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世纪，教皇利奥十世(Leo X,1513-1521)仓促启动了一次IPO用于固定资产（圣彼得大教堂）投资（首次公开发行赎罪券，每一种罪过都明码标价，面向公众发售。提出的营销概念是：当钱币落进教会的钱箱，你的罪孽便被抵消）。

这次IPO饱受诟病，并引发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教会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一度濒临破产。本文将复盘分析，本次IPO中，作为CEO的利奥十世错在什么地方？另附温馨小贴士，办教致富不是梦！

 

奇货可居的信仰

通常的说法是，教会借信仰大肆敛财引起了不满。

太天真了。借信仰敛财算什么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从有信仰的那一天起神的代言人就在借机敛财。利奥十世之前或之后，甚至在上帝已死的现代，神的代言人都在以信仰的名义攫取金钱和权力，从未间断。

从6世纪开始，教会宣布，土地上的出产十分之一都属于上帝。不管是农作物，还是畜牧业产品，按照货值的十分之一给上帝交税。公元779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开始明确规定，缴纳什一税是每一个法兰克王国居民的义务。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开始强制征收这一税种。这是一个普世宗教施加给所有人的第一重恩泽：就是直接推高了食物和毛纺制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这个税交了大概一千年，直到1789年法国革命之后，欧洲各国才陆续废除什一税，而英国的什一税一直征收到1936年。直到现在，一些教派，如摩门教还在征收什一税。

对于多数人来说，为了继续忍受庸常的人生，信仰是必备的麻醉品。尤其在贫乏蒙昧的时代，信仰是刚需。古代宗教用地狱来恐吓不安分守己的人，用天堂的美好生活来开空头支票；而现代的政治人物谈论政治信条和价值观，也不过是在跟特定的瘾君子群体喊话，“跟哥走，有药吃”。

信仰这种商品的生产商、各级经销商代理商和消费者就价格问题、代理权限问题、销售区域划分问题、串货问题、品牌标识、认证权限问题、反垄断问题、反倾销问题、合作项目的利益划分问题……展开了一千多年的合作和博弈，涉及多次股权结构调整、贸易条件变更、认证标准的重新确立……多得根本数不清的谈判和械斗。比如十字军东征就是以战争形式大规模打击竞品，维护信仰垄断专营权的行为。先是消灭了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反对者（如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到最后消灭了东罗马教廷（在君士坦丁堡抢掠屠城）。

 

IPO的失败典型

赎罪券是一种古老的证券。中世纪就有，并不是利奥十世发明的。《圣经》说人人生而有罪，而教会有赎人罪孽的权限，普通人可以通过殉道（！）或者到罗马朝圣得到救赎。后来的教皇宣布，只要支付相应的费用，也可以得到代表“已经朝圣”的赎罪凭证。这种凭证就是最初的“赎罪券”。而在利奥十世上任之前4个多世纪，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为了发动十字军东征，还面向东征的骑士搞了一次大规模定向增发。

用乌尔班二世主导的定向增发作对比，我们会发现利奥十世主导的IPO存在很大的问题：由于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是去富裕的东方抢劫，因此带来了可观的现金流，且解决本土资源不足人口过剩的问题，大大缓解了资金压力。而利奥十世把IPO获得的资金用于圣彼得大教堂的建设工程，至少在他的任期内都不能产生现金收入。

另一方面，乌尔班二世的仅仅面向十字军骑士搞了一次定增，就支撑了一场大型战争（这部分人都被打发到国外战场上去了，能活着回来的有限，最后仗打完了还可以把剩下的都杀掉，总之国内流通股数量并不多），而利奥十世搞一次IPO才修个教堂，这说得过去吗？

最重要的是，利奥十世完全没有搞清楚，教皇/教会的核心资产是什么。不是土地房产，而是无形资产。而IPO这种发行方式降低了交易门槛，简化了交易流程，相对于其它方式，IPO意味着更多的信息披露，较高的透明度，大规模泄露了商业机密（那些教徒那么蠢都看出你用神做幌子骗钱来了）造成商誉&核心资产减值。

所以，借信仰敛财没问题，把上帝证券化也没问题。从技术上分析，利奥十世的错误在于：1对上市资产估值错误，发行价过低，且发行数量完全没有限制，导致股价一路走低；2选择了错误的发行方式，相对于其它方式，IPO意味着更多的信息披露，造成商誉减值；3把过多现金投资于现值较低的不动产，完全忽视了自己的现金流。

 

 IPO之外的管理方法、市场研究和生态系统

 “世间的权柄都来自于上帝”。

神的代言人能够始终得到供养，不仅仅靠收智商税。还是要跟世俗政权共治共荣。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主流信仰都是靠着和世俗的统治者相互背书，一起抢了钱再分账，才得以发扬光大。

就基督教而言，主要是和封建制度伴生的一种信仰。君权神授是一种典型的互酬。加洛林王朝的第一个国王矮子丕平以献土的形式换取教皇对其的加冕,从官相变成名正言顺的君主。

历史教科书上讲封建制度比奴隶制度更先进，主要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讲的。封建制度并不比奴隶制度更开明。封建制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增资扩股+管理创新的结果。奴隶制度下，社会分为贵族、公民（市民）、奴隶三个阶层，而封建制度下主要分为贵族和佃农两个阶层。封建制度并不是真的取消掉了奴隶阶层，而是取消掉了“公民”这个阶层（注销了奴隶制度下原有的绝大多数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把他们全部变成实际上的奴隶，然后给奴隶们换了一个抬头。封建制度下的奴隶数量远远超过了奴隶制度下的奴隶数量，之所以能够维持统治，是靠封建等级制度+精神控制来降低管理成本。

原本自由的农民不但要拿出自己的收入来供养封建领主，本人也要供其差遣。要让原本轻松自由的人接受这样坑爹的等级义务，武力征伐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征伐过后如何维持这样的统治，是更重要的问题。让他们保持脑子进水的状态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不然农民凭什么要供养贵族和国王，不会造反吗？所以封建领主需要上帝。教皇/教会为他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服务，而领主们也愿意支付高价。

对于名义上属于教会的封地，领主们需要向教皇缴纳“采邑税”。比如11世纪，教皇利奥九世与阿普利亚的诺曼公爵罗伯特•吉斯卡德以及卡普阿的理查得签定了和约，这两位世俗的贵族要向教皇宣誓效忠，教皇则把本来已被他们占领的领地作为罗马教会的采邑再分封给他们，为此他们每年要向教皇缴纳采邑税,而且还负有保护教皇的义务。这是一次双赢的合作，一个经典案例：教皇空手套白狼收到了采邑税，而贵族则通过教皇的加持来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后来教皇也一再复制这个成功的商业模式，教会拥有的资源不断丰富。教权和君权各自发展出了权力执行网络，以不同的方式覆盖了人的国度。

封建采邑制度的推广和固定，平民的税负和徭役加重，与基督教在欧洲的地位上升和稳固基本是同时发生的。这也说明了其共生关系。

封建社会推崇的主流信仰，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儒教，都会主张顺从，反对享乐，强调三纲五常、阶级义务。且都有贬低压制科学和艺术的倾向，基督教控制欧洲的精神世界之后，把非基督教文明，以及无关的科学和艺术摧毁得七七八八，而中国的正统学究则把科学和艺术斥为奇技淫巧。信仰成为必需品，是因为人民需要以此来填补空虚。越是富庶，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和历史时期，对信仰这种麻醉剂的使用剂量就越低。越是空虚蒙昧的人越需要信仰，科学和艺术作为信仰的竞品（替代品）而受到压制。

一直以来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愿意跟宗教界分账，是因为宗教提供了稳定其统治的服务。现在教皇以赎罪券的形式直接圈钱，而没有提供服务，破坏了规矩。从私募转公募，降低了投资门槛，绕过了原来私募通道的合作伙伴（世俗的国王和贵族）直接去市场上圈钱，当然引起不满了。

所以1517年，当德国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写下《九十五条论纲》对此提出质疑的时候，得到了本土贵族的支持和保护（不然为什么马丁•路德还能活着搞出那么大事来，本来教皇要弄死一个神学教授不要太容易）。宗教改革就此发轫。

新教对圣经进行翻译，破坏了教廷对圣经的独家解释权，还夹杂了不少私货。教廷自然非常抓狂，但是此时，他们已经失去了的传统盟友的支持。所以宗教改革之火得以燎原。

 

反向收购计划

因为CEO利奥十世的严重失误，一些本来一辈子只能在基层混的人，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从教会这个大集团公司抽离优质资产，成立新公司，出任CEO，赢娶白富美，和老东家争夺市场并试图反向收购罗马天主教——史称宗教改革。

教会本来已经机构臃肿，一个萝卜一个坑，年轻人没办法出头啊!且大家都是食利阶层，用来养活他们的下等人根本不够用。怎么办？抓住一些受欢迎的社会诉求，在原来的宗教上做一些技术细节上的调整，然后开个新教派呗。约翰•威克里夫、扬•胡斯、马丁•路德、门诺•西门斯、约翰•加尔文都这么干了。

一五三六年加尔文来到日内瓦，这里已经聚集了一些因相信新教而流亡到此的难民。加尔文被聘为日内瓦新教团体的领袖和导师。随后他以飞快的速度把一个民主的共和国转变成一个神权专政下政教合一的恐怖国度。加尔文宣称，“宁愿一个无罪者受到折磨，也不愿让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还说“要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个日内瓦青年，道德和教规才能在这腐败的城市建立起来。”在他统治的头五年里，就在日内瓦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而日内瓦当时一共只有三万人，还有不少被赶走或逃跑了。

亨利八世也在英国进行了宗教改革。难道他真是为了和原来的王后离婚，迎娶安博林才强令这个国家改信新教吗？当然不是。他只是讨厌教会的影响力妨碍了他强化君权。教会有死心塌地的信众，遍布整个国家，深入城镇和乡村，完整的组织结构，还和境外势力（多数情况下的敌国西班牙）关系密切。他干脆成立了国家教会，在教义教规制定上比加尔文更加偷懒，罗马天主教一个版本，新教有好几个版本，他高兴抄谁就抄谁——真正的差异在于，改革之后，国王自己就是教会首脑。罗马天主教会因为失去了英国这个宗教殖民地大为光火，不但发动西班牙和英国开战，还曾对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下过江湖格杀令。

那反向收购计划怎么样了？后来新教派的CEO们发现……这事儿挺麻烦的。光是英国，为了选择天主教还是新教这点事儿，打来打去砍头烧人什么的，折腾了四任君主，直到伊丽莎白一世，本国国内才算基本达成共识，大国之间也打打闹闹接近百年，市场划分也基本完成了。新品牌太多，谁也没法一统江湖。反倒是罗马教廷，滥发证券投资房地产吃了大亏之后，回归主营业务，专心打造核心竞争力，输出服务和标准，至今仍占据着市场的头把交椅。

 

为了增强本文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特别邀请到知名脑洞金融学家林海同志对此做出了专业点评：

那些原来垄断secondary distribution的brokers发现短期盈利之后，会出现证券贬值的危机。所以路德出来反对直接将上帝选民券发行给散户的举动。我们以为路德是反教会，是脱媒主义者，其实上不是。他是商业模式创新者，及时刹住了直接公募之风，保住了场外broker的饭碗，以形形色色的ecn式的家庭教会，取代了纽交所的垄断。

他为客户提供otc式的非标产品的同时，避免了基础资产——即上帝信仰，的贬值。所以教会应该感谢他。要是完全放任卖赎罪券，那耶和华就彻底烂大街了。大家一起没饭吃。这就是南海泡沫后期，各种券满天飞，全是垃圾。

公募危机被场外市场拯救。但是场外市场又存在问题，就是山头林立，易出风险，后台结算系统也不统一，这时罗马教廷的重要性反而体现出来。罗马教廷从交易所转身一变，成了sec。提供关于异端（非法发行）和邪教传播（非法交易）的认定标准。或者还兼具了中登的确权和中央对手方的功能。能不能银券兑付，全看他一句话

 

温馨小贴士：论办教致富

办教致富的要点弄一个已经死了很久的人或者一个抽象的概念作为终极答案，总之要保证那个高尚的存在无法开口，无法证伪， 然后自封为其在世间带盐人，代收全部权力和利益。对于理想社会制度或是特定经济学理论的迷信是宗教的现代版本。更加虚无缥缈，难以证伪。只要控制最终解释权，可以保证永远正确。

无论古代宗教的教派之争和现代政治中意识形态之争归根结底是解释权归谁所有的问题。不管是永远正确万治万能的自由市场；还是遇到暂时挫折，总有一天会到达，但不确定哪天会到达，且可以根据本国国情、社会现状不断加以解释和修改的乌托邦社会……都是现代信仰的一种，拥有各自的信众——总之，拥有最终解释权就是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