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监察部网站3月9日刊文《反腐败立法的国际经验》，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法学博士李洪雷，文章称集中立法模式是指制定一部专门的反腐败法优势更为明显，在反腐败形势比较严峻的国家更是如此，相当多的国家开始趋向于此种模式。

不过李洪雷的文章同时指出，不能将其等同于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全部，腐败的防范与治理还有赖于其他单行法律的配合。其他反腐败集中立法的国家，也莫不如此。

以下为全文：

加强反腐败立法，建立起较为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是世界各国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基本路径。

纵观世界上有关反腐败立法的做法，大体可梳理和总结出两种模式，即集中立法模式和分散立法模式。集中立法模式是指制定一部全面、集中针对腐败问题防治的综合性立法，其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专门的反腐败法。例如，美国有《联邦贪污对策法》，英国和新加坡有《防止贪污法》，俄罗斯有《反腐败法》，韩国有《腐败防止法》等。分散立法模式是指并不针对腐败或反腐败制定专门的龙头性法律，而是根据腐败发生的不同环节和领域，以及惩治腐败的不同法律手段，制定相关的单行法。

这两种反腐败立法模式各有利弊。分散立法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密切结合权力运行和腐败发生的不同领域、不同环节，加以有针对性的防范、惩戒和治理，并根据具体情势的变化适时加以修订；而集中立法模式的优势在于，有利于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定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防止或减少法律漏洞，体现立法合力，有效节约立法资源和成本。相对而言，集中立法模式的优势更为明显，在反腐败形势比较严峻的国家更是如此，因此，随着全球范围内腐败问题的凸显，相当多的国家开始趋向于采用集中立法模式。但应当注意的是，集中立法模式中的反腐败综合性立法，只是国家反腐败法律制度体系中的龙头和统领，而不能将其等同于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全部，腐败的防范与治理还有赖于其他单行法律的配合。以美国为例，在《联邦贪污对策法》之外，还重视健全权力行使要求及其规则，如《行政程序法》等，并制定有利于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单行法，如《政府道德法》等，这些立法都属于广义反腐败法的内容，但无法为反腐败综合立法所全部涵盖。其他反腐败集中立法的国家，也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