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皮皮诺、江宇琦

编辑 | 师烨东

纪录片《大三儿》上映十四天，票房刚刚过121万，与300万的成本和150万的宣发费用相去甚远。

“不是要哭穷，一部影片赔钱了，我们可能就没有钱再做下一部了。”

从费尽周折进入北京电影节展映单元，到长达一个半月跨越50所高校的校园路演，再到为积累好口碑而做的多轮点映，回想起为《大三儿》宣传忙碌的这半年，看到现在票房成绩的低落，润智影业CEO刘倩羽接受毒眸（微信ID：youhaoxifilm）采访时落下了泪。

直到今日，润智影业挂在办公室墙上的背板上还写满了有关《大三儿》宣传的策略方案，“我爱这艰难又拼尽了全力的每一天”醒目在其中——这是朴树歌曲里的一句歌词，也是电影的宣传标语和几个人的宣传团队一直激励自己的座右铭。

就在去年，刘倩羽的润智影业帮助完成了国产纪录片的票房奇迹，1.7亿票房的《二十二》令她和团队受宠若惊。也是在去年，《冈仁波齐》等纪录片电影走入大众视野，《百心百匠》《本草中华》等电视纪录片也取得一定的成绩，总局出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做好2017年优秀国产纪录片推荐播映工作的通知》还明确鼓励了纪录片行业发展，“国产纪录片的春天”好像来了。

可谁曾想刚过了一年，行业似乎又回到寒冬。迄今为止，今年已上映的纪录片里，除《厉害了，我的国》外，没有一部票房超过了600万，最高的《出山记》仅有588万票房，《最后的棒棒》等片的票房还不到100万——大多数纪录片依然在主流观众的视线之外。

纪录片至今缺少直抵核心受众的有效渠道，仅有全国艺联等少数稳定的平台，杯水车薪。而在此之外，快速发展的商业片市场，则将没有健全体系的纪录片产业排挤到了边缘，本身就捉襟见肘的纪录片人才开始大量流失，使得整个行业逐步陷入到了当今的尴尬境地。纪录片行业的春天，真的遥遥无期吗？

纪录片的春天从未到来

从2014年注册起只发过22条微博的朴树，在2018年发了4条微博，其中有两条贡献给了《大三儿》。不仅如此，他还免费将自己的原创歌曲《空帆船》拿出来作为《大三儿》的主题宣传曲。

但是自8月20日《大三儿》上映至今，这部豆瓣评分7.6的影片，单日综合票房始终都在17万以下。依靠社交平台的口碑传播和朴树不遗余力地宣传，影片在场均4人的情况下，于上映第九天票房才突破百万。

《大三儿》的艰难同样是今年纪录片整体表现的写照。除去《厉害了，我的国》，2018年没有一部纪录片票房过千万，市场占有率仅1.084%。尽管这一成绩比去年同期的0.8%要好，但其中98%的票房是由《厉害了，我的国》贡献的，单片票房的不足和过百万票房影片数量的减少，其背后是纪录片经历短暂回升后重回冰点的现实。

这一切和纪录片在去年的繁荣形成了鲜明对比。整个2017年，除《二十二》和《冈仁波齐》两部票房破亿的爆款影片外，还有票房超过4000万的《地球：神奇的一天》，以及《火力全开》《一路逆风》《天梯：蔡国强的艺术》《摇摇晃晃在人间》《内心引力》五部票房过百万的纪录片。全年纪录片总票房达到3.32亿，也是有史以来纪录片总票房首次破亿。

除了票房优异，这几部影片的口碑、评分都十分不错，口碑与市场表现的正向，让从业者们收获了前所未有的信心。毕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纪录片都是中国电影市场里最冷门的存在。

2012年前后，伴随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的迅速崛起和市场的建立，电影成为最热门的风口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和资本开始涌向电影行业，中国电影的票房和产业规模也在不断攀升，各类爆款影片不断涌现。但相较之下，尽管院线纪录片的数量在2012年之后也有了一定增长，但总体表现依旧不容乐观。

拓普智库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纪录片迎来一个里程碑的时刻，《五月天诺亚方舟》单片总票房达到了2090万元，全年纪录片总票房也达到了历史新高的2300万，同比增长了近20倍。可是这样的爆发式增长并没能维持下去，此后两年，纪录片票房的增速仅仅保持在了20%上下，远低于同期内地总票房的增速，每年只有几百万的票房增长。也正因如此，纪录片在总票房中的占比甚至还有所下滑，不足0.1%。

而即便是在纪录片票房增幅比较明显的2013年和2016年，也很难称得上是纪录片行业的成功，因为票房都汇集在了单部影片上，其余影片票房表现并不算突出。2013年，《五月天诺亚方舟》一部影片的票房就占据了当年纪录片总票房的90%，其余12部影片平均票房仅有20万；2016年，《我们诞生在中国》豪取6665万，再度刷新了内地纪录片票房纪录，可当年其余11部纪录片平均票房只有205万。

事实上，仔细回看前两年上映纪录片的票房数字，《生门》157万、《我在故宫修文物》645万、《天梯：蔡国强的艺术》210万、《摇摇晃晃在人间》178万、《舌尖上的新年》193万，这些高评分的人文现实类纪录片的票房表现其实都不理想。

而创造了票房记录的《二十二》《厉害了，我的国》《我们诞生在中国》等影片，都是本身极具话题性，或是由知名大导演及迪士尼品牌助推的特殊个例，这样的成功很难在绝大多数纪录片身上复制。

因此即便是2017年纪录片整体状况见好，总票房首次破亿、总人次突破千万、总场次达到65万，也没能形成持续性态势，在2018年更进一步。冰冷的现实摆在眼前，现在就说纪录片春天已到还为时尚早，正如《大三儿》导演佟晟嘉所言：“从事纪录片行业十几年，从没觉得有春天过。”

缺人、缺钱、缺市场，纪录片发展之困

在院线的遇冷，其实只是纪录片产业在中国窘境的一个缩影。一直以来，纪录片在中国市场中都属于一个非常边缘的类型，并不被大多数观众所热爱。市场和观众对于纪录片的认可度，也是目前影响纪录片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

而在微博大V“纪录片之家”看来，中国市场和观众对于纪录片的忽视，在纪录片频道的消失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早些年间，不少国内的电视台都会设置有自己的纪录片部门，但从90年代开始，考虑到市场和经济效益，大部分电视台都撤掉自己的纪录片部，目前仅有央视等少数电视台还留存纪录片频道。

反观美国和英国的一些电视台(如国家地理、探索频道等)，直到现在都还有专门的纪录片频道，来负责拍摄和放映纪录片。这些频道的存在，不仅能为观众提供一个接触纪录片的机会，同时也能帮助整个纪录片产业去建立并完善其体系，并储备相关制作人才。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7》课题组在调研时发现，市场动力不足、人才匮乏已成为目前制约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调研所接触到的各个机构，无一不在感慨人才紧缺。尤其是当前影视市场观众趋向年轻化，纪录片制作和运营人才需要大量年轻人，现有人才储备远远无法满足需要。

“无论是电视纪录片还是纪录片电影，能稳定、长期且良性发展的前提一定是足够的人才与良好的发行渠道。但现状却是，中国纪录片的整个产业体系是不健全和不专业的，十分很混乱。”微博大V“纪录片之家”对毒眸坦言，由于缺少合适的体系和专业人才，中国很少有合格的纪录片产生，即使是大部分观众十分认可的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很难与国外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相提并论。

由于缺少合适的平台和成功的案例，投资者也会更加谨慎。《大三儿》出品方工厂大门影业CEO黄旭峰在接受毒眸采访时表示：“想要做纪录片和艺术片的电影公司，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有可能花力气做出来的两三部影片赔本，电影公司就会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甚至倒闭。”

《大世界》的制片人哪吒兄弟影业CEO杨城同样认可这种看法。在他看来，即使大的电影公司制作了纪录片并且票房不错，但和纪录片拍摄及制作周期、宣发投入的人力物力等相比，纪录片的票房与支出是不成正比的。

行业和资本的“冷淡”，使中国的纪录片产业陷入到了没有资金支持、缺乏好作品、纪录片更加不被观众与市场认可的恶性循环之中。而喜欢纪录片的观众和想要拍摄纪录片的导演，自食其力是唯一的办法，对观众来说是自己找途径或者建立途径去看纪录片，对于导演而言则是自己想办法找钱去拍摄。

“只有资金进来，人才进来，作品数量增多，行业才会有发展的可能。”黄旭峰说道。

但事实上，受到纪录片本身特点影响，在商业属性上的确不如其他类型的电影，所以即使是在纪录片产业较为繁荣的法国等国家，想要单单通过市场运作来维系纪录片的发展也并不现实，而国家提供的政策扶持及资金支持，同样是纪录片产业能长足发展的重要前提。

法国的纪录片管理和资助机构隶属于国家电影中心，其对法国本土纪录片提供多层次的帮助，例如项目拍摄资金来自影院收入附加税，国家电影中心或其他部委直接投资参与制作等等。在澳日韩等国家，也有直接对接纪录片创作的政府部门，专门为纪录片生产能提供资金、资源上的帮助。

在美国，公共纪录片频道同样占据了主流，这些频道往往不会接受广告，其主要收入来源为政府和有关公益组织赞助，此外一些热衷纪录片事业的个人也会进行捐赠。而电视台长年累月所培养起来的观众，有不少也成为了付费纪录片频道的忠实观众，如今，有不少电视台也开始进行商业化的纪录片频道运作。

“国家应该成立相关主管纪录片的职能部门，不能只依靠电影局，像电影发达国家都会有主管部门帮扶纪录片产业的发展。”一位长期从事纪录片制片工作的电影人告诉毒眸，“有主管部门存在，就能够从资金、纪录片审查管理制度、纪录片项目的投入力度和舆论关注度上有所提高。”

尽管近年来，广电总局也出台过“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天至少播出30分钟国产纪录片”的规定，但相比于法国等地，扶植力度还较为有限，尤其是资金资助，一直是国内纪录片的一大短板。2014年，国家纪录片专项扶持资金一度提高到2000万元，用来给纪录片项目做前期筹备资金以及优秀纪录片的奖金，但行业本身却没有详细的税收扶持制度，也没有明确的条文给到从业者“如何申请并拿到这些资金”。

有着多年电视台工作经历的佟晟嘉，对政策无法下沉的事实深有感触。“尽管国家出台了政策和扶持方案，但做纪录片的人拿不到钱啊，一般都需要政府部门、电视台和宣传部去申请资金和申报奖项，流程很多很复杂，也不容易拿到扶持资金。”

对于这一情况，上述制片人感到颇为着急：“（只有）当政策和资金同时到位，这个产业才会有本质的变化，也能快速地向成熟市场迈进。”

“纪录片能够表达我理解的这个时代容易被遗忘的东西”

可即便纪录片行业仍旧处在寒冬，春天的到来遥遥无期，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在这个行业里默默耕耘。

刘倩羽因为在《二十二》导演郭珂发起众筹时资助了这个项目，得以有机会为《二十二》做宣发工作，去年影片极为成功地获得1.7亿票房，让刘倩羽也收获了人生中最艰难却最意外的结果。“当时我已经给公司小伙伴说，做完这一部咱们就好聚好散吧。因为那时候太困难了，公司有四五个月没有发出工资，我们是靠信念撑下来的。”

“去年《二十二》的成功，主要功劳并不是我们团队，当时冒险去做《二十二》是‘为爱发光’，既然所有收获，那便要继续‘为爱发光’地去做一些好事。“刘倩羽开玩笑地向毒眸解释了愿意接《大三儿》宣发工作的缘由。

抱着“奉献”的态度，刘倩羽团队接下了《大三儿》的宣发工作，并且垫付宣发费用，“拮据”地展开了为期近五个月的影片宣传。“我们五十站校园路演只花了15万，导演和我们都住最普通的酒店，在选择媒体发稿时，我们也尽可能去接触最有效且费用我们能接受的媒体，这个过程的确艰难，我们基本处于到处求人的状态。”

国内一般商业电影的海报制作费用在五万每张，而当初在接洽海报制作商时，刘倩羽面对一万五每张的报价都觉得“太贵了”。最后，影片没有针对性地安排宣发轮次，一张在朋友圈和社交平台可见度很高的海报，是团队精打细算只花了不到一千块做来的。

可影片最终仅收获百万票房，让刘倩羽感觉与付出有很大落差。《大三儿》导演佟晟嘉面对票房成绩，反而宽慰宣发团队，同时也希望所有出品方以及黄旭峰和刘倩羽能够收回投资成本。

“在国内做纪录片真的挺不赚钱的，我知道有个很优秀的90后纪录片导演，因为剧组连续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已经转行了。”谈及纪录片行业发展现状对从业者的影响，央视纪录片频道的一位从业者告诉毒眸，想要坚持下来并非易事。

不过，《大三儿》的票房失利，并没有让佟晟嘉萌生退意。“难道只因为一部电影卖的不好，就要放弃坚持了十几年的事情吗？如果因为这个，当初就不会选择去做纪录片，纪录片能够表达我理解的这个时代容易被遗忘的东西。”

而在这条艰苦的道路上，佟晟嘉并不是独行者。

在拍《二十二》前，郭珂一度拿到了800万的投资，可由于他不愿意按照投资人的建议，改变影片风格，加入大量的泪点与情感冲突，最终还是和这笔巨款失之交臂。后来依靠张歆艺等人慷慨相助，郭珂用了三年时间才最终完成了这部电影。而当被问及拍摄过程中所经受的诸多困难时，他却显得很坦然，表示资金困难、发行难题都不算什么，这都是“它应该经历的”。

正在法国进修电影的纪录片工作者小木告诉毒眸，国内纪录片导演里，有过郭珂这样经历的不在少数，像知名纪录片导演徐童、王兵等，为了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拍摄自己喜欢的题材，刚开始往往都得自己贴钱去做，要到后来做出名气了，才有机会盈利。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像刘倩羽、佟晟嘉、郭珂，这些即使在纪录片行业最艰难的时候，仍旧选择坚守的人，才给了纪录片行业迎来春天的希望。

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平台和从业者，开始关注、重视纪录片的发展。近年来，以腾讯视频、B站为代表的视频平台开始不断在纪录片领域发力，其中腾讯不仅与世界最知名的纪录片承制方BBC合作推出的《蓝色星球2》，还聘请了《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加盟腾讯视频担任副总编辑。

谈起纪录片行业的现状和未来，小木告诉毒眸，虽然现状下有很多的不易，但她依然对这个行业未来的前景保持乐观，并愿意坚持下去。“我觉得职业是会挑选人的，像是《哈利·波特》里的魔杖选巫师一样。有些人骨子里有记录并表达的热情，这种热情近乎一种义务，就是我看到了知道了，不把它以一种形式记录下来，觉得特别可惜。我就是这样的人，‘纪录的本能’让我选择了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