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在两会上说，经其调研发现，根据我国社保政策相关规定，社保五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缴费比例，企业为29.5%至30%，其中养老20%、医疗6%、失业2%、工伤1%、生育0.5%~1%，个人累计达到11%左右，“虽然各地缴纳社保费率比例略有不同，但绝大部分省市缴纳比例都在工资总额40%以上。有的地区达到甚至超过工资的50%”。这直接的影响就是职工可支配收入大量减少，对仅靠工资生活的工薪阶层来说，压力很大。为此，谢子龙呼吁“尽快降低社保费率”。

谢子龙的调研应该说是靠谱的，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经表示的吻合，“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工资总额的40%至50%”。一些低收入阶层，解近忧要甚于远虑，甚至不续保和退保，他们未来的养老怎么办？这将是一个问题，积累到一定时候可能会被“引爆”。遗憾的是，目前社保费率不但不降，反而有升，步入2015年，已有天津、重庆、福建、江西等地执行新的社保缴费基数标准。与2014年相比，用人单位和职工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而且，一些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理由论证，上调社保缴费基数“势在必行”，一些专家学者也在“用事实说话”来帮腔：

一是“历史包袱论”。由于中国社保制度建立较晚，在制度建立之初，历史原因造成了部分人没有缴费或缴费积累不足，但仍可享受社保待遇，使得养老险背上了大量职工视同缴费或者没有缴费的空账包袱。社保基金需承担巨额“改革成本”并支撑运行，这也进一步导致了8%的个人缴费未能真正进入个人账户，反而进入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统筹部分，个人账户因此也被打了“白条”。换言之，这也就形成了新人养老人，用新人的缴费为老职工发养老金这一问题。在当前养老金收入增速不及支出增速时，有关部门降低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费率的可能性估计并不高。

二是“发展阶段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建设、教育、医疗等诸多领域，都还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期望财政大幅提高对社保基金的补贴水平，恐怕并不现实。受困于资金问题，如果大体维持现有财政补贴水平，公众期望有关部门短期内降低社保缴费费率，特别是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费率的可能性不大。

三是“人口老龄化论”。按照实际赡养比观察，受1963年生育高峰和女性50岁退休政策影响，中国在2010年已提前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在2013年后，难以维持3∶1的赡养比，可能提前20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赡养比决定了必须提高新人缴费费率，来赡养老人。

四是“规定论”。目前中国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规定如下：根据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确定，不得低于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不得超过上年度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300%。历年的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都在10%以上，所以历年也就这样调整。

一方面，“尽快降低社保费率”呼声非但不能成为现实，历年来社保费率还节节高升，另一方面，在政府舆论引导上，也呈现出微妙变化，从“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到“养老不能靠政府”，政府正在降低人们对养老的政府期盼。前些时，人民日报刊发署名文章《社保不是万能的》，引用美国某研究机构的报告，“我国有63%的居民认为退休养老要靠政府，仅有9%的居民认为退休自己负责”，批驳“人们总以为社会保险是万能的，能够无限度满足养老需求”，认为一个健康的养老保险体系，应该由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商业保险共同组成，不能期望基本养老保险将所有的事情都办好，实现“老有所养”，还需要家庭和个人未雨绸缪，做好社会保险之外的功课。

这实际上是暗示，中国存在严重的养老资产不足问题，按照学者的估计，由于老龄人口存在养老资产不足、消费和购买能力不足等问题，未来可能陷入“银发贫困状态”。为了避免这个状况的发生，只好提前“打预防针”，告诉民众，不要只靠基本养老保险来养老，最好要有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或者储备个人资产来养老，比如“以房养老”，免得到时矛盾集中爆发。

客观地说，目前新人养老人的养老模式，根本就谈不上是“养老靠政府”，因为虽然养老金是从政府部门领的，但钱是自己交的（企业交的那部分也是从自己的薪酬里扣下来的），归根结底，是自己养自己。或者说，现在的老人靠我们养，我们靠后辈养，政府只是起到中介作用，“养老不能靠政府”，说的是大实话。

但是，这绝不等于说政府没有责任，而是政府没有尽到责任，没有投入真金白银的结果。其实，政府要担起责任，做实养老账户，并非毫无办法，财政拿一点出来，从国有资本中划转一点出来，以及将国企上缴红利充实到社保资金中，都是可行之策。问题是，收钱总是容易的，掏钱就千难万难。说到底，还是利益作崇，因为这样会动了官员或国企的“奶酪”，所以从骨子里排斥，形成“利益藩篱”。

必须看到，目前空账运行的“历史包袱”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人为的、搞计划经济的后果，政府对此负有责任。从计划到市场，政府角色错位不断，将本该负的社保责任像甩包袱一样甩出去，压到企业和职工头上，美其名曰“历史包袱”，好像是企业和职工自己制造出来的“包袱”，其实不然，这个历史欠账是政府制造的，政府应该下决心来填补。“养老不能靠政府”、“社保不是万能的”，以及提高社保缴费基数，都隐含着“卸包袱”心态，这正是民众不满的地方。

从历史根源而言，政府不能回避责任，不能动不动就说“养老不能靠政府”、“社保不是万能的”，必须要对社保予以真金白银的投入。就当下经济形势而言，提高社保缴费基数无异于饮鸩止渴，不利于减轻企业经营压力，不利于民众生活与社会稳定，不利于调节收入，不利于增加国民消费能力，促进经济转型，应当缓行。

可喜的是，2015年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失业保险费率由现行条例规定的3%统一降至2%。初步测算，仅这一减费措施每年将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400多亿元。

在五项社会保险中，失业保险费率本来就低，而且失业保险基金的当期结余和历史结余比较多，有下调的空间，选择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并不能从根本上减轻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压力。但是，失业保险费率先行下调，或许是一个信号，给社会保险费率的整体降低“带了一个头”，这是我们所热切期盼的。

（本文转载自新华网思客，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