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枚自制炸弹给波斯顿马拉松带来恐怖与血光之灾的两年后，案件嫌犯焦哈尔·沙尼耶夫（Dzhokhar Tsarnaev）的审判美国时间本周三开始。戏剧性的是，嫌犯首席辩护律师承认，她的雇主确实引爆了炸弹，导致三人死亡、几十人受伤。

“确实就是他。”她坦率地说起被告，而他此时正无精打采地坐在辩护席上。她补充说，21岁的沙尼耶夫不会回避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用“不可原谅”这个词来形容他的行为。

但是她争辩说，沙尼耶夫并不是一个人在行动。她说，爆炸案导致的全部恐惧与悲痛都是“兄弟二人毫无意义、受到极端误导的行为造成的”。她指的是沙尼耶夫和他26岁、已经身亡的哥哥塔默兰（Tamerlan）。

她告诉陪审团，焦哈尔·沙尼耶夫被引上了“一条他哥哥开辟、铺设的道路”。

毫不掩饰的认罪是为了达到她的终极目标：说服陪审团免除沙尼耶夫的死刑，只判处他终身监禁。而这场预计将一直持续到今年6月的审判把波士顿和整个美国又重新拽回到了那一天的马拉松终点线，以及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本土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案现场。

开庭陈述时展示了沙尼耶夫的两幅照片。检察官辩论称，他是一名在情感与理性上都十分坚定的“恐怖分子”，决心对美国在穆斯林世界采取的军事行动展开报复行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自己死后上“天堂”。沙尼耶夫的律师克拉克则辩称，他是一个相当正常的少年，喜欢Facebook、女孩和汽车，敬爱他哥哥，因而深受他的影响。

庭审的这个阶段将裁定被告是否有罪。庭审法官、美国地方法院法官乔治·A.·奥图尔（George A.O'Toole）限制辩方在这个阶段的庭审中提及被告人兄长的程度。就在已故受害者的家属们、因爆炸案致残的幸存者们纷纷挤进法庭，出席这场万众瞩目、终于开始的庭审时，焦哈尔·沙尼耶夫却仿佛游离于整个甚至可能宣判他死刑的进程之外。

也许是因为已经预料到了被告方的策略，率先发言的政府律师们希望先发制人，扼杀克拉克可能激起的对沙尼耶夫的任何同情之心。

美国助理检察官威廉·温勒伯（William Weinreb）描述了炸弹在马拉松现场撕裂观众们的血肉之躯、残肢在空中飞舞的震撼场面。

他精确地描述了弹片撕裂三名遇难受害者身体的情形，而当时他们的家属就在旁听。马丁·理查德（Martin Richard），8岁，因“失血过多而死”死在人行道上；卢凌子（音译，Lingzi Lu），23岁，“内脏都涌了出来”；克里斯特尔·坎贝尔（Krystle Campbell），29岁，身上满是“裂口”。政府接着传唤了5名目击者，其中3人在爆炸案中严重受伤。他们重述了爆炸之后的惨状，伴随他们证词的是受害者们倒在血泊中的恐怖照片和视频。

19岁的希德尼·柯克兰（Sydney Corcoran）说：“我能感觉到身体的刺痛，而且我越来越冷，我知道我快死了。”她的大腿动脉在爆炸中断裂，导致大量失血。

另一位目击者、27岁的瑞贝卡·格里高利（Rebekah Gregory）左腿戴着假肢走上证人席。她说：“一点不夸张，我的腿骨就落在我旁边，躺在人行道上。”她能听到5岁的儿子叫她，却没办法向他伸出手，因为胳膊已被撕碎。

辩方选择不去交叉质询任何一名出庭作证的受害者。

温勒伯在50分钟的开场陈述中描绘称，这兄弟二人是“犯罪同伙”，一起策划了这起爆炸案，一起携带炸弹出现在了比赛现场。

他说，这些杀戮让焦哈尔·沙尼耶夫相信，他“已经迈出了上天堂的一步”。

政府陈述中也提到了沙尼耶夫冷酷无情的证据。温勒伯称，爆炸案发生不久，医护人员仍然在竭力抢救马丁·理查德的时候，沙尼耶夫却去了全食超市（Whole Foods），漫不经心地想着应该买哪种牛奶。接下来的几天，温勒伯说，“他和朋友们出去闲逛、参加聚会，还发推特说‘我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 

沙尼耶夫在沃特敦（Watertown，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镇）与警察的枪战中露出了真面目，温勒伯补充说，他向警官们投掷高压炸弹。他说，枪战结束后，沙尼耶夫全速开车驶向警察，“想把他们都撞翻”。

而且，温勒伯这样说起沙尼耶夫：“被告径直碾过他的哥哥，拖着他的尸体跑了50英尺（约15米）。”

克拉克的开场陈述仅仅展开了20分钟，极力反对政府对沙尼耶夫行为动机的阐释。她把他描绘成一个典型的少年。她暗示，他是那么典型，甚至感受到了一种类似于兄弟之争那样平常的感情。她说，他被抓之前躲在一艘停靠在干船坞的船里，写下了一段袒露他对他哥哥看法的话，“他表示，他嫉妒他哥哥实现了殉难。”克拉克补充说，他自己也希望能够实现殉难。

“塔默兰才是一个实现自我激进的人。”她说，“焦哈尔只是一个追随者。”由于塔默兰的年龄、人格力量和他们的文化，塔默兰影响了他弟弟。

克拉克在开场中坦率而意外地承认被告所犯的罪行，看起来是在努力直抵陪审员的内心——她不会用谎言浪费陪审团的时间，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获得他们的信任。

前法官南希·加特内尔（Nancy Gertner）目前在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执教，她认为克拉克的做法“很聪明”。她表示，通过承认客户犯下的罪行，克拉克正在努力限制政府列举那些具有画面感的痛苦细节，避免它们破坏任何对于沙尼耶夫的同情。

加特内尔说，因为克拉克并没有对罪行提出异议，这些细节也就变得无关紧要。加特内尔说：“现在的问题是，她实质上已经承认的事情，政府能够证明到怎样的地步。”

对辩方而言，这两兄弟之间的关系既重要，又微妙。

尽管法官奥图尔指出，“不可避免地会提到两兄弟相互影响的一些证据。”但他说，宣判之前，在审理的第一阶段，沙尼耶夫是否“比别人更有罪的问题”总体而言无足轻重。克拉克在开场陈述中力图放大家庭关系的影响时，他几次打断了她。

结束陈述时，克拉克恳请陪审员保持开放的态度，尤其是在庭审第二阶段考虑判决的时候。

“保持心态与思维的开放需要很大的努力，”她说，“但我们要求的只有这一点。”

（译者：傅琳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