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库皮什基斯地区附近的一个湖边，蚊子在水面上盘旋。维尔玛（Vilma）住在湖边，五年前，她的丈夫自杀，离她而去。她写道：“漫长悲痛的五年过去了，我重新拾回了人生中的乐趣。我心中生出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我活了过来。我对看电影或是看歌剧又有了兴趣，开始想要划独木舟，参加扶轮社（Rotary Club，鼓励社员提高职业道德，进而提供各项社会服务）的活动，甚至只是再看看日落，我都饶有兴致。这就是我的故事。”
2016年5月21日，在他们立陶宛考纳斯市家中的客厅里，艾迪塔（Edita）坐在丈夫达瑞斯（Darius）的旁边。这一年的1月，艾迪塔的父亲自杀了。艾迪塔写道：“我坐在这里，收到你自杀消息时我也在这个位置，一模一样。当时我坐在这儿，浑身颤抖，祈求上帝，希望这不是真的。我很抱歉，我不是你的理想女儿。但我真的想让你知道我爱你，我很想很想你。有时候到了星期天，我还是会拨你的号码，并且等你的回音；有时候我会在床上缩成一团抱头痛哭，因为我太想你了。为什么你要跟我说，你会永远站在我身边呢？而你走了，我该依靠谁？现在我骑自行车的时候也会想到你，因为是你让我想骑就骑的。谢谢你。我很快乐，但我真的非常想念你。我没有爸爸了，我生你的气了，因为你离开了我。我爱你，我时常梦到你。你是我爸，但再见了。我爱你。”
汉尼斯·荣格（Hannes Jung）来到了立陶宛，探索这个以高自杀率著称的国家。下面的这些文字中，这位32岁的摄影师介绍了他的这个摄影项目——“生命是什么样的？（How is Life?）”：
人必有一死。大家都一样。
我还是个年轻人，我知道生老病死，但死神千万不要现在就降临。我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对于那些被抛下的人来说，自杀总能让他们开始思考人生。为什么有些人宁愿死，也不愿意活在这世上？
立陶宛的自杀率几乎是欧盟成员国平均水平的三倍，这里也是全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从宏观的角度看，在大城市里自杀往往更加频繁，而在社会联系更紧密的乡村地区，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相对少一些。立陶宛则恰恰相反，乡村里自杀的人比较多。四五十岁的男人是自杀的高发人群，而酗酒、失业还有一些别的因素，都是自杀的诱因。
每一个人自杀都各有苦衷，但这并不是个人自由的彰显。他们往往绝望和疾病缠身，社会和环境因素也是众多推手中的一部分。
二战期间，苏联吞并了立陶宛，打那时起，立陶宛的自杀率就一路猛增，原本十万个人中有10个人会选择自我了结，现在这个数字变成了90人。专家的解释是集体创伤和身份认同的缺失，而这些都是由苏维埃政权强制将农场收归集体导致的。但人们自杀的原因就很复杂各异了，不能都怪到整个国家的创伤头上。
“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个项目不仅仅是有照片，还有照片主角和他们的个人故事。我让他们写下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文字在这个项目中极为重要。
我拍摄的是生，不是死，因为死亡是看不见的，它就像虚无缥缈的风，你没办法把它留在照片上，但可以捕捉它留下的痕迹，比如那树被吹弯了腰，水被翻起了浪。
（这个摄影项目的筹拍过程由罗伯特·博世基金资助。为了保护照片主人公的隐私，在文中只显示他们的名，不透露他们的姓。）
2016年2月10日，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市“青年服务热线”的志愿者们。安塔纳斯（Antanas）是其中一员，她写道：“在青年热线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人类自由意志的问题。到底在什么程度上，自杀可以看成是一种人们对痛苦遭遇冲动的、机械的反应，而到了哪个地步它就意味着一个人主动选择放弃呢？是不是所有人面对着巨大的打击都会选择自杀？这我不知道，但我愈发地希望可以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不管他们最终走向何处，我都想站在他们身边，尊重他们所选的路。”
立陶宛的凯迪利斯基艾市，一个名叫“D”的女性家中花园里的一口井，照片摄于2016年5月20日。D的丈夫跳下这口井，试图结束生命。D写道：“看到丈夫掉到井里时，我害怕极了，但我已经不记得当时具体想了些什么。我让他快点爬出来，他却说他做不到了。在我妈妈和女儿的帮助下，我们把他拉了出来。”
帕涅韦日斯附近的一条公路上，汽车留下了轮胎的印记。摄于2016年5月10日。
2018年3月6日，在扎拉赛市，阿斯塔（Asta）坐在沙发上，摄影师正在给她拍摄人像。阿斯塔小时候过得很困难。她写道：“有一次，我跟儿子说我多么想死，这样一来，所有事情，所有的恐惧就都消散了。但我儿子哇的一声哭了，他问我，‘妈妈，到时候谁还会爱我，谁还会要我啊？’我的心都碎了。当然，除了我，没有人会需要你的。归根结底，我活成这样到底是谁的错呢？是我爸妈吗？因为他们所做过的一切，我都在重蹈覆辙啊。”
2018年3月1日，帕涅韦日斯，欧根尼娅（Eugenija）家客厅正对着门的书柜，上面摆着一张儿子佩特拉（Petra）的照片，他也死于自杀。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不要感到孤独，我们都来自一个相同的世界。希望再没有人自己结束生命，因为生命是一种馈赠。”
2016年1月30日，立陶宛库皮什基斯市，多纳塔（Donata）和她的狗狗米库提斯（Mikutis）躺在床上。多年来多纳塔都因为离婚而饱受抑郁的折磨，这只狗帮了不小的忙。“感谢米库提斯帮我找回了生活，感谢他给了我们巨大的爱。十六年来，我们共同度过日常的每分每秒，共同庆祝欢乐时光。我们共同成长，共同生活，共同学习。米库提斯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也在继续。我的女儿现在进了大学，我有工作，有她支持，就像这只狗小时候也有我们撑腰。它从不问什么，从不说什么，从不任意评判谁，只是紧紧挨着我，给我温暖，直到融化我心中所有的坚冰。”
瓦雷纳附近的一个森林，这座城市是立陶宛自杀率最高的地方。
瓦雷纳的小商店里，一瓶瓶酒填满了货架。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立陶宛是全球酒类消费量最高的国家。
2016年2月20日，瓦雷纳一个临时训练场上，拉力车飞驰而过。当地青年汽车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陶塔斯（Gintautas）写道：“我最喜欢的颜色是黑色和白色。所以我参加的所有活动，我都会一头扎进去，满怀激情。我努力帮助孩子们，教他们如何辨认路标，尽早学会按规矩开车。”
2018年2月27日，库皮什基斯，比鲁特（Birute）正在客厅看电视。她不怎么和人来往，在她眼中，自己是个孤独的人。我能够与她结识，是因为比鲁特常常为那些孤独的老人拨打服务热线。她写道：“屋宇残破衰败/小道杂草丛生/我无法忘怀/也无从获知/因何等待”。
拉德基艾附近一个农民家庭的客厅。摄于2016年1月29日。
2016年2月16日在瓦雷纳，特蕾莎在客厅里跳舞。特蕾莎的丈夫在19年前自杀了。特蕾莎写道：“当我难过的时候，我会唱歌，演奏，听音乐。我会尽量放松，让自己有个好心情。我跳舞，我开玩笑，我努力每时每刻都保持笑容。”
2016年1月29日，小村庄沙拉米耶斯提斯，让妮娜（Janina）花园中的一只狗。让妮娜一家人都在社会问题中挣扎。
爱德华达斯（Eduardas）是一个牧师，2018年3月3日，他穿过约尼斯基斯市自己教区的一个墓园。2016年，这个地区的自杀率在立陶宛国内排第三。
爱德华达斯写道：
我们透过一扇门来目送逝者，这扇门就像是两个世界的界线——过去、当下，和永恒。每次我来到墓园的时候，都会久久盯着那些回忆的记号：那些十字架，碎石，砖瓦以及篱笆，这些东西标志着人们在此入土，里面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们珍视的人，我们的挚爱。他们的墓碑简洁明了，通常会写上姓与名，两个日期，概括这个人的一生——这段生命中有成就也有遗憾，有喜悦也有悲伤，也许能数出上几千条事迹，也许有父亲的拥抱，也有孩子的喧闹。
我常常停下脚步，回想教区里的大家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慢慢被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能留下的，都是直击人心的东西，它能触碰到你的灵魂深处，逼着你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而活？只是为了在我们永远安息的土地上立上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吗？
我看着这一大片墓园，随着记忆回到了2003年的12月。当时我们刚埋葬了一个死者，我经过一个坑，掘墓人正在挖土，偶然听到他们正在谈论这个死者的儿子——他不久后也入土了——找到这些掘墓人，想请他们挖个大一点的墓穴。掘墓人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要求，以为儿子是想要让妈妈尽可能漂亮地死去，而当时冰冻的土壤并不会阻碍棺材好好地放进去。不幸的是，在死者的女儿着手准备葬礼时，她在家发现了这个45岁的男人，他自杀了。确实，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墓穴。2003年的最后一天，母子二人一起下葬了。
谁能断定，一个人是自己选择了死亡，还是死于不成熟、自私、不独立、对他人的依赖，或者对孤独和责任的恐惧呢？他们是不是会害怕一旦最亲的人死去，最重要的联系也就断了，自己便不再被需要了？然而如果我们心里有上帝，告别挚爱之痛就不那么难熬了，因为不管我们是正直的，还是犯过错误，上帝都需要我们。这个儿子应该为母亲的灵魂祷告，而不是舍弃母亲带给他的生命。他应该继续活下去，与身边的其他人一起，享受生命中的快乐。
2018年2月27日，库皮什基斯的街上风雪交加。
立陶宛的帕涅韦日斯，里曼特（Rimante）坐在儿子曼图卡斯（Mantukas）的房间里。儿子是两年前自杀身亡的。里曼特写道：“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会给自己煮杯咖啡，然后到曼图卡斯的房间里去——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找到有人陪伴的感觉。我可以波澜不惊地啜着咖啡，和儿子聊聊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还有那些他生前我不太敢开口的事情，现在也不用忌讳了。”
2016年2月27日，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展览中心，观众们盯着摇滚歌手安德鲁斯·玛蒙托瓦斯（Andrius Mamontovas）目不转睛。玛蒙托瓦斯写道：“1992到1994年，我主持了一个一个叫做‘今夜之声’（Voices of the night）的电台节目。身为主持人，我一个星期要来几次。节目的内容很简单，人们拨打我的办公电话，然后我现场直播出来就好了。他们想说什么都可以。曾经有一个年轻小伙给我打电话，说和我聊完，挂断这通电话之后，他就要自杀了。当时我手足无措，只知道面对一个要自杀的人，你只能尽量不停地说下去，有多久说多久，这样一来，这个人可能就能安全脱离那个伤害自己的临界线。我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电话就突然挂断了。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结束的，但我们通话的时候，我问了很多问题，聊了许多事情，尽可能地延长这场对话。几个星期后，他再次打给了我，感谢我和我们之间那次聊天，他说这把他拉回来了。正是通过这件事，我清楚地明白，一次简简单单的聊天能有多大的作用。最近我收到了他的一条消息，上面说，‘记得我们二十年前的那通电话吗？看，我现在还活着呢。’”
立陶宛希奥利艾市的十字架之丘，摄于2018年2月23日。
2018年2月28日，约尼斯基斯，维塔娅（Vitalja）和两个女儿拥抱在一起。维塔娅写道：“我曾经想过自杀，吓吓我的丈夫，但他一点儿也不在乎，被吓到的只有孩子们。我想，自杀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伤害到你爱的人，只能让你最亲的人难过。”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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