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关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是这么时而汹涌,时而温柔,时而不知所措,时而贸然前行。却又不让出丝毫退路的去迎接人生的种种必然。

文|赛人

太多人习惯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念成《牯岭街少年杀人案件》,不少观影达人聊起陈年往事时会说:我们看“牯岭街”的那一年,后缀是如何如何。他们毫不吝啬地将“伟大”冠冕赋予这部影片,更有甚者称之为华语电影的最高峰。

1991年,杨德昌44岁。初登大银幕的张震还不到15岁。严格来说,在这部杀人毕竟没有偿命的电影里,杨德昌是讲述者,张震靠他的身体和眼神在倾听,我们在陪着张震目睹着一个刻意被忽略的年代如何波涛汹涌。

1976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原型,台湾建国中学的初中生茅武出狱。他那年25岁。而我们在这前后,也来到了这个忧郁而莽撞的人世。茅武现在在干些什么呢?他会成为这部电影的观众吗?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真正观众,就是我们这些无心杀贼,也无力回天的凡夫俗子。

第25届金马奖,最没有悬念的是最佳女主角的得主张曼玉,她已在柏林电影节上凭《阮玲玉》擒得影后,这也是首位华人女演员在国际A级电影节上获此殊荣。当时还一脸娃娃气的她,是第一个到达红毯。金马奖组委会早就安排好黄莺莺,在她领奖后,吟唱根据《野草闲花》中的插曲改变而成的《葬心》。最后一个到达金马奖颁奖现场的是张曼玉曾经的老搭挡,并与她传出过徘闻的成龙。

张国荣已有三年未赴台湾,他是本届金马奖影帝的热门之选。但最终惜败于老将郎雄的《推手》。但这位美少年目前最关心的是另一部大戏《霸王别姬》,他在台湾见到了尊龙,两人在媒体面前上演了冰释前嫌的一幕,渊源来自《霸王别姬》中程蝶衣一角最早属意于尊龙。

记者们当时并不关心李安,虽然台湾金马奖评委已经对这位大器晚成,动不动就会一脸浅笑的中年男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处女作《推手》,杀入金马奖多尊奖项。业内人士相信这部调性温和,但意蕴丰厚的影片会给台湾电影带来新的气象。而记者们没有那么敏感,他们把更多的镁光灯投向了一位身形高大的导演——王家卫,那时的他还不太爱戴墨镜。他一再表示他一定会投拍《阿飞正传》的续集,并对他的投资人,台湾籍天皇巨星邓光荣的仗义疏财表示敬意。而邓光荣此时正因群星闪耀的《阿飞正传》的入不敷出而伤筋败血。

台湾电影真正的大神,是和王家卫一样同属上海籍,也一样身长玉立的杨德昌。他不紧不慢地领受着人们的注目,以及侧目。他的划时代巨制《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第25届金马奖上获单项提名最多的影片,一共十项。这还并不包括,张国柱、张震在最佳男主角的角逐上,险些上演父子相残一幕。最佳女配角,《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金燕玲和姜秀琼均榜上有名。

到了让人屏住呼吸的众多颁奖环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只拿下了最佳原创剧本奖。而当最佳导演授予王家卫时,坐在台下的杨德昌露出了诡秘的微笑。

第二十五届金马奖最佳影片授予《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此之前,这部华语电影中最伟大的作品已斩获第四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阳光灿烂的夏日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英文名《A Brighter Summer Day》取自美国摇滚先驱猫王的经典曲目《Are You Lonesome Tonight》的一句歌词。这首歌被片中饰演小猫王的王启瓒在他们的校园演唱会上唱过。这首歌再度响起时,主人公小四已锒铛入狱。此时,这部几乎没有画外声源的影片,响起了全片中惟一的独白:“四儿,记得我录的这首歌吗?你猜我把它寄给谁?我寄去给猫王。他回我信了耶,他信上写,他的歌竟然在这个不知名的小岛上这么受欢迎。他很感动,他还送我一个礼物,可惜你看不到。我现在天天戴着他送给我的戒指,很吊耶!只是,不知那天可以让你把一下。”

三年后,一位被很多人称为会继承石挥,蓝马等表演大家衣钵的演员,开始了他的演而优则导。这个后来被称为姜导的人,在他的而立之年,推出了他让无数人眼前一亮的青春梦――《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个片名正好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英文名暗合,姜文称自己这部同获金马奖最佳影片的妙作,并没有受杨德昌这部神作的影响。但有一点,海峡两岸的这两位导演,选择了一个共通的拍摄方式。那就是把那帮少年全部封闭起来,接受长期的表演训练,训练倒在其次,关键是让那帮孩子能浸泡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但依旧有其亮度的时代里。姜文称这种方法为腌制。杨德昌则做的更极端一点,他为此还特意开设了一个表演学校。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竣工后,这个学校还保留着。具体对这帮孩子言传身教的是影片编剧之一的杨顺清,他在影片中,出演眷村帮老大山东。那帮从“牯岭街”走出来的孩子,除张震外,大多寂寂无名。饰演飞机的柯宇纶,其父为台湾著名导演柯一正,他跟着杨德昌,还拍了《麻将》和《一一》。他最近给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是《色戒》里第一个跟王佳芝上床的梁闰生。当年的阳光少年,已变的猥琐不堪。而前面所说的小猫王王启瓒,在《麻将》里脱去稚气后,同样面目可憎,他号称自己的荷尔蒙已经卡在喉咙里了。值得一提的还有出演滑头的陈宏宇,他死于车祸。为了纪念这早夭的少年,杨德昌数年后拍摄的《麻将》中,将片中顽劣少年命名为“红鱼”(宏宇)。

为了让演员更好地进入角色,杨德昌常把演员的真实姓名直接用到角色身上。张震在家里就叫小四,他的哥哥张翰就演他哥哥,而他们的父亲,自然要请台湾老牌演员张国柱出场了。这可算是他们一家人以另一种方式相聚一堂。扮演张震二姐张琼的姜秀琼,后来成为导演。她执导的《乘着光影去旅行》,是台湾近几年最好的纪录片之一。出演张震小妹张芸的是台湾著名导演赖声川的千金赖梵耘,赖声川也是本片的出品人之一。而杨德昌的前妻,著名歌手蔡琴也在片中惊鸿一瞥,出演汪狗的太太,没有一句台词,只有她素裹着旗袍的身影。

女主角小明的扮演者杨静怡,自“牯岭街”后再无踪迹。她在片中既稚嫩又简单的表演,竟让她在当年的金马奖上与张曼玉、刘嘉玲同台竞技。也足见金马奖评委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爱屋及乌到了何等地步。说白了,这部中国电影史上单片篇幅最浩瀚的影片(共计237分钟),讲的还是一个红颜祸水的故事,也就是潘金莲式的小明,一定会被少年武松小四干掉。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米兰仅是一代少女的逆时代方向。而在牯岭街上徘徊的小明,却是最鲜活的时代之子,不折不扣的现实产物,谁有钱就去谁家,更是一代独立青年妄图与现实和解的最后通道。杨德昌非常冷静地告诉我们,此路不通。

牯岭街上的故事

在中国,大概有两个牯岭街最为著名。一个位于庐山风景区,宋美龄曾经的别墅美庐就在牯岭街附近。另一个牯岭街则在台北,日据时期,是台湾总督府的宿舍区。这个牯岭街可谓是扶桑文化的残骸播撒的最为深远的所在,所以影片中我们看到的小四家、小马家都是日式居所。梭门、榻榻米一应俱全。就连杀死小明的凶器也是把日本刀,片中的说法是日本女人自杀用的。而全片中规模最大也是最血腥的械斗,两伙黑帮在暗夜里所挥舞的均是日本刀,眷村帮老大山东就死于这把刀下。牯岭街对台北人更深的记忆,是指那儿能淘换到许多旧书、字画和古董。牯岭街是台北最重要的文化象征地,去牯岭街购书,也一度成为时尚。影片中的“三角裤”就是牯岭街旧书市的“小本”迷恋者。目前的牯岭街已风光不再,从鼎盛时期的七八十家书店,凋零到现在的20余家。台北人不无惋惜地称现在的牯岭街为“摔碎了的珠链”。

而1961年6月15日那天的牯岭街,直接催生出后来的这部巨作。那一年,杨德昌十四岁,是建国中学夜间部的初中生。他的校友茅武,在当天深夜,约女友出来“谈判”,谈判破裂,感情也跟着破裂。茅武连捅他的女友七刀。此事在当年的台湾成了一椿爆炸性新闻。30年后,杨德昌将这一事件拍成了他一辈子也无法超越的电影,说句不客气的话,即使杨导还活着,他也未必会再拍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同等水准的神作。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旗手之一,在完成他的现代都市三部曲《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之后,杨德昌在台湾影坛休眠了五年,一旦被唤醒,便让当时的华语影坛大为震惊,也让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史变地更为血肉丰满和筋骨强健。

其实不止这五年,杨德昌在对电影还没有产生兴趣以前,就常常被茅武事件搅的心神不宁。更有人说,杨德昌学习电影的动机,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把这一滩滩少年血记录下来。刚过不惑之年的杨德昌,在险些丧失拍电影的热情时。他和他的同仁们,又聊起了牯岭街上的这个故事。他们谈论最多的是青春二字,杨德昌给青春下的定义是“尚未遇见悲剧的生命”。他又再度强调,“年轻是一种品格”。而中国人太过欣喜于少年老成,对扮成熟的浓烈兴趣,让丑陋的中国人越发轻易的未老先衰起来。在杨德昌的少年记忆里,他的同伴都过的不快乐,这个时候不快乐,那就永远不会快乐。杨德昌的创作冲动被再次激活,他要用影像去凭吊他曾经若有若无的青春岁月。

杨德昌来到了他的母校建国中学,但已人去楼空。于是杨德昌把影片的主要拍摄地,选在了台北的另一所中学,淡江中学。在那儿,他将摊开一本探微苍老自何时开始的记事簿,一卷追忆青春夭折于何日的回忆录。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有92个需数要修改、重建的场景,片中定妆的演员有90人,资金预算从1300万台币扩充到2700万台币,历时110个工作日。除了孩子们以外,很多工作人员,都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他们都不希望这份拍摄工作过早地结束。

青春残酷物语

杨德昌选在了父亲节的当天,为自己这部倾尽心血乃至生命的影片举行了开机仪式。他说“本片献给我的父亲和他们那一辈,他们吃了很多苦头,使我们免于 吃苦”。听上去,这像句客气话。片中的少年不仅在吃苦,还一个个都死掉了。第一个是身着“中华民国海军”制服的哈尼,第二个是杀死他的山东,临死之前,呼唤着女友的花名“神经”。最后一位就是那位扬言自己和这个世界一样都无法改变的小明。活下来的小四,是十五年的牢狱之灾。

实际下一代的苦难和上一辈的凄惶是互为因果的。影片一开始的字幕就点明,正是1949年,数百万内地人迁居台湾,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人口大迁徙。而这群台湾人眼中的外省人,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他们的继承人则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命意志。正是在这样强悍的叙事母题下,本片拥有了真正的史诗品格,并成为涵括教育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百科全书。影片自然是属于悲剧,是一个关于共犯的警世预言,但它不是悲悯者的福音,而是关于成长史的文献。影片中那些沉缅于暴力和爱情中的少年,便是台湾的未来。他们怀着莫大的心伤,披着浪掷时光的皮囊。在几十年以后,最终会成为台湾社会的中流砥柱。将礼崩乐坏的末世情结延展到台湾经济起飞的一场幻梦中来。

太多人喜欢《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并不全然因影片所涉足的泛政治症候。很多人在近四个小时的时长里所感应到的还是自身。在这个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的年鉴里,仿佛在牯岭街上狼奔豕突的,还有着你自己的影子在忽明忽暗的光线里被拖曳。你堵人,人家也堵你。你看着别人亲嘴,你也被别人亲过。也许这些事情你都没有做过,但多少都会在你的心里过上一遍。你感到郁结的是,你终会不明不白地把那些明明用不尽的时光全消耗掉。在这个不会被改变的世界里,以看不见的速度慢慢老去。

我最早看这部影片时,青春期早就过了。但看完之后,人软软的,像是没有了气力。后来我又重看过几遍。当初的震撼换作了惺惺相惜的怅然,那共同的生命体验,在海峡的另一端被一个叫杨德昌的中年男人事无巨细地抖落出来。小四妈妈的手表,小姑娘的扣子,小猫王的声音,小四的干净的微笑,老二的台球,山东的蜡烛,神经的长发,小虎的篮球,哈尼的海军服,小马的枪,小明的白衬衣。还有小四在暗夜里与一个不知名的姑娘在练习接吻,但耳畔回响最多的还是那一句句掷地有声的粗口,就是这些说粗口的少年在国歌声中保持静默。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小四看到父亲毫无尊严的替自己向老师求情,极强的羞辱感,让小四用棒球棍击碎了屋顶的灯泡。然后镜头静静地看着这只残缺的灯泡在倔犟地甩来甩去。

好像仅仅是为了展现杨德昌本人对电影的热衷,他在建国中学旁还搭了一个摄影棚。影片最大的闲笔,就是一个导演和一个小明星之间的口水仗。它与主体叙事并没有构成直接关联,只是让清秀的小明差点踏上星途。难道是说,青春就是场表演,但到底要演给谁看呢?

这虽然是部残酷的电影,但我一看到小四回到家,他用功的二姐、爱俏的大姐、撒娇的小妹,沉默的二哥。都能让我心生暖意。我还喜欢小四的妈妈怀念自己的初恋,一方面笑话父亲的土,一方面幽幽的说,很多女生都喜欢他,但他不知道。我也觉得他很特别。小四妈妈说的时候,小四的大姐在一旁艳羡的听着。全片中,我最喜欢的人物,大概也是大姐了。小猫王见到她,总免不了嬉皮笑脸一把。临走了,还会抛一个飞吻过去。小四坐牢了,二姐哭成一个泪人,情绪完全失控。而大姐陪着妈妈,满脸木然的走在楼梯的台阶上。

“完美”的牯岭街

这个夹杂着上海、广东、湖北、四川、山东、台湾各地方言的影片,明明话语密集,却丝毫不显嘈杂。每一句台词,让情节扭转之余,又能起到言为心声的功效。也正是这些南腔北调,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一张张写满“中国”二字的面孔。感谢与杨德昌一起执笔的另三位编剧赖铭堂、阎鸿亚、杨顺清。

而杨德昌电影美学中最为人称道的,对画内外的关系处理,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已臻完美,小四跟小明说:自己要充当这姑娘的保护人。此时,少年乐团的管乐一直在响,这使得小四的表白变地有些声嘶力竭。而演奏结束时,小四仍保持着他的高调。这无疑也暗示了小四在这个充耳不闻的冷漠世界里,他的心声终将被吞没。而台湾最好的耳朵,台湾电影首席录音师杜笃之对每一处声场的控制都极具匠心。拖板的踢踏声、篮球的嘭嘭声、乃至风吹过树叶时的响动。都带着时代的足音去轻叩我们的记忆之门。

这仿佛是部极需剖析,又无法言尽的电影。其实只要绕着青春和政治言事,就不会跑偏。我想说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不是一部暧昧的电影,它非常明确,再说穿了一点,整部影片说的就是个人理想与不曾改变的世界的一场鱼死网破的对决。这样说的目的,是要点明,杨德昌的电影是极有道德感的。杨德昌本来是想极力把小四塑造成道德楷模的,但后来,他还是遵循人物的自然成长。小四从好好学生,到参予大规模的黑帮仇杀,已表明小四在血雨腥风的洗礼中,已对暴力产生浓厚兴趣。而小马的枪,包括小明险些杀死小四的那一颗子弹,都充满了较为复杂的隐喻。当然这个疑似有道德洁癖的少年,面对自己的兄长在代他受过时,他只感到怅惘,而没有挺身而出的义举。也就是说,小四在那一刻,已具备了成人似的懦弱,依其发展,他离虚伪也不远了。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塑造了一系列刻板而冷漠的教师形象,奇妙的是,杨德昌本人对好为人师却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每部电影都在不停的劝诫、提醒着世人那些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是多么的了无生气。这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也概模能外,但杨德昌又是特别能反躬自省的。影片真正的道德教师还是那位小四同学,他以以其昏昏,使其昭昭的姿态给作风均不检点的小翠和小明分别上过课。他以自己的所谓生活准则去要求他人的处世之道,招来的是不领情和毫不客气的拒绝。尤其在小翠身上,你以为人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人家却有着自得其乐的心境。其实整个杀人事件,是道德强势对人性天然的一次想当然的剿杀。影片最让人痛心的一幕,还不是那几个少年的死。而是小明的母亲,这个一辈子颠沛流离,因水土不服,而患有气喘的老人在闻听女儿的死讯后,也自杀身亡。在我看来,这就是行将崩坏的道德优越感给周遭的人群所带来的悲剧。整部影片,所要深深反省的就是中国旧有价值观,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一次不折不扣的完败。

影片中还有一个人物,值得深究,就是那位学成归来,报效母校的小医生。自命花运亨通的小明,甚至认为这小医生对自己也有了“想法”。这个小医生曾分别劝导过小明和小四,感情这种事,孩子是玩不了的。可两人都听不进去,于是悲剧就发生了。小医生可能会娶那位令人头大的恶护士,天知道他会不会获得幸福,但他至少比小四和小明幸福。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是这么时而汹涌,时而温柔,时而不知所措,时而贸然前行。却又不让出丝毫退路的去迎接人生的种种必然。

好的电影应不应当成为人生指南,或干脆就是一卷影像化的论语,这真要见仁见智了。在我的客观世界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无限接近完美的。而在我的主观王国里,它就是完美的。

作者简介:

赛人,曾任《电影世界》副主编,《中国电影报道》资深策划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表情
您至少需输入5个字

评论 0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