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ava  来源：西湖客栈（xihusalon） 转载请注明来源

如果爱一个人，请送TA去杭州，三秋桂子，十里荷香，人间天堂诚不欺。“只要西湖的荷花一红，运河水一翻腾，楼下的桂花一开，你就会发现，万家灯火中总有你的归处。”如果你恨一个人，请送TA去杭州，这座城市正在以独特地方式，膨胀成新的北上广。

逃离北上广，到杭州去这一话题的热度，持续三年不曾降温，连带着关于职场、城市选择与人生焦虑的探讨也从未止息。

猎聘网发布的《2018中国重点城市工程师大数据与调研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半里，杭州工程师人才净流入居全国第一，北上深为杭州贡献了近一半的“杭漂”码农。

那些逃往杭州的年轻人，如今都过上了的理想生活了吗？

“新杭州人”看到的是一个让他们一言难尽的城市。今夏的一场金融雷暴、背后的楼市奇观以及碧桂园基地坍塌等，都是杭州膨胀的一个侧面。

“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时代因此而容易忘怀。推动我们一切行动的东西，却总是不让我们明了其意义何在。”米兰昆德拉的话，也许是这场“逃离”最好的解释。

01、职场、焦虑、选择与逃往杭州

7月的最后一天，杭州再响一声闷雷。交易量达861亿元的P2P平台草根投资爆雷，经侦介入，办公室人去楼空。

草根投资位于杭州城西的梦想小镇，距离阿里巴巴不过2.5公里。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中，以“互联网创业”为特色的梦想小镇一夜之间红得发紫。据说2015年，你走在路上，都可能被揣着一叠A4纸的人拦下来询问，“我有一个创业项目，你认识投资人吗？”热闹的场景几乎可媲美中关村创业大街。

后来，创业大街的咖啡凉了。在政声日隆的杭州，梦想小镇虽然降温了，但各种互联网创业小镇、园区依然遍地开花。那些簇新的写字楼里，诞生了数不清的创业公司。一两年间，互联网成为杭州的新招牌。

从那时开始，逃离北上广到杭州去开始流行起来。

李雷是当时从上海逃往杭州的人之一。他在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当程序员，工作地点离主城区二十公里。每年的一场科技盛会，让那里成为网红小镇。去年会议期间，杭州大妈为了择婿，甚至在小镇的电线杆上贴起了相亲广告。

“去总部。”关于离开的原因，李雷说得简明扼要。一条新闻半个月前曾经刷屏，因为阿里巴巴的总部在杭州，也因为杭州的互联网产业发达，从去年到今年6月，互联网工程师人才净流入情况，杭州排名全国第一。码农们也许不知道，他们被一些分析人士看作杭州房价持续上涨的动力来源。但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房价已经太高了。

李雷的选择背后，多少反应出了上海人最为纠结的问题之一：“为什么上海没有马云？”据说在阿里巴巴，周末有几趟专门往来上海的通勤巴士“幸福大巴”，因为位置紧俏，需要提前几天预约。曾经的“每个浙江少年都有一颗闯荡上海滩的心”，而今变成“杭州才不是谁的后花园”了。

李雷的朋友程承差不多同一时间从广州到了杭州。在此之前，她供职于一家传统纸媒。新媒体崛起之后，纸媒业绩出现断崖式下跌。在她走后的一年之多，新一线的概念被热炒。以外贸著称的广州被诟病缺少互联网基因，杭州要而取代之的论调甚嚣尘上。程承有些心疼那座城市。在路上堵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她很怀恋广州便捷的交通，以及大街小巷里的美食店。

叶源和西嘉则是北京的来客。叶源是浙江人，辖区上属于杭州。作为文艺青年，他是草莓、迷笛音乐节以及城市Live house的常客。叶源喜欢的乐队痛仰有一首歌《西湖》，为了在西湖边听着《西湖》写代码，2014年年末，他离开北京回了杭州，在杭州城西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开发。

在北京生活了9年的叶源在那里度过大半青春，他对北京的情绪是复杂的。北京有最好的文化氛围，最多样的生活方式，也有着最坚硬与冷漠的生活环境。他讲过一个故事，2014年为了办北京居住证，需要先找人办住宿证明，需要提供房产证，还要去街道办盖章。“整个过程堪比证明你妈是你妈。”对叶源而言，北京是巨大的，个人是渺小的，也许小城市能稍微缓解这种无力感与漂泊感。在30岁来临之前，他离开了北京。

西嘉的感受和他类似。春节过完之后，她辞职回到了杭州。作为媒体人，西嘉对北京又爱又恨，她曾经短暂地逃离了三个月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对于媒体从业者而言，这座城市的好处不言而喻，最优秀的媒体与记者大多数在北京。网易云音乐上，有一则关于杭州的评论：“这是一座第一朵桂花开了，都会上头条的城市。”没有新闻的杭州对于西嘉而言，“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离开一个地方，有人因对将去之地有绝对的爱，有人对所处之地有绝对的厌恶。但大多数人是在两者之间反复权衡后做出了决定。

直到去年年底，西嘉才真正下决心离开北京。北京西红门大火后，她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既目睹了城南快递员的惊慌失措，也听闻了年薪60万的程序员被驱逐的心酸故事。“这座城市太硬了，而个体又太柔软，生活在北京，就难免被它的坚硬所碰伤。”

在过去的三四年间，他们是逃离北上广逃往杭州最笃定的实践者们。然而，当他们揣着不同的目的，像候鸟一般迁徙而来时，这座城市也在发生着变化，不断校正着他们关于职业、城市、选择的焦虑和预期。

02、杭州正在变成北上广

程承在G20前几天拿到杭州一家互联网公司的offer。因为严密的安全检查，面试结束离开杭州那天，她从城西到火车东站整整花去了5个小时。她在杭州不断听说类似的段子：在超市买了一瓶早餐奶，出来被人拦住，喝一口。进小区门又被拦着喝一口，进门前再次被拦住。终于，早餐奶就这样被喝完了。

人们调侃着近乎“戒严”的氛围，却难以抑制“盛会”来临前的喜悦，整个城市显得异常躁动。在程承的感知里，最疯狂的是房价。即使城市依然是那个城市，产业也还是那些产业，但预期不一样了。政声日盛，G20之后，亚运会也越来越近了。

程承住在阿里巴巴西溪园区以南五公里的地方，离绿城开发的翡翠城不远。在杭州楼市横盘的那几年，绿城一度传出破产风波，生命几乎按天计算。2011年，阿里组织百余员工买房帮绿城，据说还是响应了马云的号召。同为浙商领袖人物的宋卫平与马云私交匪浅，两人曾一同回浙江嵊州老家祭祖。

在G20之后，短短的几个月内，无需马云帮忙，未来科技城板块的二手房也从1万出头涨到了3万。程承不时听到更多“疯狂”的故事，比如，有中介连夜拿着pos机赶到上海签单。调控政策层出不穷，杭州房价越涨越高。

杭州正在以一种近乎“大跃进”的方式变成新一线。富阳和临安被撤市设区后，在行政面积上，杭州已完美地碾压了北上深。然而，这座城市的公共交通与服务，却远没有跟上它的膨胀速度。“太不方便了。去趟西湖见朋友，需要心理建设一番，如果去趟滨江，简直是生死之交了。”西嘉曾说。

对于从上海来的李雷，这种苦恼更甚。入职第一天，公司偏远的位置与遍地的工地就曾令李雷感觉仿佛到了乡下。生活配套与公共交通几乎没有，他自嘲在小镇工作好比山谷里的村民。青山环绕，窗外偶尔有白鹭飞过，“至少空气比城里清新”，但能拿来安慰自己的也只有这个了。

梅家坞第一口鲜嫩的龙井，苏堤早春的桃花，杭州广为人知的小确幸都与李雷无关。在他的时间表上，9点下班属于提前下班了。据说某次赶项目期间，他的同事和新婚妻子有一两个月没有醒着见过面（下班时妻子已经入睡，而醒来时妻子已去上班了）。

临近30，依然单身，李雷很关心杭州的房价。他加入了好几个房产群，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密切关注着群里的讨论。他感到匪夷所思，杭州离真正的一线城市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房价却已经开始碾压广州了。因为房东频繁地转手，他在一年里搬了三次家。

几个月前，李雷终于按捺不住，决定出手在上海买房。

差不多同一时间，杭州买房摇号政策出台，验资紧随其后，新房与二手房价格倒挂（新房因限价，单价比周边二手房低一两万）。在“买到就是赚到”的号召下，万人连夜排队摇号的奇观出现了，单个红盘的验资金额超过600亿。

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证明P2P爆雷与摇号买房的关系，但在许多人看来这是确认无疑的——房地产成为比P2P利润更高的投资产品，嗜血的资本当然会循着腥味过去，此消彼长之间，拖垮了P2P平台的资金链。有人因此总结了人生的三大错觉：TA还爱你、A股要涨、杭州人民不关心楼市。

虽然李雷没有参与杭州的楼市狂欢，但他苦口婆心劝诫多位朋友去挂名摇号。几乎每个周末，他都穿梭在上海郊区的各个楼盘，也经历了多次摇号失败。李雷在杭州租的房子离G20主会场不远，鳞次栉比的摩天楼让那片区域看上去像浦东新区，但李雷看来，光鲜的外表之下，离一个成熟的城区仍有距离，那不是一蹴而就的。

“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已成往事。杭州是货币化棚改的重镇，据说在2016年下半年，杭州制定了拆迁10万余户的棚改攻坚计划，2017年一年内就完成了69个村的整村征迁“清零”。在杭州，程承的确很难再见到广州常见的城中村、握手楼，但是，大量货币流向楼市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底，阿里巴巴达摩院宣布入职一名“95后”科学家，但他也说“最近比较焦虑的是还买不起杭州的房子。”

如今回看，G20 前是杭州购房的最佳时期，李雷没有赶上，比他更早逃离北上广的叶源、西嘉比他幸运。

然而，职业发展路径的缩窄，却成为了他们平淡日子中的一根刺。机会是不均等的，压力也并没有减少。除了本身的选择变少了，北京天然是信息交汇场，那里有数不尽的论坛和活动，可以轻易地接触到几乎所有行业最新的资讯。而在杭州，一切都没有那么便利。

对于逃离者而言，杭州最快赶上北上广的，除了房价就是“牢累”。

2016年，谁会成为中国硅谷的话题引起广泛探讨。许多人把票投给了杭州，并且加了一个前缀，称之“天堂硅谷”，他们认为北京与深圳已经看到尽头了。“这很像公关辞令，厉害了XX不也流传很广么。”叶源一笑置之。一项根据网约车出行数据对都市白领加班的调查，2017年杭州加班时长碾压广州，紧随上海和深圳。

对于文化传媒从业者而言，杭州给人的感受更复杂。

“媒体人不是在去阿里，就是在去阿里的路上。”这多少反映了西嘉对于杭州求职的某种无奈。李海鹏说中国现在的调查记者不足130人，有人说阿里巴巴的员工中，有过“调查记者”头衔的数量，可能已经超过130。相较于工程师，媒体人在杭州的选择面则更窄。她的一位朋友，清华硕士毕业，终因没有满意的职位而去了上海。

多少人因着湖光山色来杭州，也不乏职业发展瓶颈再次回到北上广的逆流者。

03、不那么理想的理想

逃离北上广奔赴杭州的年轻人发现，“北上广式”的烦恼依然如影随形。但是，这场逃离在很多人那里并非不值得。

李志唱《杭州》，“一杯长岛下肚，转身跳进西湖。”跳进西湖不现实了，在黄金周被挤下西湖倒是极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西湖长盛不衰，自有它的魅力。程承向很多人讲述过一个小故事。7年前，她来杭州旅行，晚上在西湖边散步，一位船夫以“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雾西湖。”诱她泛舟，最终将她扔在荒凉的岸边。骗人还如此诗意，她生气不起来。

西嘉、程承、李雷还有叶源成为了朋友。“这座城市依然有这样的好处，开车半小时就是山野，而转个弯又是都市，可进可退。”他们把杭州称为“经济好的城市里环境最好的，环境好的城市中经济靠前的。”

在满陇桂雨下喝一杯咖啡，在春天的茶园里吃一份腌笃鲜，这些有仪式感的生活细节，确实在某个瞬间能治愈焦虑和疲惫。

程承读到过一则故事，某个人放弃世界500强的工作来到杭州，在选择住址的时候，以西湖为中心画了一个圈，最终租进了60平米的“老破小”，他说：“因为我很清楚自己的目的，我要让西湖成为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作为杭州人，像个外地人一样活着，每一两年路上花3、4个小时跑到西湖边，边看景边继续讨论如何创业和圈钱，如何投资房屋和股票。”他大有为了生活牺牲理想的意味。

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显然不能做到这样。在危机四伏的时代，他们拿着尺子，精确地度量着生活的各个维度，以求在其中找到得失之间的平衡。

在李雷的眼中，杭州是适合养老的城市，但他还太年轻。如果职业出现瓶颈，李雷会选择回上海，“上海的机会，依然比杭州多。”而其他的几个人，则希望能够真正定居杭州。

这些杭州城里的新来客每天关注着城市的一举一动。他们打量这座城市，也在打量自己的选择。

程承加入了几个校友群。那些一毕业就来到杭州，或者很多年前定居于此的校友们对这个城市全然没有她的感受。他们赞美杭州的生活，谈论万松岭路的相亲会，本地都市报上的新闻。杭州的婚恋市场的信息也让很多人关注不已。程承和西嘉为此感到很尴尬，未婚的她们拖了杭州的后腿。

在刚刚过去六、七月，萧山碧桂园一楼盘地基坍塌，以及黄龙体育馆乌泱泱的投资人，遮盖了一些重要的消息——良渚一块土地流拍了，因为没有开发商竞拍，而就在前天，城区核心板块，一地块的最终成交价跌至G20前的水平。

风向标真的变了么？新来的年轻人不知道。

只是这个城市里，依然有些瞬间令他们感动。

一天晚上，西嘉看到一则消息，已经88岁的台湾作曲人左宏元自曝，当年《千年等一回》的间奏，不是“啦啦啦……”而是“China、China……”。为了过审，那个英文单词刻意加了停顿，改了发音。一个埋藏多年的家国情怀故事和关于西湖的想象，再次短暂地治愈了她。

后悔逃离北上广到杭州吗？没有人能确认无疑地回答这个问题。选择一种人生，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掂量出孰轻孰重。

在动荡不安，快速流动的时代，早已失去故乡的人们，几乎永远无法摆脱漂泊感。而所有的落脚城市，都在变得千篇一律。

“我是爱杭州的，所以我希望它慢一点。”西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