍山口音对我莫可多言地摇摇手，有些皲裂的指头和掌心，布满了坚硬泛黄的老茧，这是30多年钢厂的拉炉工作，给他的“馈赠”。

城市与钢厂共生共荣共痛的近70年历史，就这样水乳交融地汇集在这位老人身上。而他已经黯淡的双眼里，只有言及“想当年”时，才会曝出一两点光亮，转瞬又熄灭。

鞍钢，东北独特的一种景观

1953年8月，东北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年仅21岁的沈荣被分配到鞍山钢铁公司技术处担任工程师工作。

彼时的鞍钢正锣鼓喧天，工人们意气风发，“那时候厂子里，各部门都有大批的苏联专家做指导，还引入大量苏联的先进技术，现在看，是很有推广价值的”。

沈荣所在的部门，便是苏联专家组长列茨热科夫建议成立的新部门——机械科，成立目的是要把鞍钢蓬勃发展的技术革新势态更加健康地向前推进。

其时，矿山用的钢球产量低，满足不了生产需要。经过反复思考后，沈荣和同事大胆提出了“将钢棒加热后用斜轧方式将其轧成钢球的建议”，并且在机械科的试验工厂进行了制造。

1955年下半年，在成功地轧出铅球后，沈荣和同事又将钢棒加热，轧出了钢球。

就这样，中国第一台钢球轧机问世了。

“当时对这个成果认识不足，现在回忆起来，这是在轧钢工艺方面一项重大突破和发明。”这是沈荣一生都为之骄傲的发明。

但他并不知道，1949年重新投入生产前，鞍山，在刘明这个本地人眼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尽管早在1916年日伪统治时期，鞍山制铁所和昭和制钢所便已在此建成，1937年，鞍山市也正式建市，但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多年的战火使得原来的城区破坏严重。

钢厂破败荒凉，市街萧条零乱，水、电、煤气停供，工人失业，居民外流，整个城市仅剩9万人口。

据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的《鞍钢六十年回忆录》记载，当时鞍钢杂草丛生，有的高炉被炸坏了，炉料和铁水凝结在炉子里；焦炉因为多年不生产，炉顶长了草，炉内却淋了水；设备锈蚀得厉害，仓库个个是空的。

“好一点的房子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筒子房晃晃悠悠，都不能住人。”当时，刘明和母亲因为家资实在穷困，只得困在小城里潦草度日。“日本人撤退时，还扬言，这个地方从今之后只能种高粱。”

1949年7月9日，鞍钢正式恢复生产。19岁的刘明也被招进钢厂，当上了工人。

他至今记得，那几年，钢厂前的广场上悬挂的“为工业中国而斗争”的红色大标语。

“那时候，鞍钢是国家工业建设的重中之重。一提鞍钢，都翘大拇指，是老大哥。国家也厚爱，集全国的财力和人力建设鞍钢。”每每回忆起这段时光，刘明的声音就会拔高几度，激情澎湃得仿佛回到了少年时的模样。

鞍钢也不负重望。

复工4年间，便累计生产生铁211万吨、钢191.9万吨、钢材109.9万吨，分别占当时全国产量的45.9%、63.58%、46.83%。

这个成绩，刘明至今觉得骄傲。“甚至可以说，当时新中国建设一半以上所需钢材是鞍钢供应的。”

为了保证生产和工人生活，几乎同时，当鞍钢在废墟上重建的时候，围绕着这座巨大的钢厂，一座新城也开始拔地而起。

上世纪50年代，中央从全国各地调来500多名县地级以上干部，又从中南、华南地区招来500多名文化素质高、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

这些人成为建设鞍山的重要力量，其中有不少就此落户鞍山，成为鞍山市民。

某种程度上，鞍山作为一座城，在一段漫长的时期里，一直站在鞍钢这个企业的背后。

“这是这一时期，东北独特的一种景观。”东北籍作家贾行家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道，“那个时候一大批工厂在辽阔空旷的黑土地上拔地而起，然后才有了城市，所以这些工厂是城市的主干。”

而在计划经济时代，鞍钢给许多生活在鞍山这座城市、不是本人就是家里总有三两亲人在这家大钢厂工作的人们，带来了强烈的归宿感和安全感。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鞍山市的经济也几乎是由鞍钢一力支撑而起。这个因钢而兴的城市，数十年来一直笼罩在鞍钢的光环之下。

当地人曾有这样的调侃，鞍钢一打喷嚏，鞍山就感冒。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实情。

那些属于鞍钢人的专有名词

但无疑，鞍钢也的确让它的工人们，过上了很好的日子。

1994年以前，鞍钢已建成16家医院、20多个幼儿园、86个渡假村、32所中小学，此外，殡仪馆、消防队、农场、牧场样样齐备。

在那个物质相对紧缺的年代，鞍钢几乎包揽了工人们全部的“衣食住行”，从出生到死亡，鞍钢人都可以被妥善地安置在一个令人艳羡的封闭社会结构里。

刘明的记忆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到逢年过节，鞍钢总是会给工人送很多福利，如油、米、肉、绿豆、海鲜……

那是国家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年代，也是刘明们的时代。

这样的鼎盛时期让他很是怀念：“我们鞍钢的小孩，从小就是‘上流社会’，当时只要是鞍山人，都是削尖脑袋托关系想进厂子的！”

在刘明给我讲述的市井笑话里：鞍山人在相亲时总是要先问问成分，有一个鞍钢职工的家庭被戏称为“单缸(钢)”，有两个鞍钢职工的家庭则是“双缸(钢)”。但不论是“单缸”还是“双缸”，在彼时的鞍山都是令人羡慕的存在。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鞍钢年轻人在工作以外，也都会穿上印有鞍钢标志的劳动服，不少青年工人即便是在相亲、喜宴等重要场合也会选择劳动服来“傍身”，以彰显自己“主人翁”的地位。

“从劳动服可以间接看到身为鞍钢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集体福利，比如在福利分房、公费医疗、教育、薪酬分配等方面。”刘明说，那时候鞍钢人就是“好待遇”的象征。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好福利，刘明在退休后，果断地把“铁饭碗”传给了大儿子刘平。

这一传统，在钢厂里俗称“接班”。

“这在我们那时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刘平说，最多的时候，他和两个弟弟妹妹，包括妻子、弟妹和妹婿，一大家子六口人，都在鞍钢工作。

他和弟弟继承父业做了炉前工，妹妹和妻子都是鞍钢厂办大集体企业的职工。

“大集体”，这个在全国其他地区已鲜能听闻的词汇，在鞍山依然盛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东北老国企为安置职工子女，都积极创建厂办集体企业：包括依附于主厂业务的附件厂、医疗所、幼儿园、车队甚至美容院、理发室等。

最多的时候，鞍钢集团共有500多家集体企业。

“当时在我们这儿，最流行的三钢一铁(上个世纪，鞍钢三个炼钢厂和一个炼铁厂的简称)，要是两口子都是钢厂工人，那是了不得的一件事了。”刘平回忆道。

彼时，唯一让这个春风得意的年轻人心里嘀咕的是，福利分房迟迟没有音讯。

在上世纪70年代，父亲刘明就分到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在他上高中时，由于家里5口人住得比较拥挤，刘明还曾成功申请换了一套拥有3个房间的大屋。

屋内的家具——饭桌、写字台、床铺、椅子、电风扇，连带着香皂、洗衣粉、洗发水，单位都准备得一应俱全。

此时，欢欣的人们并不知道，“厄运”正在降临。

鞍钢人“糟糕的三段论”

1993年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次年1月，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配套改革方案同时实施，改革方式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设备落后，积压减产，几十万人同吃“钢铁饭”的鞍钢，也不得不面临转轨时期的阵痛。

在工作了20多年的炼铁厂关门后，马阳的父亲也不得不回了家。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父母都是40多岁，没办法，只能自谋生路。”和大多数下岗工人一样，马阳的父母也只能依据自己能够承受的劳动能力去选择打零工，“有的去蹬车、有的去摆摊、有的去给人家当保姆、有的去当保洁员……”

马阳记得，那时的鞍山，街道上突然添了很多中年男性甚至少量身体结实的女性，蹬着“倒骑驴”(后驱的人力三轮车)载客拉人。“其实东北直到现在也没有发展出足够的替代产业来吸纳这一部分人的就业。”

而讽刺的是，虽然大多厂子已经停止运转，但是代表着工业象征的连绵上千米的各种大型设备还都摆放在工厂里。

“但到了后来，也被工人冲进厂里，能砸的都砸了，能带走卖掉的也卖掉了，只余下破败的厂房。”在马阳零星的记忆里，这座原本红红火火的城市，至此开始走下了“神坛”。

刘平的运气要好一些。

1995年年初，他所在的工程队召开了一次职工大会，会上通知员工可以以“买断工龄”的形式脱离单位，具体办法是按照职工工龄，每年工龄补助500元左右。

“这样算下来，很多老职工就只能拿着两三万元的补偿金，离开单位，自谋生路。”刘平记得，当时全队100多人中，有将近20人接受了买断。“但我们干的是熟练工种，说白了就是力工，啥技术也没学着，现在下岗了，上哪人也不要你……”

刘平听取了父亲的意见，没有离开单位。尽管工作保住了，但不安的种子也就此被埋下。

“在我们那时候的观念里，都觉得工厂对我们许下的是养生送死的承诺。”刘平此前从未发现，曾经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生活脆弱如纸，原来只需要一根火柴就可以把它们统统都烧毁。

但是多数的工人，在这种漫长的等待和申诉的交替里，最后选择了放弃，因为他还要谋生。

在贾行家看来，东北的下岗潮之所以崩塌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不断坚信的一个逻辑：第一，我必须活下去；第二，没有工厂我活不下去；第三，工厂应该让我活下去。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三段论。”贾行家说，二十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像当初一样在这个矛盾里面打转。正如万青乐队所唱，“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这种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改制后的萧索场景与电影《钢的琴》中所展现的画面惊人的相似：在女主角原先工作的厂区里，有两根烟囱，非常高大、壮观，是厂里的标志性建筑，“以厂为家”的年代，职工们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它们，久而久之，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可如今，工厂不行了，烟囱也要被清除。爆破当天，原来的职工们聚在一起，久久凝视，恋恋不舍。

逃离，成为更多人的无奈之举

烟囱的消失，意味着时代的终结。但抱着希望留下的人们，并没能等来奇迹的降临。

2015年以来，因为钢铁产业整体业绩不佳，鞍钢在岗工人工资也开始连年下滑。不得已，鞍钢再次推出“3050居家”政策。

该政策表示，不够退休年龄的职工可以提前退休，标准是“三龄五龄”，即工龄达到30年，年龄达到50岁。单位根据工资和工龄计算出一个数字，普通职工每个月能拿2000元左右的退休金。

为了响应政策号召，领导们挨个找工人做思想工作，不少工人被说动。刘平所在的工程队一半人都回家了，最初1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了30多人。

思考了几天后，刘平还是拒绝了。

“儿子现在还在念书，要花钱的，我一个月2000多元的基本工资根本不够养家。”刘平对居家工人们的出路并不报希望，“不是没有人另谋出路，但是我们在这里围着钢厂转了一辈子，什么社会经验都没有，出去了什么也干不了。”

而若能继续留在厂子里工作的话，虽然三班倒有些辛苦，但刘平到手的工资，省吃俭用下来，也足够供应儿子上学。

与刘平的执著不同，厂里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矛盾。

“之前有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是懵的。”赵丁本是吉林人，2007年大学毕业后，应聘进入国企鞍钢。

初来的几年，5000多元的月工资虽不太高，但在本地也算得上可观，赵丁动了扎根的念头。

5年前，与同在鞍钢工作的妻子林欣结婚后，他贷款买了一套婚房，在鞍山安了家。

首付是家里出的，他和妻子只需要每个月按揭还2000多元的贷款。

然而，本以为可以轻松补上的钱窟窿，却在近三年几次不升反降的工资前，狠狠打了赵丁的脸。

“我和爱人现在都成啃老的了。”从抽屉里翻出攒了9年的厚厚一摞工资条，赵丁看着断崖式下跌的数字有些无可无奈何。

尽管在他每天工作的厂区内机器依然大声轰鸣。去年一整年，他的月工资都只有3000多元。

残酷的现实前，赵丁和林欣不得不向家里的老人反哺。

赵丁的妻子林欣是鞍山本地人。“我父母就是老鞍钢了，毕业的时候家里人都希望我能来鞍钢工作。”在她自己看来，爸妈一辈子的经验摆在眼前，鞍钢的确是个最安全、稳妥的选择。

2012年大学毕业后，一心求稳的姑娘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了家乡，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

不曾想，昔日“钢铁工业的长子”已经今非昔比。

“我俩现在一个月工资加在一起才刚刚5000元。”林欣说，还了房贷后，剩下的钱只能满足家里的日常开销。

为了节省开支，她和丈夫每天下班后就去父母家“蹭饭”，女儿也是老人在带。偶尔朋友结婚随个份子钱，林欣都要厚着脸皮张口向父母求助。

但两年前，父亲的退休金也被降至4500元，比刚退休时少了一半还多。

林欣和丈夫很少想以后，因为想想头就疼，“等孩子大一些，学费、课外班，需要钱的地方只会越来越多”。

“鞍钢现在这个样子，我妻子这样的本地人还算好一些，外地来的大学生真的很难坚持下去。”赵丁记得，毕业那年，和他同期入厂的年轻人有20几个，“大家是冲着国企的名头来的，都希望能在鞍山安定下来，谁成想事与愿违。”越降越低的工资，留不住年轻人的脚步。

如今，伙伴们有的选择回到家乡，有的选择南下创业，苦守的，只剩下了赵丁自己。

他从没有想过离开。

在赵丁看来，鞍钢的衰落只是整个钢铁行业不景气的大背景所导致，一旦挺过去，效益自然会回升。“我不会离开鞍钢，还是不想轻易离开体制内。”

为了补贴家用，2018年春节过后，夫妻俩在淘宝开了个东北特产店，和朋友一起卖些东北的榛子、木耳、蘑菇等特产。收入不多，平均每个月有三四百元进账。

“那也是个念想不是？”林欣说。她最近时常想起读高中时，老师曾劝过她的话：“要想办法离开这座城市。”

老师担心，鞍山逃不掉所有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宿命：因钢而生，因钢而兴，也终将因钢而亡。

“那为什么不离开？”在我忍不住向她追问起留下的原因时，林欣沉默了很久，低声呓语了几句，“我没啥别的本事，留下来还能生活，但辞了工作，我要去哪儿呢？算了……”

我不知道她想“算了”的是她的期待，还是她停滞不前的命运。

就像《钢的琴》中，破败的厂房内堆满瓦砾，一片萧索。然而工人们仍然有自己的骄傲。他们进行了一场伟大的事业，真的造出了一架钢琴。

然而，一切都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