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司法公开，努力维护司法公正”是中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也被视为化解社会“信访不信法”的一剂良药，而对于真正执行这项任务的各级人民法院而言，这条路还很漫长。

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外公布《中国法院的司法公开》（白皮书），该白皮书包括人民法院推进司法公开基本情况、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拓宽和创新司法公开途径等7个部分，中英文合计6万余字。

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在发布会上介绍，之所以编写关于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的白皮书，是为了全面展现近年来人民法院司法公开工作取得的成绩。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王万华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认为，司法公开对提升司法公信力，扭转“信访不信法”的局面有重要意义。

同时，“司法公开是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知情权的保障，其意义在于引入外部监督机制，较之法院内部监督机制，能够更有效防止司法腐败和法官滥用司法权，实现司法公正。”王万华说。

根据白皮书，中国法院司法公开进程主要体现在“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个方面。

这份“成绩单”把此前备受外界关注的“薄熙来案”作为了“审判流程公开”典型案例收录。据白皮书披露，“2013年8月22日至26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进行全程微博直播，5天庭审发布150余条微博，近16万字。”

而在裁判文书公开方面，据白皮书统计，截至2014年底，中国已有28个省区市的高级、中级、基层三级法院实现了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传裁判文书，已公布裁判文书5,685,491份；在执行信息公开方面，截至2014年底，执行信息公开平台累计公布未结案件2149万余件、被执行人信息2789万余条，提供执行案件信息查询1930万余人次。

但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佑勇对上述成绩并不满意，他对界面新闻说：“虽然目前各个计划都在展开，但力度还是不够，尤其是还没有完全做到网上公开。这方面应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要，如果在这个方面有进一步推进的话，那才可能真正达到司法信息公开的目的。”

同时王万华建议，应当进一步重视在个案中保障当事人的阅卷权，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特别是加强对司法裁量权如何行使的说明，保障当事人获知充分的裁判理由。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执行流程公开的若干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要求人民法院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运用网络、微博、微信、移动新闻客户端等载体，进一步拓展司法公开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虽然白皮书中体现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公开进程中，利用了各种现代信息技术以完善司法公开平台建设，但在王万华看来，这并不足够。他认为，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并不能够便捷利用互联网获知司法信息，还应当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具体情况，加强纸质平台的建设，建立多元的司法公开平台，最大限度满足不同群体的知情权。

另外，“司法是法院裁判个案争议的活动，司法公开中需要对公众知情权保障与国家秘密、当事人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保护之间进行利益平衡，需要在监督司法与保障法官免除舆论审判困扰之间进行平衡。”王万华说。