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彭博社近日撰文称，距离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口号已经三十多年了，如今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在收获这项“自由政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同时，却不得不解决由此引发的中国财富差距悬殊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时说：“立国之道，惟在富民。”李克强提出，政府“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进步。”
针对正在中国军队和国有企业进行得反腐“高压态势”，李克强再次强调，“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降低国企高管薪酬被视为反腐败的一种辅助性手段。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据新华社报道，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区市明确今年将推进所属地方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
随着中国地方政府举债投资逐渐被控制，消费应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政府已确定中国2015年经济增速目标为7%左右，这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刘利刚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认为，收入不平等是令中国政策制定者头疼的一个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0.4），这表明收入差距问题在中国依然突出。
刘利刚认为，中国政府在医疗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一部分成绩，未来有可能进一步推进。
但是，国务院办公厅曾在2013年2月份宣布，计划到2015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目前看来，这个计划难以实现了。
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曾湘泉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认为，“40%”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目标，地方政府有自己的算盘要打。中国地方政府过去常常通过压低最低工资水平来降低当地的劳动力成本，从而更好地招商引资，最近几年开始迅速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以留住当地企业的员工，如今他们需要找到一条平衡成本和收益的路径。
进入2015年来，先后有湖南、海南、西藏、天津、深圳、北京等6个地区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深圳提高到每月2030元，成为目前全国最低工资水平最高的地区。中国至今没有制定全国性最低工资标准，内地每个省份或直辖市都可以自行制定当地每月的最低工资标准。
当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增速超过中国GDP增速时，前者的增长速度正在逐渐放缓。据中国人社部统计，2014年中国19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在14.1%，这个数字在2013年是17%，在2012年和2011年分别是20%和22%。
日本野村控股公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赵阳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认为，由于中国低收入者会花掉他们赚来的大部分工资，更好的收入分配改革将带动国内消费和经济增长。赵阳估计，为了实现“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的目标，今年中国最低工资平均增幅将超过20%。
但是，这个任务尤为艰巨。
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达到了赵阳估计的增幅水平。据人社部透露，北京将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1560元调整为1720元，增幅仅为10.3%。
赵阳进一步分析称，这也说明了中国劳动力要求涨工资的谈判能力很弱。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但融资成本并未降低，税收未减少，承受经济放缓痛苦的只有劳动力大军了。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认为，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并未得到改善。他在一份针对中国29个省的2.8万个家庭的调查报告中称，过去5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基尼系数为0时表示收入完全平等，为1时表示最大的收入不平等）。
甘犁分析称，中国的收入再分配效果甚微，也并不能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实现收入平等。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提高了员工的工资，但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雇主的利益。
所以是时候提高社会福利保障的时候了。甘犁认为，提高中国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会是刺激消费的好办法，降息政策都不会那么有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随着经济发展，居民个人收入必须增加。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4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了10%，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统一由55元提高到70元。未来将推进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缴费率。
2015年，政府将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35元提高到40元，政府财政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320元提高到380元，“将基本实现居民医疗费用省内直接结算，稳步推行退休人员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曾湘泉对此评论称，部分降低职工强制性上缴的社保费用和税收金额有助于刺激消费。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应该取代每月最低工资标准，这样会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减少加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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