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延春     

7月26日，中美关于“模式之争”的激烈辩论在日内瓦展开。

原本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总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主要由所有世贸成员的代表向部长级会议报告工作。然而，会议召开前十多天，美国散发了一份长达十几页的关于《中国贸易破坏性的经济模式》的文件，这份文件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市场性质”，认为中国加入WTO后改旗易帜，不再坚持市场经济；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表述；中国将“社会信用体系”作为“监控在华企业的新工具”，等等。

美国常驻世贸组织大使谢伊（Dennis Shea）在会上发言时表示,尽管中国一再将自己描述为自由贸易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坚定捍卫者，但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具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中国的产业政策设置了大量扭曲市场的补贴，并对有关国内产业提供其他形式的财政支持。这时常导致出现严重和持续的产能过剩。正如我们在钢铁、铝和太阳能领域看到的那样。

尽管WTO不是讨论成员经济模式的恰当场所，但依据这份文件，美国大使谢伊在会上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了指责。随后，中国常驻WTO大使张向晨针对美国这份文件和谢伊罗列的“罪名”予以驳斥。这是中美两国驻WTO大使继5月8日后在总理事会上的再次交锋。

张向晨指出，批评者应当遵守一些原则，比如，实事求是，不乱扣帽子，使用正确的事实和正确地使用事实，论据和结论之间要有清楚的逻辑关系。这样的批评才容易让人信服。可惜，美国的文件并没有做到这些。他提出：第一，把自己的想法当作别人的立场甚至多边规则。第二，评价政策性质和影响的标准缺乏一致性。第三，论据和论点之间没有逻辑关系。第四，论据的选择和使用缺乏严谨的态度。

张向晨表示：“我不仅读了美方文件的正文部分，也看了它的88个脚注，有些脚注里的内容还没找到。魔鬼在细节里，一份文件如果脚注有问题，论据就靠不住。” 比如，文件第一部分第1.3段称，中国限制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其依据是脚注2是中国《物权法》，而《物权法》明确规定“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发展，而非美国眼里的打压、限制和干扰。

“有人批评中国是重商主义者，可是你见过主动降低关税的重商主义者吗？你见过组织进口博览会鼓励进口的重商主义者吗？”张向晨在会上发言时反问。

会后张向晨对记者发表评论指出，美国通过“232条款”和“301条款”措施发起贸易战，把世界搅得不得安宁，遭到广大世贸组织成员的坚决反对。为此，美国采取混淆视听的手段，把中国妖魔化，将美国单边主义措施归咎于所谓的“中国破坏性经济模式，”试图煽动不明真相者或者害怕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打击的国家把矛头指向中国，以转移国际视线。

实际上，2018年7月11日到13日，WTO进行了对中国贸易政策的第七次政策审议。在该次会议上，WTO秘书处提交了一份193页对中国政策的审议报告。秘书处审议报告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给予基本肯定。

将保护主义怪兽关进WTO规则的笼子

张向晨表示，在目前WTO面临的空前挑战中，哪个国家的贸易政策才是真正具有破坏性的，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铝和钢铁贸易的232条款和以国内法为依据单方面提高关税的301条款措施，如果拿刚刚结束的世界杯足球赛做比喻，这些措施显然都属严重犯规，应受红牌处罚，而此时美国还在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作为裁判上场执法。

因此，张向晨建议，成员国应齐心协力把美国“232条款”和“302条款”措施这两头保护主义怪兽关进世贸组织规则的笼子里。

张向晨说，美国谢伊大使使用了“中国经济的非市场性质”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贸规则，我们找不到所谓“市场经济”的定义。世贸规则没有赋予任何成员特殊的权利，把自己的经济模式作为‘市场经济’的样板，一旦哪个国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场经济”。

张向晨还提出，美方文件第1.5段只引用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却漏掉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表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完整表述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张向晨坦言，美方文件花了大量笔墨说明中国政府对企业的“控制”，但却没能提供政府干预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证据。美国真正的目的不只是想证明中国企业受政府控制，而且希望建立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即因为企业受控制，所以它们是履行政府职权的“公共机构”，应承担相应WTO协定比如补贴协定下的义务。可惜，这种逻辑被WTO上诉机构驳回了。上诉机构在DS379案的裁决中明确指出，“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实体的所有权性质或者是否受政府控制来认定该实体是公共机构。”“我知道美国同事一直对输掉这个官司耿耿于怀，但上诉机构的裁决不容挑战。”

针对美国文件第三部分“非互惠和封闭的市场”这一节，三段文字没有一个脚注。张向晨说，“与此结论相反的脚注很容易找，我忍不住想帮忙提供几个：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中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刚刚向总理事会提交的《中国与世贸组织白皮书》（WT/GC/W749）中随处可见。”

6月28日，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就《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介绍有关情况时曾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已经和2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6个自由贸易协定，对这些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扩大降税幅度，接近90%的关税为零，根据这个协议的安排，这是“WTO Plus”，超过WTO的标准。在服务领域、投资领域通过这些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扩大开放。

在货物贸易领域，早在2010年，中国降税承诺就已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此后，中国又多次以暂定税率方式大幅自主降低进口关税税率。2015年中国的贸易加权平均关税已降至4.4%。

张向晨表示，我们从未否认过中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对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如饥似渴。在对华贸易政策审议中，很多成员向中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比如，瑞士大使尚博文（Didier Chambovey）先生作为引导人的评论，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WTO成员具有多样性，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管理贸易投资的框架。但在这种多样性当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大家都相信市场的力量，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他指出的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作用关系方面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正是我们今后改革的重点。

WTO面临困境亟待改革

“我们现在处于多边贸易体制的空前危机中，大家不能再悠闲地坐在湖畔享受夏日微风了。”张向晨在会上表示,我们应该考虑WTO的未来，研究如何使多边贸易体制适应全球化的变化，在此方面中国愿意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WTO的当务之急，是制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蔓延，让争端解决机制恢复正常运转，让“贸易战”尽快停下来，而不是转移视线和寻找替罪羊。

多边贸易体制目前正面临困境。虽然多边贸易体制仍旧存在着许多问题，在协调各国间利益和冲突方面表现的还不尽如人意，但是它仍是一个符合各国共同利益的无可替代的贸易合作平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多边体系是自由贸易的基础，如果大国之间只做双边协议，那小国将在夹缝中难以求生。

有着“经济联合国”之称的WTO为何如今变得疲软？

采访的多位贸易专家分析，首先，WTO最有价值的机制就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现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成员严重缺位，本应有七个成员，现在只有四个。这样下去，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很可能陷入停滞。

其次，个别成员采用世贸组织认定为违法的“301”条款，对它的贸易伙伴采取贸易限制措施。WTO协定中有一个国家安全例外的条款，但国家安全例外只是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审慎使用，但是个别成员国在钢铁和铝产品，甚至对汽车产品采用这样的条款。如果成员国效仿之，采用“例外条款”对进口加以限制，那么WTO的协定执行将遭遇严峻挑战。

再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形式多样、花样翻新，ＷＴＯ解决不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根源，增加了抑制难度。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根源在于成员方内部利益集团的博弈，贸易保护主义有从适应国内政治斗争需要向国际经贸领域延伸的趋势。近几年，一些国家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贸易本身的问题，而是政治化的结果。

王受文介绍《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时曾回答记者：现在WTO体制面临一些困难，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发展中成员多年关注的农业过度补贴问题；贸易救济措施问题；包括WTO目前面临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的困难等，都遇到一些新挑战。关于WTO的改革，大家需要坐在一起探讨，如何来加强它的权威，成员国一起推动解决WTO争端解决机制所遇到的困难，使其能够继续发挥“皇冠上的明珠”的作用。

7月26日，美日欧三大经济体最终抱团，将磋商建立超过WTO融合程度的 “零关税自由贸易体系”。他们会否将他们认定的“重商主义经济体”阻挡在大门外，并彻底撇开WTO另起炉灶？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不过采访的一些专家表示，只要欧美坚持在WTO框架里改革就好，改革WTO也是坚持多边贸易体制，而踢开WTO就是单边主义。日本国立大学教授邢予青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已进入“公平自由贸易”时代，不接受这一原则的国家将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如果不想被世界贸易边缘化，中国需要在一些方面做出实质性的改革；同时以大大幅开放国内市场为契机，推进中日韩FTA，探索中国与欧盟的FTA，甚至向美国提议进行双边FTA的谈判。同时， 面对WTO的困局，“一致同意、一国一票”的决策规则等都亟待改革。

自1947年以美国为代表的23个发起国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宣布世界多边自由贸易政策的出现至今，多边贸易体制已走过70个年头，然而近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的威胁和冲击，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发展中的问题也逐渐暴露，成员国纷纷投向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的怀抱。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告诉《财经》记者，双边贸易协定在其内部实行贸易自由，对非成员国则设置壁垒，这可能导致同盟成员的低效率生产取代非同盟成员的高效率生产，从而增加贸易成本，不利于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过多的双边贸易协定还会带来“意大利面条碗效应”，繁复的规则和标准将带来全球贸易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