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灯的暴力

摄影师,是拿着相机的猎人。

一位异装者被警车带走,大约拍摄于1939年,纽约。图片来源:Weegee(Arthur Fellig)/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Getty

苏珊·桑塔格把摄影和暴力相提并论,这属于无事生非。她在《论摄影》的《柏拉图的洞穴隐喻》(In Plato's Cave,1977)中写道:“拍照的动作带有掠夺性。”她指出,我们在谈论给相机“装上胶卷”和“瞄准拍摄对象”时很随意:“相机就像是枪支的升华,给某人拍照就是一次升华的谋杀。”桑塔格知道她正在使用夸张手法,刺激读者思考在肖像摄影中抓拍拍摄对象特性的行为。

但是,把暴力和某种特别的摄影术——闪光灯联系在一起显然不算是夸张。闪光摄影术出现的前几十年,人们用石灰光灯和镁粉来照明,闪光灯会不定时爆炸。1887年,约翰内斯·格迪克(Johannes Gaedicke)和阿道夫·米尔希(Adolf Miethe)共同发明了一种更加可靠的化合物——闪光粉,即便如此,司空见惯的意外事故仍然导致摄影师受伤或残疾。直到1930年左右引进了闪光灯泡,整个过程才变得方便安全起来。随着闪光灯和其他电子闪光枪的出现,情况慢慢得以改善。

“闪光枪”——这种命名法带我们回到了原点,因为某些早期用于点燃闪光粉的精巧装置看起来确实很像一把左轮手枪。这个名字和暴力、武器等紧密相连。在某些军用枪管的外围刻字中,这种黑色幽默的暗示含义更明显,比如“请保持微笑,等待闪光(SMILE. WAIT FOR FLASH)”。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拍摄的影片《海外特派员》(Foreign Correspondent,1940)中,武器和摄影相辅相成,影片中的新闻摄影师用一把手枪杀了一位中欧总理,他在开枪的同时按下了闪光灯。

然而,就摄影闪光灯本身而言,它也经常带有侵略性。如果有人离闪光灯很近,他的眼睛受到刺激后会短暂失明,摄影师也会像拍摄对象一样感到目眩。闪光灯的爆发让人迷失方向。很多关于闪光摄影术的早期记录重述了路人和马匹受到闪光灯惊吓的过程;警察把闪光灯的效果和芬尼亚会会员使用炸药的效果混为一谈的笑话也是屡见不鲜。这种迷惑在希区柯克的影片《后窗》(Rear Window,1954)临近结尾处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这个片段中,杰夫(詹姆斯·史都华 饰)把闪光枪指向袭击者拉尔斯·托瓦尔德(Lars Thorwald),闪光灯照亮了他的脸。希区柯克使用富有戏剧性的反向透视法让我们从镜头后方感受到这次射击,同时我们也能透过托瓦尔德和自己的双眼看到这次射击——那一秒留在屏幕上的,正是视网膜受到强光刺激后,眼前出现的红色光影。

除了躯体反应,闪光灯也展现了一种道德暴力形式。闪光灯对日常生活的干扰真的合理吗?从20世纪中叶开始,这个问题就困扰着纪实摄影师。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农场安全管理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工作人员之一,她认为闪光灯带有侵略性,同在管理局工作的本·沙恩(Ben Shahn)也表达了他的疑惑——两人的看法都与拍摄他人私密空间、以及闪光灯的美学有关。“进门然后使用闪光灯,我觉得这是很不道德的,”他说。“比如,你来到佃农的小屋,屋里漆黑一片,闪光灯一下子就打破了这片黑暗。” 他对人造灯光的厌恶得到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和安德烈·柯特兹(André Kertész)等艺术摄影师的响应,他们都坚持只使用自然光线的原则。卡蒂埃-布列松说,使用闪光灯“并不礼貌……就像是你带着手枪来参加音乐会。”

闪光摄影术总与新闻和商业工作联系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美学纯粹主义。闪光灯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摄影记者在夜间的工作能力,警方也更容易为黑暗中犯下的罪行取证。闪光灯在警方的侦查工作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最值得一提的人物就是维加(Weegee),20世纪中叶,他在纽约记录谋杀、追查事故、逮捕犯人,总离不开闪光灯。“摄影师是拿着相机的猎人,”他比桑塔格先出此言。

闪光灯天生的侵扰性在狗仔队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闪光灯一亮起,就会定格住一时风光,或是仓皇丑态。铺天盖地发射而来的灯光会成为一场可怕的猛攻:以《金刚》为例——它被抓捕后带入纽约,接着成为舞台上的展品,后来受到新闻摄影师的惊吓变得异常愤怒。狗仔队的闪光灯成了令人讨厌的曝光,也足以说明摄影师的企图与侵扰能有多过分。

尽管由闪光摄影术带来或记录的暴力可能残忍无情,令人不悦,或是骇人听闻,但我们应该注意一个悖论。闪光灯——尤其是高速闪光灯——能够在破坏中发现一种惊艳的美。科学摄影先驱哈罗德·艾格顿(Harold Edgerton)使用闪光灯拍摄了一颗子弹穿过一张扑克牌、一个苹果和一排充气气球的景象,展示了人眼从未看到过的粉碎画面。出生于以色列的艺术家奥里·格尔希特(Ori Gersht)用同样的方式在视频和照片中记录了冻干的鲜花和水果遭到子弹射击后四分五裂的画面,像是一幅幅荷兰黄金时代的静物画在顷刻间破灭一般:这些画面让我们看到了物体本身的脆弱。

但如果格尔希特的作品,和他在构图时参考的大部分荷兰绘画作品一样,暗含“一切皆为虚空”之意,那其实这些美,在遇到不可逆转的身体暴力时,便会立即消失。《闪光摄影术》(Flash Photography,1947)一书里最惊人的一幅图是由非裔美国人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拍摄的,他记录了1944年11月法国行刑队处死一名通敌者的场面。被绑在柱子上的死刑犯跪在地上,脸上蒙着一大块头巾,脖子后方扬起一片白雾。帕克斯的说明很简洁:“相机用了一个闪光灯泡。摄影师的闪光恰好赶上了子弹射穿身体和衣服的画面。”闪光撕破黑暗,用以记录黑暗,它的历史,只怕无法和暴力分离开来。

翻译:陈艺帆

 

来源:Aeon

原标题:Blinded by the light: the violence of flash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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